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嬰聽了，認為韓慶說得有些道理，便問道：“照先生的說法，我應該怎樣做才是呢？”
韓慶獻計道：“依在下愚見，將軍您不如讓您的國家暗中與秦國合好而不去攻打秦國，這樣您也就不必去向西周借兵借糧了。您可以兵臨函穀關而不去進攻秦國，然後派您的使者去對秦王說：‘薛公(田嬰封地在薛，故又稱薛公)一定要出兵破秦而使韓、魏兩國強大，原因就是想要讓楚國把東周(楚國的地名)割讓給齊國啊?’秦王如果能放回楚王(此時楚懷王被扣留在秦國)，而使秦、楚兩國合好，您就可以使您的國家有惠於秦國，而使秦國感到能夠完好無損，正是由於楚國割讓了東周，才使得自己免遭到進攻，秦國必定願意這樣做。楚王被放回了楚國，也必定會感謝齊國。齊國得到了東周而更加強盛，將軍您的封地薛城也就可以世世代代沒有什麼憂患了。秦國沒有受到大的削弱，處在韓、魏、趙三國的西部，這樣，秦對這三個國家是個不大不小的威脅，這三個國家自然也不敢輕慢齊國了。”
田嬰說：“說得好，就照您的意見辦!”
於是，他派韓慶作為自己的使者去遊說秦王，還說服了韓、魏、趙三國不再去進攻秦國，這樣，齊國最後自然也就不必向西周借兵借糧了。
聰明的韓慶不僅善於就各方的具體矛盾來思考問題，而且還是設身處地地為齊國及薛公本身的利益著想，他的設想對齊來說，又是一個均衡外交的戰略，這是大國強國的等距離外交，即既不弱秦強韓、魏；又不弱韓、魏而強秦，使得這三者或五者(秦、韓、魏、趙、楚)均有求於齊。這種戰略布局自然為田嬰欣然接受。齊、秦弭兵，齊向西周借兵借糧這件事自然也就不用提及了。韓慶此舉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跳出了形式邏輯中的兩難推理的狹隘局限，求得了一個全新的解決辦法，從而挽救了僵局，走活了全盤。這個以平衡之法解決問題的聰明方法，很值得我們後人深思。
借力登高，成就自己
在管人過程中，有時會遇到這種情況：你的下屬分為不同的派別，每一個派別都擁有自己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還沒有實力將他們一一掌控，平衡各方勢力以達到對全局的管理和控製就成了首要之選了。
晉湣帝在長安向匈奴劉聰投降後，西晉政權滅亡了。一年之後，安東將軍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東晉，力主其事的便是一代名相王導。
在當時的情況下，複興晉室隻是內聚北方士人的公關手段，在王導的內心，若能安定東晉已是極為不易的了。所以，主戰派多次提出“北戰收複失地”的主張，均未得到王導的支持。對於北伐名將祖逖等人，東晉王朝的態度也是消極的，因為從穩定的角度考慮，以北伐為國策並不符合南方望族的意願，而且，一旦大肆北伐，新形成的北方勢力也可能危及東晉王朝。既團結北方士族又協調朝廷的關係，就此而論，王導的策略是成功的。
有一次，叛軍攻打建康，將軍溫嶠擅自將皇帝巡幸必往的朱雀橋燒掉了。皇上知道後暴跳如雷，但是溫嶠並不在意，連道歉的意思也沒有。王導知道此事可能會造成的後果(或者它本來就是一種信號)，於是匆忙趕來為溫嶠說情：“皇威之下，溫嶠不敢說話，請皇上麵察。”這既保住了皇上的麵子，也給溫嶠一個台階下，溫嶠也就勢道歉，化解了一場可能產生的內亂。
平時，對於各地的叛亂，王導盡可能大而化小。如此做法自然令人不滿，但是王導也有其苦衷。對於一個虛弱的王朝來說，不顧一切，硬拚可能遠不如忍耐一時，等待變化更為明智。當然，王導對軍隊力量也並不是毫無節製的。譬如，他極力強化貴族的威勢。有時候，判軍甚至已經占領了都城，並想當皇帝，至少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但是，一掂量，感到軍隊的威勢還遠遠不夠，結果，還是得將王導抬出來，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對於東晉朝廷，王導的策略是極力推崇它的皇威，以此號召天下。同時限製皇族勢力的發展，使政局不致失衡。在公開的場合，王導是誠惶誠恐，禮數周到；當他獨自麵對君王時，又敢於犯顏直諫，甚至直言無忌。一次，晉明帝問溫嶠，自己的司馬氏祖先是如何統治天下的，溫嶠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王導道：“溫將軍時值壯年，不熟悉這段曆史，就由微臣代他回答吧!”於是，王導從司馬懿如何清除異己開始，一直到司馬昭是如何殺害魏王曹髦，諸般險事一一道來，毫無隱瞞。明帝聽了不禁為之歎服，說：“如此看來，朝廷的命運也是在天之數了。”
當然，王導之所以能這樣做，除了高超的平衡策略，還在於王氏家族有著巨大的力量，當時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但是王導也知道，對王姓家族的勢力若不加以限製，也會破壞脆弱的平衡關係。
