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送溥儀的妻子婉容要從1924年10月北方軍閥馮玉祥發動政變說起。馮玉祥發動政變後一個月，新任京畿衛戍司令鹿鍾麟率領大批軍警將當時還住在故宮的溥儀等皇室遺族驅逐出宮，不再給予任何生活的照料--這等於撕毀了當初民國政府的承諾。此舉無疑給日軍提供了一個保護清室以為日後利用的良機。溥儀和妻妾先是遷到父親載灃的醇親王府，不久又躲到了日本駐北京公使館。1925年2月23日，溥儀在日本特務的安排下，乘火車潛往天津日本租界，隔天，婉容也趕往天津會合。在日本人的安排與資助之下，他們在張園和靜園住了7年。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對清室遺族的長期投資終於可以回收。溥儀在日本軍人與特務的護持下前往東北，恢複滿洲皇帝的地位，隻是與其先祖努爾哈赤不同的是——日本軍人用槍口指著他的腦袋，所有的皇帝詔書都要日本軍人來交辦和審查。
溥儀去了大連之後，婉容還留在天津，盡管國民黨政府無力阻擋清室遺族內渡東北，但仍然派人加強警戒。因此，同為皇室成員的川島芳子接下任務，到靜園與婉容見麵，並設計將婉容送走。奧斯卡名片《末代皇帝》對這一段曆史也略有描述。
八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北平將金壁輝逮捕。但是由於金壁輝背景複雜，究竟算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當局一時無法定奪。
金壁輝生性機敏，善於言詞，常讓法官啞口無言。事實上，以金壁輝這等層級，既不可能直接指揮平民的行動，也不可能貢正參與製訂日軍的軍機大事，所以法庭要找到具體的物證和人證十分困難。法庭所知之事多半是根據她的自白，惟一可以定她於罪的似乎隻有國籍問題：如果她被當成中國人，那麼叛國死罪將不可免；如果當成日本人，以日本戰犯審判的案例來看、除少數一級的司令官以及在交戰中直接殺害平民的下級軍官被判刑之外，其它的日本軍人和僑民基本上都放回去了、即使那些作惡多端的憲兵隊後來受到懲罰的也很有限。
1947年10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法官在擁擠人潮的圍觀之下做出正式判決，判定金壁輝是叛國者，並處以死刑。判決文稱：一、被告雖有中國和日本雙重國籍，但其生身父親為肅親王，無疑是中國人，應以漢奸罪論處；二、被告同日本軍政要人來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變”中扮男裝進行間諜活動，引發了“上海事變”；三、被告參與將溥儀及其家屬接出天津，為籌建偽滿進行準備工作；四、被告長期和關東軍往來，並被任命為“安****司令”。
判決書首先確定了金壁輝的中國人身份，這是她罪行的起點。然而這個起點確涉及到一段複雜的曆史，一段坎坷不幸的人生。清室遺族與民國政府始終關係不睦，民國初立，北洋軍閥混戰，黎民流離，而皇族仍坐享厚祿，自然招怨，最後撕毀民國的協議，以致皇族人人自危，這種改朝換代的無情給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一個插手的機會。
川島芳子最終由中日親友收屍，火化後的骨灰由中日親友各留一半，她的坎坷一生也就此告一段落。
現在還有別的說法，就是認為川島芳子沒有死，當時是別人替她死的。後在吉林的某個村莊，人們叫她方姥，1978年才死。現在在吉林有許多人在研究她的生死。更有一名名為張鈺的女子拿出方姥的遺物，學者也發現張鈺的姥爺與川島芳子關係密切。當時經曆川島芳子判決以至槍決的記者許杏林，也對川島芳子槍決時候拒絕記者探訪以及屍體麵目全非表示疑問，但是史學家包括許先生本人都堅信川島芳子如此重要的曆史人物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一切是是非非，都已經歸入曆史長河。
川島芳子永遠都是異類，她從不屬於“這裏”。當她在日本時，對女子學校的師生們來說，川島芳子的身世就好像遠隔日本海的“支那國”一樣神秘。人們隻知道她是日本著名的軍國主義者浪人川島浪速的養女；隻知道她來自一衣帶水的中國。川島芳子的生命中充滿了無盡的拋棄。被生父所拋棄，被義父所拋棄，被祖國所拋棄，被寄居國所拋棄。從無法選擇的被拋棄，到主動拋棄已不安全的依靠，川島芳子漸漸明白了，她可以選擇何時上路，卻永遠無法選擇那將要到來的目的地。當她回到中國時，她成了日本國的間諜，成了自己祖國的敵人，人們對她隻有憎恨、鄙夷和唾棄。沒有自己的家，沒有心靈的歸屬，川島芳子的命運裏沒有永恒的根基！
“悲劇比喜劇更具有震懾人心的力量”，在川島芳子的人生舞台上每一刻的演出都火花四溢，她很傑出，但無人喝彩；她很努力，卻適得其反。當她還在高高的“舞台”上演出之時，無數的人就在祈禱亦在期盼那個必將迅速而至的悲劇性結局。洗淨鉛華，留給一個民族長久的悲痛，留給川島芳子無盡的恥辱。她將不被忘卻，以悲劇和恥辱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