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波
周樸園是一個有爭議的形象。他對侍萍的愛情態度，曆來是批評家們關注的焦點，但問題至今並未真正解決。過去對周樸園的有些批評，在思維習慣上，首先就幾乎是下意識地把周樸園定為“壞人”，其本質是剝削階級的，然後才根據這一大前提評價他的懷念。這是多年來不能圓滿解釋周樸園的主要原因。
王蒙說：“包括對《雷雨》的解釋也足一個模式，周樸園、周萍是壞人，剩下的都是好人。其實也可以有另外的，非正反兩種模式的藝術解釋。”中國觀眾多年來看慣了善惡有報、忠奸分明的傳統戲，習慣於用好壞是非等簡單的倫理標準評判戲中人物。其實，人是豐富複雜的。高爾基曾說：“人是雜色的，沒有純粹黑色的，也沒有純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摻合著好的和壞的東西——這一點應該認識和懂得。”僅按照關於階級本質的定義去規範個體的人，無疑要以抽去藝術形象的無窮豐富性和生動細節作為犧牲。曹禺深知這一點，他說：“如果寫作開寸，不是從那個具體的個別的人物出發，首先想到的是那概括了的共同的東西，立誌要從這些抽象的概念，創作一個什麼典型來，那就比較容易走上簡單化的道路，有時不但寫不出典型，甚至也寫不出活的人物來。”所以，周樸園身上好壞混合、善惡並存並非敗筆。評論的任務是堅持具體分析，對矛盾的性格因素作出合理解釋。所謂形象的本質特征，絕不是單一絕對的，它同現象一樣具有豐富無窮的屬性。如果先把周樸園定義為“反麵人物”，自然就會忽視他人格中悔過求善的一麵，不能正確評價“良心發現”對於周樸園形象塑造的意義。反動的剝削階級怎麼會有良心發現呢？即使有，也是假裝慈悲，是偽善。更有甚者，良心使周樸園顯得更壞，更虛偽。有良心比沒有良心還壞，這種理論真令人啼笑皆非。這是曲解周樸園的第二個原因。
所謂良心，是人們在履行對他人和社會的義務的過程中，形成的道德責任感和自我評價能力。它是一定的道德觀念、道德情感、道德意誌和道德信念在個人意識中的統一。簡言之，良心發現就是自己對自己所進行的道德反思。它可以促使人們自覺地選擇道德行為，糾正不良動機，遵守社會規範，是一種比社會輿論和習慣勢力更為重要的道德評價力量。因為社會輿論和習慣勢力要對個人發生約束力，必須通過良心——個人信念才能起作用。英國作家毛姆說：“我把良心看作是一個人心靈中的衛兵”，“是我們每個人心頭的崗哨，它在那裏值勤站崗，監督著我們別做出違法的事情來”。良心的進行方式是內心譴責和自我滿足，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與情感色彩，並表現出隱秘性和不穩定性。人類道德觀念對個體的熏陶和滲透，往往影響人的理性甚至深入到潛意識之中。有時候，他人甚至自我都很難直接覺察到良心在左右著個體的道德判斷與日常行為。“良心的譴責往往是從直覺地感到不順遂、不滿意開始，後來由於理智的啟發，變成意識到的道德痛苦。”“良心具有一種隱秘機製的名聲，它似乎不依賴於外部的道德命令，似乎不可捉摸、神秘莫測，不受任何製約，時而自行出現並控製著人的心靈，時而消失得不知去向，使人對善和惡都無動於衷。”良心的這些性質和特征使得它在一些他人無法幹預的生活領域如夫妻感情、戀愛糾葛中顯得格外重要。如果自我評價能力低，良心聲音微弱，則是一個缺乏道德自覺的個體；反之，富於良心和自我反省能力，則是一個具有責任感和道德自覺的個體。
