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13日於廣州
注：文中論及的作品後來大多收入短篇小說集《青青的桑林》，花城出版社1983年出版。[3]文學評論·展露青年心跡的窗扉展露青年心跡的窗扉
一
最近才獲悉，我國青年的人數已達二億，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都有過青年問題。今天，在我國，這仍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重要的問題。因此，如何正確看待，教育和引導青年，不僅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也是文藝家的崇高職責。
今天的青年，較之過去時代的青年，甚至與五十、六十年代初期的青年相比，他們之間有些什麼共同點，又有哪些區別？時代賦予了他們一些什麼新的特點？他們在想什麼？追求什麼？他們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是怎麼樣的？青年作者王文錦近兩年來，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筆觸轉向這個領域，從藝術形象創造的角度來探索這些問題，這是有見地的。但他又不同於那些反映思考、戰鬥的那部分青年人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主要描寫對象，是經過十年浩劫和粉碎“四人幫”曆史轉折時期，尚處於轉變甚至落後狀態的一部分青年，通過他們的遭際和命運，從一個側麵展露其複雜的心跡，這為我們全麵地認識今天的青年一代，無疑是起了個窗口的作用。從這個窗口，我們洞悉和感受到了這部分青年生活的某種節奏、色彩和信息，從而更具體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曆史責任。讀王文錦反映青年生活的這組作品。我們認為，它的思想價值主要在這裏。
王文錦筆下的青年形象都是一些待業者、求業者、與不正之風作鬥爭而受打擊報複者、想調動工作而委曲求全者，有的甚至是盲目羨慕和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者、失足者，以及狹隘的排外主義者，等等。在這些人物的性格和心靈中既有“四人幫”那個時代留下的傷痕和鏽斑，也有潛在的理智和良知，甚至還有某些閃光之處。作者的可貴之處首先在於：表現這些人物時，沒有單純地去暴露和渲染其傷痕和鏽斑的一麵，而是熱情執著地在這些似乎已經變得畸形的人物身上著力開掘他們的青春活力、人性美和他們的向上要求。作者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創造告訴我們：這些人們人性美的一麵，並沒有被曆史悲劇的一幕全部帶走，而是一旦被喚醒，就會變成和自身墮力進行鬥爭的動力和源泉。應該說，王文錦這類題材的作品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得當的，心中透發出來的思想也是發人深省的。
二
如果我們再深入一步分析，可以從中發現，王文錦的小說在描寫這部分青年的遭際和命運時，總是把它和與之相聯係的某種社會弊端扭結在一起，以加深人物的深度和作品的思想力量。我們也看到一些文學、戲劇、電影作品，它們為了表示作者自己對當前某個為群眾關注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見解，或完全不顧作品中人物和環境所允許的條件，或是通過人物之口，或是作者自己站出來，褒貶抑揚，慷慨陳詞，人為地、牽強附會地給作品外加上什麼“時代色彩”和“政治光圈”。也許，這可以讓讀者或觀眾痛快淋漓於一時，但終究不能產生持久的藝術感染力。我們感到，王文錦的小說在這方麵的處理，是較為出色的。他的這些作品，常常升騰起一股灼人的真實的力量。這裏成功的“秘訣”在於：能否將這些人物的遭際與命運，放到一定的曆史環境中去透視，並揭示其中所固有的社會意義。
《金醫生告狀》寫的是金醫生告發搞不正之風的龐書記的故事，都觸及到了幹部終身製的弊病和現行幹部製度改革的重大問題。龐書記是一個“劣跡昭著”的基層領導幹部，這一次他被告下台了。看來，金醫生所在這間醫院的生活將出現新的轉機，主人公的命運也顯出曙色，可是，正在這洋洋喜慶之時，又一個類似龐書記的左院長，竟又上門來敲詐勒索。更令主人公瞠目結舌的是，正是左院長給主人公一家帶來了這樣一個信息：龐、左二人隻不過是互換了工作單位，職務照舊。小說作這樣的處理，是發人深思的。如果隻是為了寫告狀而告狀，作品帶給我們的聯想和回味，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綿密，也不可能這樣深刻。小說將暫時被告下台的龐書記放在背景中來寫，而正麵展開仍在台上的左院長的所作所為，這一隱一顯，一暗一明的對比描寫，就為龐、左兩人的這種結局安排設下了一個伏筆。尤其是，它自始至終是在金醫生告狀由喜到悲至憤的情緒變化轉換中自然展開的，就更顯得真實、可信。可惜，作品中關於主人公為什麼要告狀的動機寫得還不充分，因而削弱了與龐、左不正之風鬥爭的思想力量。
《“啊巴拉咕……” 》寫待業青年阿全的遭遇，卻與黨風問題聯係在一起。小說中的基層領導幹部豐書記雖著墨不多，但在一些關鍵性的情節裏，即阿全的命運發生周折的時候，作者的點睛之筆，卻使他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和精神特質。當阿全和幾個老知青組織起加工組，試圖自己解決就業問題時，豐書記以組名“自強社”與“台灣蔣幫提出‘莊敬自強’”的口號有聯係，就強加扼殺；當阿全因受蒙騙出賣假藥被抓時，豐書記則再三要求派出所“嚴肅地處理”，欲將阿全一下子推到絕境；當阿全與壞人鬥爭遭到暗算，最後因傷勢過重而犧牲時，豐書記又“由於培養了一個英雄人物得到嘉獎”。小說中關於阿全受傷住院期間和犧牲後，豐書記“搶鏡頭”，以死者的高貴來換取自己的榮耀等典型場景、細節的描寫，真是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