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5日於廣州
注：《弱者與強者》，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3]文學評論·《小姐同誌》引起的思考《小姐同誌》引起的思考
您在繁重的編務之餘，仍時有短篇作品見諸報刊，近期，又完成了頗有分量的中篇新作《小姐同誌——特區人情世態之一》（《特區文學1987年第２期》），作為您的編輯同行，作為一個評論工作者，我由衷地祝賀您。
近一年來，我在許多場合講過這樣一個觀點：廣東文學要躋身於全國，最有力量的一個武器，就是反映廣東的現代精神文明。倘若能創造出現代廣東人的形象，展示出現代廣東的都市文明，廣東文學不僅有了充分的地域性（這是與現代經濟運動相聯係全部生態環境的變遷），而且具備了現代中國人的時代精神個性、氣質和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於一切探索廣東現代精神文明的作家，尤其懷有崇高的敬意。他們是新時期廣東文學的開拓者。
特區題材的作品，是反映現代廣東都市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麵。甚至可以說，特區是現代廣東都市文明的交彙點和樞紐。但我所讀到的特區題材佳作、力作並不多，而表層的、淺薄之作卻不乏出現。問題在哪裏呢？作家的觀察和思考的注意力，如果僅僅停留在生活氛圍、色彩的變化，而不是深入到由於現代經濟運動所造就的新型的人際關係、新型的人的內部世界中去，那是無法透視出生活本身所具有的那種豐富、博大和深刻的。
《小姐同誌》引起我的興趣，首先是寫出了幾個有著現代中國人特質的藝術形象。這種特質，是民族優秀文化與現代社會開放文化的共同結晶。也即是說，它是民族傳統的意識、道德和價值標準，又是民族現代的意識、道德和價值標準的體現。小說中無論是來自香港的董事長小姐——俞珍麗、副總經理駱明，還是從內地集合到特區這塊土地上的總經理裘世裕、副總經理呂振中、胡龍森以及茶座歌星郭鳴、女工李燕蘭，他們身上都有著東西方文化碰撞與交彙後留下的印痕。俞珍麗接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性格落拓不羈，隨心所欲，但對待愛情的態度，又恪守“專一”的民族道德準則；呂振中有我們民族性格中質樸、誠實、執著的一麵，但他畢竟生活在與港商合資的企業環境，他又具備了現代商品社會精明、強悍的氣質。至於裘世裕，則是東西方文化全部沉渣壘起的醜惡形象。
由於您曾從事過戲劇創作，因而將戲劇結構運用於小說創作，是駕輕就熟的。呂振中與俞珍麗是小說中兩個最有個性光彩的人物。他們的成功創造，與您賦予他們強烈的戲劇衝突緊密相關。小說中所描述呂振中與俞珍麗練馬的情節，十分精彩。開始我擔心會把這組人物關係變成新三角戀愛故事，又擔心會將俞、呂的感情線強化，以致演繹成一個俗不可耐的“白馬王子”的愛情故事。幸好，作家在這方麵的分寸掌握得體，含而不露。說明了作家對人生把握的成熟。
小說的結尾，我感到不太滿足。對人物結局的安排，似乎過於戲劇化了，過於倉促了，完全不必設置現在這樣完滿的結局，應給讀者留下更多一些想象的空間才好。
此外，我認為這部作品動作性強，完全有條件改成電視劇之類的視覺藝術。可否與有關方麵聯係一下？
由於編務纏身，又將進入一個新的選題寫作，《小姐同誌》隻讀了一遍，寫了這點零星感想，請諒。
祈祝有“特區人情世態”之二、之三的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