在生活中和藝術裏，的確有不講良心或假裝慈善的王樸園、張樸園，但曹禺的周樸網卻是一個的確具有自我反審、道德評價能力即“良心發現”的個體。懺悔和懷念標誌著周樸園意識到了自己拋棄侍萍的不道德性，這是一種正義情感的複蘇。能意識到道德錯誤總比毫無道德自審意識要好得多，這表明他能認識善並求善。是否有道德犯罪感，往往是檢驗個體是否有良心的試金石。做了壞事之後，又抱著意識到的道德痛苦去懺悔、贖罪的人，比起天良喪盡、始終認為自己的惡行是正義之舉，毫無內疚心理的人來說，總要顯得善良一些，更符合人類自我完善的文明趨勢。隻要良心發現是真正的自我意識到的道德痛苦，就無可非議！既然周樸園的懷念是出於真情流露，就說明他還沒有完全喪失人性與良心，怎麼能解釋為越良心發現越偽善、反動呢？不錯，良心是有階級性的，但也有超階級性，諸如民族性，時代性等，這要視具體的良心內容而定，不能武斷地說凡剝削階級的人物隻有剝削階級的良心。封建道德的婚姻觀是門當戶對，男子擁有棄妻之權。而周樸園的良心內容卻是：遺棄貧賤的愛妻是有罪的！這裏麵包含著明顯的平等觀念與人道意識，怎麼能說是剝削階級的良心呢？
當然，周樸園的良心之聲時隱時顯、時強時弱，一旦被現實的利害關係所威脅便銷聲匿跡了。對於良心的這種不穩定性，盧梭曾經這樣分析：良心最怕吵吵鬧鬧，最怕偏見。在不平等社會中，人為私欲奔忙，受偏見約束，良心在人們心中就無法起作用了。良心之所以不起作用，主要是惡劣的社會環境和人間的不平等造成的，這種環境違背人的自然本性，使人成為永遠無法滿足私欲的奴隸。盧梭在這裏接觸到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命題，即良心審判能力的微弱或泯滅，是社會環境逼迫人、異化人的結果。盧梭把矛頭指向製度與文化而不是個人，而我們以往的評論卻把矛頭指向了周樸園個人，而沒有追究塑造這一道德個體的社會製度和文化觀念。這就涉及到曲解周樸園的第三個原因，即把周樸園看成《雷雨》悲劇的總根源，看成罪惡道德的代表與象征。
侍萍悲劇的直接製造者，自然是周樸園。但如果進一步追問：周樸園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選擇道德行為的自由呢？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的行為選擇總是要受社會的客觀條件和曆史環境的製約，“如果他要進行選擇，他也總是必須在他的生活範圍裏麵，在絕不由他的獨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間去進行選擇的”。周樸園在未成為家長之前，他的愛情選擇必須服從整個周家的利益，必須聽命於他的父母。——一十年前愛上侍萍並同居兩年，雖然由於沒有正式娶侍萍而沒有從根本上違反封建婚姻觀念得到了家長的暫時寬容，但這一行為本身已經多少具有一點“革命”意義，孕育著把侍萍升為正室的危險。這當然會招致周家當權者的反感並最終遭到毀滅。曹禺和北京人藝的編導不約而同地替周樸園設想了一位執行“法海”職能的母親，’是合情合理的。周樸園不具備最終選擇配偶的權利，對於母親給他娶有錢人家的小姐並趕走侍萍，也許像曹禺後來解釋的那樣他不知情，也許知情而無能為力。此時，要麼因反抗而犧牲自己，求得精神相愛，封建社會並不少這種悲劇；要麼因屈服而犧牲愛情，求得保全自己，這種悲劇更是多見。可悲的是周樸園選擇了後者，他是一個不敢為自己的愛情自由而反抗的弱者，一個順從於封建道德的懦夫，也是一個置心愛的人於死地的幫凶。由於在內心深處沒有完全泯滅對侍萍的愛，這便成了他後半輩子婚姻不幸的根源。無論什麼女性甚至“花天酒地的放蕩”，都不能代替他與侍萍的感情。他自己或許沒有意識到是對侍萍的愛才使他嫌棄其他女性。這正是封建婚姻對他的最大嘲弄，順從帶給他的不是幸福，而是沒有窮盡的精神折磨。對過去的追戀是一一種自我安慰，也是一種慢性摧殘，因為記憶每時每刻都在證明他的懦弱無能，鞭撻他的自信和人格。
