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曼君
一、經典的言說
從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實來看，無論是對現代文學有無經典的討論，還是對現代文學經典的焦慮與危機感，都與對經典的涵義的理解有極大的關係。那麼，應該怎樣對這個概念進行界定呢？我以為，概括起來說，可以從思、詩、史三個方麵來把握。
第一，在精神意蘊上，文學經典閃耀著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於時代，展示出鮮明的時代精神，具有曆史的現實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遠豐厚的文化內涵和人性的意蘊，具有超越的開放的品格。它常常提出諸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靈與肉等人類精神生活中某種根本性的問題。同時，經典與經典闡釋有著如影隨形的密切關係，經典必須持續不斷地被彙集整理、接受傳播、稱引崇奉，才能成其為經典。原創性的經典還需要原創性的闡釋，而原創性的闡釋又可能成為新的經典或具有新的經典性特征。如朱熹的《四書集注》之於孔孟儒家經典，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20世紀中國家族小說經典如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之於《紅樓夢》，都有程度不同的原創性，具有新的經典性特征。
第二，從藝術審美來看，文學經典應該有著“詩性”的內涵。它是在作家個人獨特的世界觀滲透下不可重複的藝術世界的創造，能夠提供某種前人未曾提供過的審美經驗。它是基於感性生命、精神需要乃至個人和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對於世界的獨特的審美把握。這種審美把握通過原創性努力，涵納豐富多彩的心靈世界與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而且還以生成著、行動著的“在場時域”將過去和未來的生命吸納於當下。這樣創造出來的文學經典能使人性、人心相通，文心、詩心相通，從而使不同時期的文化和文學得到深層溝通。
第三，從民族特色來看，文學經典還往往在民族文學史上翻開了新篇章，具有“史”的價值。這也就是說，文學經典，特別是那些可稱為“元典”的文學經典，能促使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思想登上一個新的平台。正如莎士比亞之於英語和英國文學的現代性、普希金之於俄語和俄羅斯文學的現代性一樣，魯迅和“五四”新文學經典模式也是通過現代漢語獨創的藝術世界，把我們民族的語言和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新的平台。這樣才有可能讓我們整個現代文學的作家和理論家們在這個平台上共同操作、交流和創造，進而出現一係列的經典性的成果。
由上可見，文學經典足特定曆史時空與文化語境中思、詩、史相交融的結晶。西方自柏拉圖直至近代，思想史上主要是“思”與科學、宗教（非原宗教的上帝，而是科學理性所製造的僵死的上帝）的對話，少有思與詩、思與史的對話。思與詩、思與史的分離推向極端，“思”隻承認科學認知與宗教認知經驗。於是，“思”愈來愈“純粹理性“化、“哲學化”。濫觴於康德，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隨著尼采“上帝死了”的呼聲，宗教沒落，“純粹理性”受到揚棄，西方現代思想開始了“詩性轉向”。“思”的對話對象由科學、宗教轉而為“詩”，詩學成為了一種重建價值、重新解釋人生的新的文明、新的存在方式。而作為詩學這種自由意誌產物的複寫品的曆史學，也不是過去僅憑史料和因果規律起作用的領域，而進入了有著自由意誌的精神科學的領域。隨著中國社會在現代轉型中，由器物到製度再到精神文化的發展，西方突出“詩性轉向”的思、詩、史相交融的現代思想傳人和影響中國，中國社會文化彙人世界潮流，也發生了向重主體、重精神的轉變。思、詩、史相融合的新文學經典便是在這種“詩性轉向”中誕生。但是，文學的革命敘事與救亡主題卻往往使這種“詩性”出現問題，革命、救亡主題中雖然也包含著主體實踐、主觀意誌的“詩性”成分，但當意識形態與科學主義膠結在一起而強勢地一元化，政治成為新的“上帝”時，知識無法“中立”，價值不能實現精神超越，審美也不能形成獨立品格。這樣，“思”的實用理性化，思、詩、史隔離對立、發生矛盾衝突，便使經典之間，經典闡釋之間，乃至對經典與經典闡釋進行係統整理、係列考察的新文學史之間也出現矛盾複雜局麵。具體地說這種矛盾複雜局麵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方麵，要看到與現代性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新文學經典，它作為特定時空的一種曆史話語，有著被確認的權威的價值和地位。這裏，先從現代性的確定性特征談起。在西方，現代性寄寓著人的啟蒙理性和主體性原則，人成為意義的唯一來源，而且它還為新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組織模式提供建構與運作的合理性依據。在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表現為，個人主義和國民性等啟蒙話語與民族國家觀念相融合；由器物而製度而思想文化的現代性發展導致人的發現、新的藝術精神的覺醒與科學的發現；接著，政治、經濟先行思想文化後變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的精神的缺失的局麵，又導致在政治意識形態製約下人的精神價值與審美自由追求的受限，科學理性和知識係統“價值中立”立場的喪失。正是這種由革命、審美、學理、從眾、尚用等多種維度構成的意義空間，賦予了新文學經典以特定的內涵，使其具有曆史品格與現實品格；同時，這些經典創造者又以其個人獨特的世界觀和原創的藝術世界，揭示了豐厚久遠的文化內涵與人性意蘊，使其具有的品格與恒久超越的品格。正是這樣，20世紀中國新文學經過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接受，特別是經過文學史的曆史敘述等文學製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萌牛與勃興、發展與曲折、成熟與繁榮的曆史進程中，鑄就丫一批權威性的文學經典，新文學整體也成為一種經典性的存在。
