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裏，很多人為著各種不同的使命來找他。這些拜訪有時使他高興，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那些無益的訪問或打攪，使他感到厭煩。他在那裏舉行過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從瑞典和俄國來的親屬，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來自歐洲各個角落、有著不同國籍的公司頭頭和商界相識。包括從倫敦來的亨利·德莫森索爾、阿迪爾工廠的經理喬治·麥克羅伯特和倫德霍爾姆以及從漢堡來的古斯塔夫·奧弗施拉格在內的一些人，曾經品嚐到這位單身漢的家庭中所充滿著的那種文化與歡樂的氣氛，盡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說過：這位主人自己“非常節儉，但待客殷勤，對餐桌上的豐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驕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簡樸，而對客人的招待卻很周到；從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開支帳簿上，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阿爾弗裏德·諾貝爾一生堅持規定的飲食，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並且不玩牌或賭錢。他什麼樂器都不會玩，也從不跳舞。同他的哥哥們一樣，他對音樂沒有欣賞興趣。然而，他卻是一位最能體諒人的主人，對待男客，他消息靈通、照顧周到；對待女客，則彬彬有禮、殷勤相待，並且總要為光臨的每位女賓準備一份禮物或一朵鮮花。
他在斯德哥爾摩老家的親屬和他們的孩子，每逢聖誕節、結婚紀念日和生日，不管當時他在那裏，他總要給他們寄一份漂亮的禮物，加上一封表達他深切思鄉之情的信件，特別是當他媽媽在世時的聖誕節期間，情況更是這樣。在他心情良好、孤獨感全然消失的時候，他就會成為談笑風生的主角。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與他在巴黎和別地相處的某些同代人，曾這樣描述過他：“他講故事的時候，總用那種有趣的哲學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聽眾神魂顛倒，興高采烈。”但也有著另外的一個諾貝爾，即被逆境傷害和多病折磨的諾貝爾；他曾把自己說成是“一個無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於世。”
他經常患心絞痛，呼吸困難，頭痛嚴重，然後就引起反複無常、坐立不安和嚴厲尖刻等現象。有時感到無家可歸。他就消失幾天或幾周，誰也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當病魔打擊過去後，如果他不是帶著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爾、漢堡或者維也納，就會很快看到他戴著一副墨鏡，頭上纏著一塊壓定布，充滿了憂鬱和厭惡自己與生活的情緒，回到他那座實驗室禁地。他沒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費倫巴克，就會聽到他那些最奇異的計劃，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飯或晚上睡覺的時間，都必須刻不容緩地開始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阿爾弗裏德·諾貝爾通過緊張的工作，使疼痛和憂慮消失；這些工作包括試驗、寫信，間或寫一些小的文學作品，有時還將草稿寫在實驗日記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學作品，特別是當他處於憂慮而不是生病的時候，就更加司空見慣。
阿爾弗裏德·諾貝爾作為一個非常寂寞的人，經常給人留下一種明顯的印象。盡管整天忙碌，並且在經濟和社會事務方麵完全獨立，他仍然終生處於無法治愈的孤寂狀態。這部分是，也許主要是由於“腐蝕性潰瘍”型的內在憂鬱症；部分是由於他的生活鬥爭；而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美滿的家庭。我們能夠找到很多關於他失望心情的例證，但是，從一封給路德維格的妻子埃德拉·諾貝爾的信裏，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寫道：“我們之間的對比是多麼懸殊啊！在您周圍，環繞著愛情、歡樂、喧騰和跳動的生活，關懷別人和被人關懷；愛撫別人和被人愛撫；因此，您是在心滿意足中安定地生活著。而我則好象一隻被命運撞壞的無用的破船，在沒有羅盤和舵輪的情況下到處漂流，沒有對過去的甜蜜回憶，沒有對未來的虛幻但卻美妙的憧憬，沒有盡管粗俗但卻有助於自我美化的狂想，沒有作為我們未來生活源泉的家庭，沒有自然陶冶心靈的朋友，也沒有為之憤怒的敵人；與此相反的是，隻有一種在暗淡的光線中揭示那些沒有洗淨的汙點和失敗的自我批評。以這種輪廓劃成的一幅肖像，對於一個歡樂幸福的家庭來說，是很不適宜的，而隻配把它扔進字紙簍裏。”
這位苦惱的發明家對自己那種遺傳性的火爆脾氣是清楚知道的，因此，當與外界發生磨擦時，他總要設法盡力控製它，特別是每當發火之後，他的健康總要受到損害。他曾宣稱，當他憤怒的時候，“諾貝爾式的血液就會沸騰，我自己的炸藥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氣的時候，就會冒出火花來，然而，這不過是隻能維持半個鍾頭的事。”從他的信件中判斷，如果他作為一名發明家的榮譽和名聲受到攻擊的幹擾時，他就會變得很凶猛。諾貝爾經常被那些要求資助這樣或那樣事務的、以及各種可以想象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們通常是以討好和可憐的語氣來表述這些要求，但有時是以達到難以相信程度的厚顏無恥來寫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計算之後說：他發現“郵局每天至少送來兩打申請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總共至少有兩萬克朗，這就是說，一年至少達七百萬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