正文 第六十六章(1 / 3)

2008年9月19日17∶53於廣州青龍裏盈澤苑[3]文學評論·追尋性格創造的蹤跡追尋性格創造的蹤跡

最近,集中讀完了岑之京自1973年以來,陸續發表的近十篇小說,初步形成這樣幾個印象:一、注意和重視寫人物,寫性格,《魚王昌》是這方麵成功的代表作。二、人物性格寫得較好的,主要是幾個老貧農的形象,而其他的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的形象,則甚為單薄。三、《魚王昌》發表以後,作者曾嚐試寫刑事偵探小說,曲折離奇故事情節的編排,替代了對人物性格創造的銳意追求。這些印象伴隨著作品中那些閃光的和黯淡的,鮮明的和模糊的眾多人物,活躍在眼前。我們仿佛漫步在作者筆下人物的畫廊裏,追尋性格創造的蹤跡,揣摸藝術耕耘的成敗得失,熱情盼望作者有新的力作問世。

岑之京小說中寫得較好的有如下三個老貧農形象.我們是這樣評價他在性格創造上的水平的——

《野梅橋下》(發表於1973年)中的遠伯,如同母體中的一個血塊,隻含性格生命的因素;

《星光下》(發表於1978年)中的煥興大伯,眉目清楚,初顯性格的光彩;

《魚王昌》(發表於1979年)中的昌伯,性格豐滿成熟,個性甚為鮮明。

這裏,不妨再就這幾個人物略作分析,看看作者在刻畫人物性格上的進步和發展。

《野梅橋下》中的主人公遠伯,作者對其認識和表現,大都是平麵的,沒有立體感。他的性格,還沒有充分展露出來;他的精神世界,更不是洞若觀火。足以表現遠伯思想品格的幾個行動,與懸念的提出遊離,它隻說明人物在“做什麼”,遠未寫出人物在“怎麼做”。人物之間的性格衝突,也缺乏嚴密的組織和內在的聯係。不過,一個初學寫作者,能從生活的平凡處,捕捉到先進人物閃光的思想品格;在藝術的表現上,並不訴之於赤裸裸的議論和說教,而是從行動中來刻畫人物,這個創作的起步,是正確而可貴的。

《星光下》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作者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作品中煥興大伯的形象,較之遠伯的形象,顯然是厚實了些。這主要借助於作品能緊緊扣住戲劇性的矛盾懸念,藉此圍繞主人公的行動、心理與外在環境的尖銳衝突,來展示他的思想性格。

《魚王昌》的發表,不僅表明作者在刻畫人物性格上有了較為重大的突破和進展,而且開始有了自己的某些藝術特色。小說對昌伯形象的塑造,不像上述提到的兩個短篇那樣,懸念提出後,急於揭開矛盾,又匆匆解決矛盾,而是通過對人物行動和心理狀態的細致描繪,來進一步加深矛盾的懸念。然後,始終抓住外在矛盾在人物心靈上引起的種種強烈反響,迭次展開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逐步完成對人物的塑造,這就使人物的性格顯得有層次,有深度,有血肉。

以《野梅橋下》為起點,《星光下》為轉捩,《魚王昌》為代表,岑之京的短篇小說在刻畫人物性格上的進步,表現了自己的某些藝術特點。

第一,精心把握和表現人物在特定的矛盾下的心理活動,有層次有波瀾地逐步展開人物思想性格的發展變化。而且對人物內在世界的刻畫,追求一種細膩而不繁冗,樸實而不粗俗,真切而不矯揉的藝術風格。作者喜歡把自己筆下的人物迅即投入矛盾的旋流,並將這種矛盾集中安排在生活橫斷麵的一個焦點上,來展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即人物內在的矛盾運動,從心靈的一隅透視出社會的某些風雲變幻。這樣,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成為全篇的神經,人物的感情變化成為矛盾的貫穿線索,並以此組織素材,構成作品的情節,展現主人公的性格。

作品的這個藝術特色,《星光下》已初露端倪,《魚王昌》則運用得酣暢淋漓。

《星光下》選擇的是這樣一個特定矛盾:一方麵是煥興大伯因病退休養老,另一方麵是人們對煥興大伯的多方照顧,而他不能領受。主觀上想幹而客觀上又不允許幹這一矛盾焦點,使得煥興大伯處處與周圍的環境和人物發生種種糾葛。而他的思想性格,正是從他所處的環境和人物之間的衝突中,自然而然地展露出來的。小說先以一個“近鏡頭”,迅速賦予人物在“失業”回到家後的特殊感覺:“家裏邊的四堵牆把他的視線擋住了,把他和大夥的生活隔開了。”人物的矛盾心境一下子就突顯出來。接著,小說又通過人物的幾個行動(修完泥被“逐客”,想給隊裏菜地澆水,沙葛引藤,桑地除草,都成了“多餘”),及其在心理上引起的波折,使人物的這種心境表現得更為深邃。這樣,愈是把人物的這種處境和心情渲染得強烈,就愈能顯示出他與周圍環境的不協調;而人物的這種性格與環境的衝突愈尖銳,人物的赤誠之心就顯示得愈充分。爾後,作者筆鋒一轉,以完全不同的色調、場景、心情,來描寫人物看似遂願,實則落空的一個戲劇性行動(劃艇戽塘泥),由於作者采取了先揚後抑、起伏有致、變化驟然的寫法,使人物性格的刻畫,收到了相反相成的藝術效果。也正是從這點上來要求,我們仍嫌這段描寫急促了些。而最後給予人物行動的一個正麵寫,雖然筆觸細膩,層次分明,使人物的思想境界有所升華,但畢竟是出於較平的構思,變成了意料之中的安排。

如果說,《星光下》還主要是寫人物的行動與周圍環境的衝突,人物性格也無甚大發展變化的話,那麼,《魚王昌》就不僅較深刻地寫出了人物與環境的衝突,而且十分細致地展示了人物的內在衝突及其性格的發展變化。同時,這種內在衝突的描寫,不作靜止冗長的“獨白”,也不是赤裸裸的心靈呼號,而是通過人物對外在環境和經曆的事件的獨特感受和反映,在人物行動的過程中作傳神的簡潔的勾勒。這種寫法,具有我國文學描寫人物心理的民族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