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人幫”時期提拔起來的“火箭書記”的突然襲擊，使昌伯一氣之下，撂下了管魚塘的擔子。這個矛盾的提出，具有突發性；昌伯的行動，也有暴烈感。這樣，外在與內在的衝突，一開始就處於極其緊張的情勢和狀態中。昌伯壓住幾十年與魚打交道，舍不得離開魚的痛楚，發誓自此之後不提“魚”字，迫使自己不再想魚的事，可生活處處與他為難，關於魚兒的事，接踵向他湧來。隨著人物與環境這個典型的戲劇性的矛盾衝突的展開，人物的內心世界的隱痛便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麵前。昌伯剛宣布今後魚塘的事“再也不管了”，可當大隊書記向他陳情時，他又不由地想到“魚兒是嬌貴的寶貝，侍候得不到家，就是要鬧別扭”，以至感到內心很“亂”，“很痛苦”；當回家路上遇到鄰隊青年管塘員向他請教治疸鯇，並稱他為“魚王”時，他一聽到“又是魚，魚、魚”，“心裏煩透了”，“登時無名火起”，回到家“又一氣之下”，把獎狀“統統都扯了下來”；上自留地經過蠶房，看到蠶糞沒有挑下魚塘，原先見到蠶兒長得好的“笑容”，又一下子從他臉上“跑個精光”；到塘邊洗手，見長著草，這在他來說“是容不得的”，可一想到“火箭書記”的批判，又把剛剛拔起的草摔進塘裏……小說在對昌伯的矛盾心理作這些精細入微的描繪時，讓現實與曆史的回顧疊印，想象、幻覺、聯想、回憶相交織，使人物的內心世界呈現出錯綜複雜的畫麵。從表麵上看，昌伯是在消極對抗“火箭書記”，但正是這種矛盾痛苦心境的展示，才足以表現出昌伯獨特的性格和處理問題的獨特的思想方式，顯示出人物真實而不是虛假的精神品格。小說在人物性格的基調充分顯露後，則用濃墨重筆，集中描寫昌伯在見到塘邊長草和蠶糞無人挑下魚塘這兩件事上，更為複雜的心理矛盾，使人物“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性格與強烈的責任心在內心世界展開更為劇烈的搏鬥，最終，是責任心占據上風，人物的精神境界也由此升華到一個新天地。細膩、樸實、真切的心理描寫，不僅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有發展變化，增加了人物的厚度和立體感，也使情節有所起伏跌宕。當然，如果昌伯各種心理衝突的社會背景，能展示和開掘得更深刻些，人物形象的社會意義和作品的思想深度就會更理想。尤其與《星光下》在構思和藝術表現上的某些雷同，也是令人感到不滿足的。
第二，注重在人物行動、心理和性格的外在和內在衝突的開展過程中，選擇和運用富於個性化的、典型的細節來刻畫人物性格。如果把作品中的事件情節比作是一條項鏈的話，那麼，細節就是這項鏈上的一顆顆珍珠。沒有珍珠的光彩，項鏈無疑要減色。岑之京筆下的這幾個人物，其中尤其是昌伯形象的成功塑造，與有豐富表現力的細節的充分運用，落“點睛”之筆密切不可分。而且，它是在人物行動、心理、性格的外在和內在衝突的開展過程中出現的，並不純粹是為了裝飾和點綴，而是使之成為整個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人物性格生命的細胞和基因。正如高爾基所要求的：“使任何細節都各守其位，恰到好處，沒有一絲多餘的感覺，一切都要使讀者的眼、耳、口、鼻、舌感同身受。”
《野梅橋下》很少運用細節，這正是遠伯形象不夠鮮明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作品中有一個細節，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副大隊長不問群眾意見，自作主張地撒石灰劃線整路時，小說寫了遠伯在與之鬥爭過程中的一個細節：“他忽然一個箭步衝到李德撒石灰的地方，‘喳喳喳’幾鋤頭，把地上整整齊齊的石灰線撥亂了；還左一腳、右一腳，把石灰線踢得亂糊糊的。”這個細節，沒有著意渲染，而隻是近於白描的簡單勾勒，但遠伯見義勇為，敢於負責的精神品格卻躍然紙上。《星光下》中有兩個細節的對比運用，也很感人。煥興大伯“失業”回家，看到放在牆角的木匠工具因多時不用而生鏽時，隻見“他拿起一塊滿是鏽斑的鋸片，用手指彈了彈，說：‘你也老啦，夥計！’”這個細節，很能表現主人公此時苦悶的心境。後來當他尋到修小艇的活兒幹時，對於同一事物，他的感受與先前迥然各異：“他響亮地咳嗽了兩聲”，將工具“有節奏地磨了起來”，“不一會，那鏽跡斑斑的刨子、鑿子就像煥發了青春的老人一樣，閃閃生輝”。這兩個細節，自然拈來，前呼後應，用來刻畫人物在不同時候心境的微妙變化，有強烈的動作感和藝術效果。《魚王昌》中最能顯示昌伯思想性格的發展變化和光彩的，就是對待蠶糞沒人挑下魚塘和塘邊長草這兩件事上，人物內心世界的反複和劇烈的鬥爭，而這主要又是依靠一連串經過選擇和提煉的細節，以及它們之間的巧妙組合來完成的。
對前者，小說先從外部寫他三番五次走進蠶房，終於，由失望、不安、焦躁而引起主人公在生活中的某些反常現象：“他去喂自家的豬，卻把裝滿豬食的木槽子放在大半人高的豬圈圍牆上”；“吃罷晚飯，何昌肩頭上搭條毛巾，到衝埗頭去洗臉，出門口時，順手把頂竹帽子扣到頭上”，“老漢竟日夜不分了”！這裏，作者以反襯正，越是把昌伯“顛三倒四”的行為渲染得越強烈，他那矛盾的心靈就展示得越充分，從而將主人公熱愛和關心集體事業的崇高品格表現得越明朗。對後者，小說先寫昌伯見到塘邊長草在心理上引起的反應：“一個管塘員，是勤是懶，你去看看塘邊就知。現在老漢雖沒帶鋤頭”，可“用手也要把草拔除掉”。接著，通過寫他拔草的細節，進一步細致地刻畫昌伯的矛盾心理：他“剛剛拔了兩把草，就停住了”，這時，他想起了“火箭書記”的話，“如今‘社會主義’興長草哩”，就沒好氣“狠狠地把手中的草摔到塘裏”。小說寫到這裏，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已經很鮮明了。但作者憑借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感受和精細觀察，通過匠心構思，繼續沿著人物心理矛盾的邏輯發展，進一步運用細節深化這種描寫。昌伯把草摔進塘裏，作者有一段精彩的細節描寫：“幾條小小的鯇魚兒，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把那幾棵小草扯進水裏。過了一會，魚兒又浮了出來，團團的圍在老漢的腳下，一條膽子大的，竟遊過來咬他的腳指頭呢！”這個時常可見的景象，此刻在昌伯心理上引起的反應是異常複雜的，他向“可愛的魚兒”解釋為什麼“離開你們”，並非出於“老漢狠心”，幾乎又同時舉腳“猛地踢了一下水”，“把那些魚兒嚇得溜沒了影”。然而，餘愁未盡，作品接下去，用更細膩的筆觸，寫老漢的心理：“回家的路上，何昌覺得眼前總有幾條魚兒在晃動。”至此，讀者心目中的昌伯形象，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身，也不是從外在貼上去的性格標簽，而是能從中傾聽到人物的呼吸，感覺到他的脈搏跳動，觸摸到他的顫動的滾燙的心。細節的運用收到如此效果，確實令人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