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對內森·索德布羅姆的教區工作，經常給予金錢支持。索德布羅姆後來成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師。他曾給諾貝爾寫了下麵幾行很有啟發性的話：“我們在宗教觀點上的分歧也許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因為我們兩人都同意，我們應該對我們的鄰居，做一些我們希望他為我們做的那種事情。坦白地說，我有一位繼父，而我隻厭惡自己，卻一點也不厭惡我的鄰居。但是；就我的理論宗教觀點來說，我承認它們在相當程度上是從常軌上分離出來的。由於這些問題遠在我們之上，我拒絕承認它們是通過人們理解的辦法解決的，在宗教方麵，要想知道人們應該相信什麼，就好象將圓形變成方形那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們不能相信什麼，卻完全是在可能範圍之內的事情。我沒有越過這些範圍。任何曾經想過這一切的人，都一定會認識到，我們正被一個永恒的啞謎所纏繞著，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麵的。人們透過上帝的麵紗，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人們以為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隻不過是來自個人的想象，因此應該被拘限於個人的直覺。”
諾貝爾在複信中，遠非作為一個宗教的敵人出現，象他那樣對生活的精神價值有著強烈感的人，也許為數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隻是圍繞這些精神價值的教條和裝飾。諾貝爾總是盡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動之外。不管他是在家裏還是外出旅行，他讀的東西都很多，並且通過各種政治色彩的報紙，他對世界政治狀況顯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達的觀點，使我們可以對他在這方麵的思路得出一個近似的看法。他把強權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陰謀詭計，始終帶有不可告人的動機；這種強權政治影響他的國際活動，並且總是同他所憎惡的官僚主義結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沒有寫完的短篇小說中，他以戲弄的方式無情地鞭笞了政府機構、官僚作風和陳腐法律等。由於這些私人寫作在他惱怒和生病時起著一種安全閥的作用，所以這些批評有時走得很遠。他對現存的社會秩序，幾乎全都看不慣。他的批評態度不僅是前後一貫的，而且是對所有人的。
阿爾弗裏德·諾貝爾是個激進分子，但卻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出現的。舒克教授認為，諾貝爾無疑是受了在他年輕的時候俄國流行的文學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用自己的一切氣質，來反對沙皇這類專製政治。然而，他決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群眾的政治常識沒有信心，對普遍的選舉權和議會製度不表同情，反而認為一個開明的政府，應該擁有廣泛的權利，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他強烈懷疑給婦女選舉權或讓婦女參加政府的政策，他說：“東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諾貝爾在他的晚年認為，他是“一種社會民主派，不過卻有點變形。”但是，索爾曼並不同意這一點。他的意見是：“諾貝爾在立場、言論和行動方麵，表明他同社會民主黨的觀點不同。他甚至很難作為一名民主派。他對在他工廠裏的工人抱有好感，並且照顧他們的利益，但卻從來沒有時間去進行個人接觸。對他自己的仆人來說，他是一位最隨便的主人，但是，他卻拘守禮儀，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議的，即使當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時候，也從不這樣。”
他熱烈支持平等機會和大眾教育的原則，他曾說過：“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榮。”他對別人的人格尊嚴、自由和個人信仰，表示極大的尊重。作為一個大規模的發明家、工業家和資本家，阿爾弗裏德·諾貝爾經常要同各國的高級政府機構進行接觸和爭論。由於他對當時的政府和國家當局以及它們的司法和經濟機構持有眾所周知的批評態度，因此，看來他絕不可能會對社會民主黨廣義的基本原則例如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表示讚賞。另一方麵，他又認為大量的私人財產不應該被繼承或者留給親屬，其理由正象他說的那樣：“它們將由於幫助懶惰，並且因此而助長損傷人類的元氣，從而帶來災難。”他自己的遺囑，就是他這種觀點的證明。有那麼一兩種對他作出的判斷，因為它們簡潔有力，而曾被輕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學傳記裏，因此必須予以澄清。例如，阿爾弗裏德·諾貝爾經常被稱為“歐洲最富有的流浪漢”，這個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錯誤是，這個稱呼對他來說不夠恰當。他的確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處旅行，對於行動的獨立和自由，有著急迫的需要。從這些方麵來看有點相似，但人們熟悉的流浪漢的另外一些特征，他卻一點也沒有，他並不放蕩不羈，從不懶散，也從不無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貧窮的年輕時代，麻煩的成年時代，還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時期，在他的一生中，他從來沒有一分鍾成為任何別人的一個包袱。他總是目的明確地行事，並且以頑強的毅力，堅持不懈地奮鬥。他的確是一個不同的流浪漢。似乎可以給他另外一個稱號——“當時最不擺架子的大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