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世俗所謂的大人物中，竟有動輒發脾氣的；拍桌子，摔茶碗，罵人，打人，諸如此類。發脾氣的時候麵紅耳赤，氣促心跳，不但自己吃虧，樣子也難看。大人物是要裝得有威可畏，有儀可像的。竟肯以難看的樣子示人，而自損其尊嚴，其中必有不得已者在。什麼不得已呢？曰：生活上有不如意的地方。
人生活在社會裏麵，社會既存製度，是一種使有些人的生活如意，而另外一些人不如意的東西。就現製度說，如果是官，是上司，是老板，是地主，是師傅，是丈夫，是嫖客，是太太，就比較如意；是百姓，是兵士，是下屬，是夥計，是工友，是佃戶，是徒弟，是欠債的，是妻子，是娼妓，是丫頭老媽子，就大不如意，生活上大不如意，容易動肝火，有發泄的機會就發泄，是不足為奇的。比如“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本以為時乖運舛，為天地所不容；及至聽見陸謙和富安的談話，原來是這兩位仁兄在謀害，怎叫他不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呢？武都頭滿腹含冤，無可申訴，一聽見張都監和張團練的談話，原來所謂冤者，正是這兩位恩公的詭計，又怎叫他不三屍神暴跳，七竅生煙呢？
但，大人物在現製度下，應該是屬於如意的一方麵，為什麼也發脾氣呢？那是因為不如意的人發了脾氣的緣故。不如意的人既然發了脾氣，就對於現狀不能不有或多或少的危險；促成社會的或多或少的變動。他們是不如意的，也就是貧困的，勞苦的，卑賤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當然希望這變動，樂意這變動，一變動，他們的生活就說不定有多少改善的可能。大人物和他們相反，他是如意的，即在現狀之下，是富有的，安逸的，高貴的，被尊崇與被供奉的；當然不希望變動，一變動，自己的生活就會改惡。縱然是大人物吧，要社會完全照自己的意思，一成不變，也難以辦到，因為社會上真有人的生活不如意，而那些人又出奇地多；真有人在那裏發脾氣，而脾氣又發得出奇地大。如果仍照自己的主觀要求，以不變應萬變，以少變應多變，以緩變應急變，以假變應真變，那就自己倒很容易變成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知是世界跟他開玩笑，還是他跟世界開玩笑。這是大人物之所以有脾氣的根本原因。
凡發脾氣，必定有對象，對象必定是人；如果對自己發，對草木鳥獸，什物用具發，那隻能算是發脾氣的變種，不能列為正宗。同時，凡發脾氣，必定是被發的對象啞口無言，或者連聲謝罪。否則就是兩人吵嘴，打架，而不能叫做某人發脾氣了。如果這樣，那就有許多人雖有脾氣，也不一定有發的機會，百姓不能對老爺發，兵士不能對官長發，下屬不能對上司發，夥計、工友之類不能對老板發，佃戶不能對地主發，徒弟不能對師傅發，欠債的不能對債主發，妻子，尤其是下層社會的，不能對丈夫發，娼妓不能對嫖客乃至鴇母發，丫頭老媽子不能對太太發，那些人多是直接蹂躪他們，使他們的生活不如意的，也就是正應該對之發脾氣的，可是他們不能發，一發，生活就會變得更不如意，甚至不能生活。豈但不能對那些人發，有的恐怕就根本更無別人可發。但這隻就一般而論，林教頭，武都頭就都發過脾氣，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的。
百姓，士兵們不能對官老爺們發脾氣；反過來說，官老爺們卻可以對百姓士兵們發，豈但可發，並且正是發的好對象。一邊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邊是“不怕官，隻怕管”，一物降一物，什麼人對什麼人發脾氣，什麼人被什麼人發，按部就班，毫不假借。但這決非有了脾氣，幸而有對象可發；倒是先有了可發的對象，這才產生適應那對象的脾氣。沒有百姓，他就不是官；沒有士兵，他就不是官長；沒有下屬，他就不是上司，沒有夥計，工友，佃戶，徒弟……他就不是老板，地主，師傅……，不是那種人，就不會有那種脾氣，要發也就無從發起。過去的社會，君對於臣，主對於仆，都是絕對的權威。君主不把臣仆當作和自己同等的人看待；臣仆也不敢自謂與君主同等。於是一麵養成了君主的驕縱，一麵也養成了臣仆的忍耐。三十幾年來，政製有了若幹改變，社會也有若幹改變，但有些人，尤其是大人物之類，如前所述，本是不願意改變的，他們的觀念，也就真正毫不客氣地沒有改變。總還以為官是民之父母，某種地位，是古之帝王。自己成了帝王就要發帝王脾氣；沒有成為帝王，就忍受別人的帝王脾氣，而對自己的下屬發上司脾氣。昨天還在忍受別人的帝王脾氣，今天就可對別人發帝王脾氣；昨天還在對別人發帝王脾氣，今天也可忍受別人的帝王脾氣。在君主行乎君主，在臣仆行乎臣仆，他們倒是兩者都能適應的。加之社會既在變動，不如意的事本多，要拍桌，摔碗，打人，罵人或者看別人拍桌，摔碗，被打，被罵之類的事，就傳到我們小百姓的耳朵裏來了。
從大人物常發脾氣這事看來，莫非咱們這時代真要向前跨一步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