另一方麵要看到，由於體現了反思性和問題意識的現代性特征的作用，新文學經典又並非凝固不變的絕對化和終極化事物，它們在被闡釋、被接受、被解構中顯示出特有的開放性和多元性特征。與西方每一個時代有一種從內部生長的主要的社會哲學思潮和文藝美學思潮不同，在中國，由於西方近代的現代的乃至古代的種種思潮的同時傳人，又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潮發生衝撞和交彙，因此種種思潮紛繁多樣而又發展不充分。如大陸的現實主義由於與政治意識形態結合而發展不充分，以致到了新時期有那麼多的現實主義品種出現。但大陸另有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台、港、澳也有多種文學思潮。這樣，在20世紀的中國，由於各種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沒有獲得充分發展的完備形態，因而體現了現代性而又能與世界文學媲美的文學大師和經典為數較少；同時，受多種思潮左右的對經典的闡釋更是多種多樣。各種文學思潮和流派對經典的確認與闡釋呈現出明顯的相對性特征。到了有批評家和廣大讀者參與創造，以批評家和讀者的主動性來實現文本的完整性的接受美學評價時，文本開放的自由度和闡釋的空間又要大得多。八九十年代“重讀大師”熱中種種對大師與經典的重新排名和民意測試等，便有著明顯的個人閱讀與接受的特征。後現代解構思潮的影響，其價值多元、意義的不確定、闡釋的衝突等主張，作為解構策略，展開文本差異，促使文本裂變，更對經典進行拆解、戲擬、拚貼。但是，以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新文學經典，隻能將曆史與現實對立起來，將個人閱讀與公眾空間對立起來。這樣做的結果必然使人沉溺於“影響的焦慮”之中，而孤立絕緣的當下個人趣味和閱讀也無法阻斷經典的超越性多元性的延傳。同時，種種個人接受和言說，種種拆解和戲擬，也不符合接受美學與解構理論的原意。因此，用機械的眼光來看新文學經典，看不到它們的延傳變異的特點，不符合經典本身的含義，也違背了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化的曆史事實；而相反的極端，隻要“當下”沒有“往昔”，隻有“我”沒有“我們”的絕對化個人閱讀，則無法操作、交流和創造，無法進行經典闡釋，也是根本上否定了經典化的曆史的。
二、回到經典化的曆史變動本身
回到經典、重釋經典，要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與“立說”的曆史人物“處於同～境界”。20世紀中國新文學經典既然是在特定的曆史語境中思、詩、史對立統一關係的體現，而這種關係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又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以當下現代性的言說，重新整合的曆史視域與返本開新的態度，對新文學經典的古今轉換以及它的誕生、延傳與重構的過程，進行梳理與考察，是很有必要的。我以為這一經典化的曆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承受“歐風美雨”，衝擊千年陳規，在求新、主逆、尚變中轉換中國古今文學經典（1898——1918年）。
中國古代文學經典主要是文史哲雜糅、文筆混沌的雜文學經典。現代意義上文學性強的詩、詞、曲，特別是小說、雜劇等是不能被稱為經典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較早擺脫了中世紀一統形態的西方文化，實現了類似於思、詩、史關係的科學、道德和藝術的分離和重組，它們各自自律而又互動互滲。作為人文主義一個組成部分的西方美學思想開始促使中國傳統的文藝審美觀念向現代轉換，促成了文學的自律和現代藝術精神的覺醒，促成了由古代雜文學作品向現代意義新文學作品的轉換；作為科學主義一個組成部分的理性解析精神和邏輯實證方法，促成了現代知識結構和學理精神的發揚，從而為新文學經典化創造了必要條件。例如，王國維便是一位審美獨立品格論者。他的長篇論文《（紅樓夢）評論》以西方悲劇理論解讀《紅樓夢》，凸顯出個性與審美的自由；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悲劇性。它從知識範疇上突破了傳統的文質、道技等關係，形式上表現出重邏輯、重分析和理性化的敘述模式。這些都是對傳統知識係統載體的揚棄。他的另一著作《人間詞話》雖然脫胎於古典美學精神，卻充溢著新的美學意蘊，他在解說前人詩論的基礎上刷新了關於詩歌的“境界”說。圍繞真感情、真景物的核心觀念，王國維將受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影響的“造境”與“寫境”的概念，與中國傳統文論演化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結合起來。因此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也就成了中國古今文論過渡轉換時期的經典。如果說乇國維主要以對古代文學經典的解讀為古今文學經典的轉換進行美學理論的準備的話，那麼，“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初幾年的胡適便試圖通過文學改良與白話文的提倡，溝通古今文學經典，使它們發生對接與轉換。他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論文及一些書信時，魯迅的《狂人日記》尚未發表。而他這時候已經一方麵將過去許多文言經典目為“死文學”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麵則將元代以來的白話文學作品如《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及關漢卿的戲曲等視為“活文學”而加以肯定。他不僅將後者視為“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學”的經典，而且認為現實中吳趼人、李伯元、劉鶚等人的作品是受古代白話經典的影響而成為新的“第一流”作品的。第二階段，廣納世界思潮，借助政治推動，在“五四”精神模式建構中新文學經典的誕生（1918——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