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王後元九年，在攻取巴蜀問題上，秦廷曾有一番爭論，這就是有名的司馬錯難張儀的伐蜀論。
在春秋戰國時，巴、蜀是四川盆地境內的兩個大國。蜀王別封弟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在今四川廣元西南）。苴侯與巴王友好，巴與蜀為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且求救於秦，時當秦惠王後元九年。苴地當秦通巴、蜀的咽喉要道，秦惠王想趁機出兵伐滅巴、蜀，擴大秦國疆域。但秦兵西出，中隔秦嶺，道路險阻，行軍十分困難。當時秦相張儀正大力推行連橫政策，他要用武力作後盾，力主伐韓，迫使其就範。在先伐韓，還是先滅蜀的問題上，秦惠王拿不定主意，就召集群臣討論。張儀與司馬錯正好立場對立，秦惠王讓他們互相辯難，充分闡述各自的理由。這場論難，見《戰國策》卷三《秦策一》，後人標題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章》，《史記·張儀列傳》作了全文引載，這是一篇古代著名的兵略學理論文章，它闡明了兵政關係，戰爭應從屬於政治，是為富國強兵服務的。
當時形勢，秦惠王承商鞅變法之後，國力充實，圖謀發展。司馬錯與張儀的爭論，主旨是強調向何方發展，要充分考慮國家實力與國際政治形勢。張儀主張取中原心髒之地，威諸侯，成王業。司馬錯認為時機還不成熟，秦國猶為國小民貧之國，取蜀足以廣國，得其財可以富民，如此，則“利盡西海”，又可博得“禁暴止亂”的好名聲。司馬錯的主張，立足於總體形勢分析，實際上是要用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收獲，采取軍事行動要以政治為先導，師出有名而有利，不赤裸裸地以眾暴寡，以犯眾怒。秦惠王權衡利弊，采納了司馬錯的意見，並立即行動，當年十月，秦滅蜀，虜巴王。
司馬錯難倒策士張儀，表現了他識高一籌，謀略非凡。曆史證明，司馬錯經營巴蜀，取楚黔中，完成了秦對楚國迂回的戰略包圍，居高臨下攻楚，意義十分重大。《史記·張儀列傳》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張儀說楚王與秦連橫，也以威脅的口吻對楚王說：“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浮江已下，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由此可見，秦取巴蜀，對於進攻楚國，處於多麼有利的戰略地位。
司馬氏之兵學淵源還可以追溯更遠。《太史公自序》追述了司馬氏祖先遠祖世係，有著兩大光榮的祖德傳統，即或為文吏世典周史，或為武將建功立名。在司馬氏的家譜上，武職的光輝比史職的閃光更為奪目。周宣王時的程伯休甫就是一位著名的將軍，垂名於多種典籍之中，《詩大雅·常武》讚頌了他的事跡：“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陣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國語·楚語下》觀射父論絕地天通條亦述載此事。據韋昭注，程是國名，伯是爵級，休父是人名，他以伯爵諸侯任職為司馬。西周有大司馬，是執掌兵事的最高武職。西漢時史遊著《急就篇》，在“司馬褒”下注雲：“程伯休甫，周宣王時，有平徐方之功，賜以官族，為司馬氏。”從此，休甫之後裔以司馬氏為姓，傳習兵法劍術，因此兵學成為司馬氏深厚的家學淵源。
司馬遷六世祖司馬靳，《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廣說：“靳，一作蘄。”《秦本紀》、《白起傳》作“梗”。靳、蘄、梗三字一音之轉，實為一人。“靳”與“蘄”韻近，“靳”與“梗”聲近。也就是說《秦本紀》和《白起傳》中的“司馬梗”即《太史公自序》中的“司馬靳”。長平戰後，秦軍分三路攻趙。白起自率一軍定上黨。王齕率一軍取皮牢。司馬梗率一軍北定太原。公元前257 年，白起不肯為秦攻趙邯鄲，被秦昭王賜死，司馬靳（梗）連坐而死。白起不肯為將，因為他認為攻圍邯鄲機會已失，不能取勝，他寧死也不做敗軍之將。秦軍攻圍邯鄲，諸侯救趙，果然大敗秦軍。司馬靳連坐而死，由此可見他的誌節，大約也是不肯做敗軍之將拒絕出征而被賜死，同時也說明了他與白起的密切關係。
從上所述，司馬氏祖上從程伯休甫到司馬錯，武功顯赫，激發子孫壯誌。司馬錯秦國名將，從未打過敗仗，以政治指導軍事，識高一籌。司馬靳不做敗軍之將，效法白起而死，具有抗強梁的品德。司馬遷祖上的顯赫軍功和思想品德，在一代又一代子子孫孫的口耳相傳和言行身教之中形成寶貴的家學遺產。司馬談臨終，拉著司馬遷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義發誓效周公發揚祖德，光耀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