東晉的建立，王導與其堂兄王敦出力最大。後王導任宰相，而王敦任大將軍，領重兵在外。如此局麵，又使得皇帝有傀儡之感，便有意削弱二王之權。王導不動聲色，頗令士大夫同情，王敦則木然，他本來就有野心，幹脆借口除奸而率兵殺向建康。
以當時的客觀力量而言，朝廷遠不及王敦，而且宮中也有議論，認為王敦造反有理。但是王導心裏絲毫不願與王敦合謀，他認為唯有司馬氏才是安定的象征，王氏家族在安定的情況下，不必因此而失衡，否則王氏家族同樣遭到迫害，何況以王敦的個性，一旦大權在握必定釀成大禍。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有趣的一幕：一麵是王敦的造反；一麵，王導卻率領以四個族弟為首的20餘位族人，每日清晨去中書省自請裁定。當時，朝廷雖然也有人上書要滅王門九族，王導也清楚，晉元帝不敢那麼做。但是他仍通過各種渠道疏通關係，終於重新獲得了元帝的信任，元帝賜其“大義滅親，一代忠臣”的詔書，將國家大事重新委托給了王導。趁著王敦的叛亂，王導在朝廷中的地位反而變得更加穩固。兩年以後，王導發兵滅了王敦，消除了危及平衡的大障礙。本來，王敦叛亂，王氏家族理應受罰，但是皇帝卻做了非常處理：“王導大義滅親，應恕其罪至百代之後。”王氏家族從而得以延續。
公元339年，64歲的王導去世。他先後擔任三代宰相，自身沒有任何積蓄，然而卻以其獨特的平衡權謀術，團結了各種社會力量，在風雨飄搖之中維持了東晉王朝的存在和社會的安定。在那樣一個戰亂時代，這一奇跡的發生，可以說與王導的平衡策略有直接的關係。對此，現代管人者不可不靜下心來好好學習。
貴人路線的四步走法
如同醫學上“防病重於治病”一說一樣，平衡各方關係，不使局勢失控的根本途徑，不在於費盡心思地去處理問題，而在於防患於未然。因此，管理者需要用一些權謀防止上下“失衡”的出現。曆史上留給今天“隔離、牽製”的權謀術便是解決問題的很好選擇。
(1)遷徙豪富和貴族。
周公征討武庚叛亂之時，將殷朝“頑民”，遷到洛陽去，是讓有反抗情緒的原京都殷民，遠離周朝京都，離政治中心越遠，其危害政權的勢力越小。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將12萬戶天下豪富遷往鹹陽。他錯誤地認為豪富威脅他的江山。其中有一戶姓卓的豪富，是冶煉鐵的專家，原是趙國人，被秦朝遷往四川，沿路遭受官吏勒索，最後到流放地時隻剩夫妻二人推了一輛小車。但他們到了四川臨邛(即今四川邛崍)，見有鐵礦，便組織民工開礦煉鐵，成為大富，其享樂程度，據史書記載，不亞於君王，後來愛上了司馬相如的那個卓文君，就是這一家卓氏富商的後代。
漢高祖劉邦，在打下江山之後，害怕原六國貴族興風作浪，便下令將他們遷往關中，讓他們離開他們的基地。脫離了有熟人關係的鄉土，就很難組織起大的反抗力量，確保了漢朝的穩定。
(2)頻繁調動軍事將領。
朱熹說過：“兵權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之以亡。”
曆代君主對於兵權，常采用各種隔離和牽製權術，以防止軍隊發生嘩變。
中唐以後，在軍事上設置樞密使，掌管全國軍隊的招募、訓練、供給和調動，但沒有用兵權，不能統率軍隊出征。而統率軍隊出征的將領又無權招募和調動軍隊。這就可以避免將領擅自調軍造反。
五代各朝還實行將兵與家屬分離的辦法以此製約兵將造反。因為家屬在皇帝的勢力控製之中，相當於變相的人質。
五代時，帝王還用頻繁調動節鎮統帥的手段，不讓一個將帥在一地一軍中呆得太久，以防其培植黨羽，形成朋黨。你到某地某軍中剛剛培植起一批黨羽，皇上又將你調往另一地另一軍，而且不準隨帶多個部下，這樣你就很難形成反對勢力。例如，後唐的張溫，在莊宗、明宗兩朝，曾做過幾個地區的刺史、節度使。
久任，是形成將相私人勢力的重要條件。因此，北宋時，規定各級地方官由朝廷派遣文臣出任，原則上3年一任，到期就要更換。
許多封建王朝還規定了地方官的“回避製度”，即地方官不能用當地人擔任。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不能在本籍當官。以防止他們在本鄉本土中形成私人勢力。
袁世凱組建北洋新軍，培養將士對他的感情，讓將士隻知有袁大人，而不知有大清朝。然而他對自己屬下的統製(師長)卻經常調來調去，以防止部下形成下一級的朋黨係統。例如，號稱“北洋三傑”之一的段祺瑞，雖然號稱是袁世凱的心腹大將，但也被袁世凱調來調去，先後擔任過第三、四、六等鎮的統製。
實際上，時代雖有不同，權力領域也各有其特點，其道理卻是相通的。在現實生活中，你可以使用各種理由將下屬，尤其是能力出眾，有可能形成權力網的部下在各個崗位上調動，你可以將其平級調動到各個部門，也可能使用明升暗降的措施，以防不平衡隱患。你還可以將管理、財務等工作分開，使權力分散，彼此監督、牽製，這樣局麵失控的幾率就會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