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個故事說，上帝造了人的那一天，大地和動物都發抖了。這種詩人的令人驚歎的預見正是對我們才顯示出它的全部意義，因為我們比中世紀的阿拉伯講故事的更清楚大地和動物有理由發抖。當我看見牲畜在田野上的時候，唉，可惜這種畫家和詩人任何時候都覺得是“如田園詩般”的美景，在我們西方的土地上是越來越罕見了，甚至當我看見幾隻母雞還在農家院子裏自由地啄食的時候，我就想，這些為了人的胃口而犧牲、被人用得不能再用的動物有朝一日將“不得好死”，被放血，被打死，被勒死，或者，如果是不送宰馬場的馬，那就用老辦法，一槍打死，而這一槍常常打得不準，幾乎從來也不是真正的“慈悲的一擊”，然後丟棄在荒山野嶺之中，馬代拉的農民現在還這樣幹，甚至（人家給我說是在哪個地方來著?）用刺棒的針將其趕下懸崖，粉身碎骨而亡。
然而我又想，此刻，也許數月或數年之中，這些動物還能在露天、在陽光裏、在黑夜中活著，常常受苦，但有時也有好的對待，差不多正常地走完它們動物的一生的循環，如同我們聽天由命地完成我們自己的一生的循環一樣。但是，這種相對的“正常”在我們這裏也行不通了，可怕的生產過剩（最後也使人墮落和毀滅）使動物成了流水線上的產品，在不堪忍受的電燈光下活過它們短促而可憐的一生（飼養者必須盡早收回投資），體內充滿荷爾蒙，其肉將危險傳給我們，若是家禽，則一個挨一個地擠在一處，下蛋，或如舊日護士和奶娘所說，“抱窩”，去除了喙和爪，在其可怕的包裝了的生活中，難兄難弟間相互敵對；或者，巴黎保安警察隊的駿馬老了，不中用了，就被送到巴斯德研究院的分欄馬廄裏苟活上兩年，唯一的消遣乃是每日抽血，直到被抽幹，剩下一副馬的空殼，成了免疫學進步的犧牲品，連保安警察隊的人都嚷道：“我們寧願人家把它們直接送進屠宰場!”
當然，我們幾乎人人都用過血清，但我們也衷心呼喚此項醫學進步不再時髦的時代，如同許多東西過時一樣；我們當中大部分人吃肉，但也有人拒絕，並且略微嘲諷地想到產生於驚恐和垂死的種種廢物，想到以吞食牛排者的頜骨為終點的營養循環所消耗的細胞。
如同在別處一樣，這裏的平衡被打破了；醜惡的動物原材料是一個新事物，正如毀掉森林為我們的充斥著廣告和假消息的日報及周刊提供必要的紙漿；正如我們的海洋，為了油輪而犧牲了魚。數千年間，人是把獸視若自己的東西，但是密切的接觸尚存。騎馬的人一方麵用之不惜，一方麵也愛他的坐騎；往日的獵手了解獵物的生活習性，以其特有的方式“愛”他殺之以為榮耀的野獸：醜惡中混雜著某種親密；終於沒有奶而被送到屠戶那裏去的奶牛，為了聖誕節而被放了血的豬（中世紀的農民的妻子傳統上是坐在席子上不讓豬亂蹬腿的），首先曾經是“可憐的牲口”的，人們為它們割草，用殘羹剩飯為它們準備吃食。對於許多農婦來說，她們緊靠著擠奶的那頭牛曾經是一位不說話的朋友。養在籠裏的兔子離食品貯藏室僅兩步遠，它們當然最後也成了那裏的絞得細細的肉醬，然而在此之前，它們仍然是那種人們喜歡在透過籠子柵喂萵苣葉時看它們那粉紅色的嘴唇上下翕動的小動物。
我們改變了這一切：城裏的孩子從未見過一頭奶牛或一隻羊；所以，人們不愛從來沒有機會接近或撫摩過的東西，馬在一個巴黎人眼裏幾乎僅僅是那種神話裏的動物，被注射了興奮劑，疲於奔命地跑，若在一次大賽時下對了注，則可贏點兒錢、動物的肉被切成塊，仔細地用玻璃紙包好，放在超級市場裏，或作成罐頭，人們不再覺得它曾經是活的了。大塊大塊的動物肉掛在肉案的鉤子上，還滲著血，慘不忍睹，在巴黎，我的一些不慣於此的外國朋友遠遠地見了，都換到馬路另一側去，人們倒是可以對自己說，我們的肉案也許是個好東西，它是人對動物施加的暴力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