周樸園成了一家之長後，似乎有r選擇愛情的自由，但實際上仍然受著地位、環境和輿論的製約。“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周樸園麵臨著中外文化的碰撞、新舊觀念的混存，道德心理也因此而矛盾複雜、不得安寧。一方麵，是封建婚姻觀念統治著千百萬家庭及人們的情感領域，“門當戶對”，個人情感服從家族利益；另一方麵，民主主義道德得到倡導，講究男女平等和愛情自由。周樸園的愛情觀，就是這兩種對立精神的混合物。敢於愛使女並在遺棄她之後終身抱憾，這是他愛情觀中民主和人道的成分。把侍萍從“下人”升為“小姐”，把同居改成正式結婚，則說明他骨子裏仍然殘留著“門第相當”、“明媒正娶”的正統婚姻觀念。在這兩種觀念的交戰中，家長身份成為沉重的砝碼左右了他的現實選擇。由家長身份帶來的一點自由度又不得不凶家長身份而喪失，再次把感情自由交給世俗利益，為當一個“好家長”而絞盡心機，小心翼翼地填補不合封建規範的漏洞。三十年後的絕情與三十年前的不敢反抗一樣，是具有同一性質的道德行為在不同時空中的演繹。
周樸岡的悲劇就在於：他自覺地把傳統的倫理觀念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卻沒有得到幸福與內心平靜，而每當個人情感與家族利益發生矛盾時，他總是犧牲了前者之後又在內心深處眷戀小舍，搖擺於封建思想與民主意識這兩極之間。於是，他既製造了他人的悲劇，是侍萍悲劇不町推卸的可惡的責任承擔者，又製造了自己的悲劇，成為封建倫理的可憐的犧牲品。“現代文學的最高峰，往往采取最終的兩重性形式，這是誠實的天才對tft界所能做的最好的描繪——即二元論沒有得到解決而產生的詩境。”《雷雨》就是這種描寫二元道德造成心靈分裂與痛苦的藝術。
從心靈分裂造成的精神痛苦這一角度，或許能解釋令許多評論者棘手的最後一幕的相認。周樸聞的道德世界並非鐵板一塊，豎小可摧。本來，他與侍萍愛情生活的全部實在性、親密性以及被在追憶中美化了的戀情就在時時詆毀和嘲弄他奉行的等級婚姻維護的美滿家庭。而現在，蘩漪的反抗、周衝的疏遠、周萍的無能更使他深切體味到眾叛親離的孤獨。加卜他誤以為隱情已經暴露，於是，被自尊專橫所掩蓋的頹敗的靈魂，再也不能忍受最後的痛苦，多年來用封建規範築起的防線終於崩潰了。他不再感受到封建家法的神聖，和自己無所不在的力量。他不明白，為什麼“模範”和謹慎多年卻得不到家庭安寧，為什麼真心懺悔卻不能解除痛苦。他把這一切歸於“大意的古怪”而疃入虛尤。他不懂這天意就是自然和人情的法則。他想逃脫那漫長的搖擺於兩極的強撐苦掙，安於現狀，任憑沉浮。他低頭了，可在沉痛悔罪中仍沒忘記自己的家長身份，遺留著封建餘威。劇情證足在這裏，顯示了非凡的現實主義光彩：當封建勢力公開承認失敗並退讓時，悲劇早已釀成，周萍和四風的兄妹亂倫“木已成舟”。周樸園企圖走出悲劇境地，卻導致了他人更大的悲劇，也把自己再度陷入良心折磨之中。《雷雨》初版寫他晚年的皈依宗教、終身悔罪是他性格的必然發展，並非“弱點”和“贅筆”。強大猖獗的封建勢力在造成了無數人的悲劇之後，必然逐漸衰亡，被人類的正義和良心擊潰。
周樸園形象的上述特征，如果將其“移位”到“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文學模式中，會顯得更加鮮明突出，同時也能反觀出這一敘事模式的曆史演變。某種敘事模式必然積澱著某種特定的曆史內容與文化心理。文學史上，一些作品的作者、時代、地域、體裁等雖不同，但它們的主要思想傾向、情節組織方式、人物關係設計等，卻顯出驚人的一致性。“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敘事模式，關注的是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所產生的男人對女人的遺棄，以及人們希望鞏固男女兩性關係的穩定形式的文化心理。幾乎各個時代和民族的作家，都對此作過自己的感性評價和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