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皇室原本與鮮卑貴族有極深的關係。據《魏書》所載，後魏有代北鮮卑族複姓“叱李”氏，後改為漢字單姓“李”氏，李唐或許本是胡人。李淵母獨孤氏、李世民皇後長孫氏均是鮮卑人。特定的生存和生長環境，決定了他們較少清規戒律，而帶有較多的狂放和野性、天性的自然和原始的美麗。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把儒家傳統衝得七零八落，政治的失範和思想的出軌，恰是民主自由的先河。李唐入關以後，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他們更需要打破狹隘的所謂“夷夏之別”。作為唐朝的皇帝，又被尊稱為西北諸民族的“天可汗”，理所當然地能夠平等地對待漢族和非漢族，處理好國內與國外的各種關係。於是，我們看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是那樣的寬鬆，思想是那樣的自由，整個社會洋溢著濃濃的民主氣息。朝廷大臣不是皇帝的奴仆，而是活生生的個體。他們可以盡情張揚自我的個性，自由地發表言論，哪怕那是對皇帝的尖銳批評，而不必擔心褫去官職，摘掉人頭。以直諫聞名的魏征，不僅保得一生富貴，死後更讓太宗傷悼不已，說是失去了一麵照出自己瑕疵的鏡子。白居易的《長恨歌》，指斥皇帝貪好女色，荒廢國事，以致引發安史之亂，那筆墨又是何等大膽！放在後世，縱有十個腦袋也不夠殺。而在唐朝，這揭皇帝隱私的詩篇，卻風行天下，遠播異國。
在唐政權中，由“胡人”乃至外國人擔任高級將領、地方長官乃至宰相，是很平常的現象。這進一步加快了民族的大融合，促進了文化的交流，為中華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於是，中國曆史上最繁榮昌盛的時代開始了。
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車水馬龍，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在政治上，開元之治超邁了西漢的“文景之治”。
唐玄宗統治時期鼎盛局麵達到了高峰，文壇上也出現了為後人津津樂道的“盛唐氣象”。
皇帝是古時對人間最高統治者的稱呼，皇帝是天子，自然不是尋常人。從秦始皇稱皇帝開始，圍繞著皇帝形成了一整套的製度和禮儀規範，一切與皇帝相關的事物都有特殊的稱呼：皇帝說話就是聖旨，命令稱詔、製，出行為“幸”，居處叫宮廷、禁中，葬所稱為陵，死叫“駕崩”，自稱為“朕”，臣民要稱呼“陛下”或者“聖上”……國家法律製度對於皇帝的尊嚴和權威做了嚴格規定，神聖不可侵犯，更不可僭越。皇帝的言行也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來記錄，比如唐朝有國史館，由宰相監修國史，負責編修起居注、國史和皇帝實錄。在古代，如果有人對皇帝妄加評論，很有可能被視為“指斥至尊”而被嚴肅處理，甚至會禍及滿門。
可是，有時候，皇帝還比不上尋常人。他們並不總是一言九鼎，有時候會成為別人的招牌和傀儡，有時候連自己的生死都無法預料，這是因為皇帝個人的命運往往與所處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比如唐朝後期的皇帝往往由宦官決定廢立，稍有不慎就會喪生於家奴之手。
中國曆史上的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皇姓的變遷，大唐帝國（618～907）的皇室是李姓，所以往往被稱為“李唐”。李唐王朝因其獨特的發展條件和發展環境，創造了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民族融合、自信開放的燦爛文化。唐都長安是著名的國際大都市，人口曾達到百萬。開放的唐帝國吸引著來自各國的留學生、學問僧、胡商、蕃將和使臣，唐太宗還被尊奉為各民族的共主——天可汗。俗語說“三尺童子能誦李（白）杜（甫）詩”，歐美的華人集聚地被稱為“唐人街”，唐文化的無窮魅力和深遠影響可見一斑。本書講述的唐朝皇帝，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曆史時空中的特殊群體。
從開國的高祖李淵起，唐朝皇統下的男性皇帝有20位，而聖神皇帝武則天打亂了這一純粹的男性繼承體係。這是唐朝與曆史上所有大一統王朝的皇統相比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武則天的稱帝改變了以男性為中心的皇位繼承製度，堪稱空前絕後、驚世駭俗（西漢高祖皇後呂氏曾經臨朝稱製15年，但並沒有稱帝；清代孝莊文皇後和慈禧太後把持朝政，也沒有改變皇姓）。不過，武則天稱帝後，在繼承人的選擇上也遭遇了一個大難題：她稱帝不廢李唐子孫為皇嗣，無法割裂與丈夫高宗和兒子之間的萬縷千絲，剪不斷與李唐的天然情結，最終還是還政於李家。在她生前死後，李唐子孫都不曾把她視為外家皇統，“慈母”和“名君”是後繼者給她的評價。唐文宗朝的史家路隋在《上〈憲宗實錄〉表》中，說唐憲宗是“承十一葉之基運”，也包括了武則天在內。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武則天排斥出李唐的皇統體係之外。
我們按照從高祖到哀帝的先後順序，交叉使用局部特寫和長鏡頭慢慢拉開的方式，時而細致刻畫，時而俯瞰概覽，細細評說唐朝21帝，展現大唐帝國波折起伏的宮廷生活風貌。手法不拘一格，隻是希望在一次次的快門閃爍中，能夠通過不同角度的聚焦，去捕捉塵封在曆史檔案中的宮廷秘聞和人物故事，透視大唐帝國290年的盛衰興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