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實秋的東方人格中，“節義”也許是最實在、最有價值的內容。節，主要是對自己的要求，義則是對他人的態度。梁實秋對人、對己有著不同的標準和原則。從“節”的方麵看，他對自己的要求，說不上很嚴，理想也不很高遠，他並沒有“殺身成仁”的大操守，他隻要求自己堂堂正正做一個人，對得住良心，能“節製”，他認為，“節製”是一種“美德”，這種美德的具體含義就是“不為物欲所役”。他身體力行，無論是涉足政界之時，還是在隱居退休之後，他都兩袖清風，一身廉潔。抗戰時期，他就任國立編譯館社會組主任兼翻譯委員會主任，當時，同仁推舉他義務擔任“消費合作社”主席，掌管編譯館幾百人的物資采購與分配。抗戰時期的重慶，物資極度缺乏，加之通貨大幅度膨脹，油、米、布等生活日用品不僅貴，而且都是奇貨。人可以幾天不讀書、不坐車、不跳舞，但不能一日不吃飯，為大家謀得這些物品，就成了梁實秋的主要任務。他與幾個同事一起四處奔走，八方設法，購回米、油、布匹等，又一個個地分給幾百號人，他與大家一樣，除領取應得的一份外，從來沒有任何特殊。成百上千的米、油、布匹從他手中流過，卻沒有一滴油玷汙過他的手，沒有一粒米粘過他的身，沒有一匹布遮過他的羞。有時，月底盤貨清賬出現了虧空，賬目難以持平，梁實秋也決不推卸責任或瞞天過海，而是據實在賬簿上大書“本月虧空若幹元”。他這種坦蕩、真誠的做法，以及辛勤的操勞而一塵不染，得到了同仁們的“絕對信任”，“合作事業管理局派員前來查賬，竟以此為不做假賬之明證，特予褒揚，列為辦理最優”。處此大難時期尚且能“節製”如斯，其他境遇中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對自己如此“節製”，恪守傳統的做人信條，但對人卻又很大度、講義。親朋好友彙聚北碚，友人尹石公曾贈他一首詩，開篇即為“梁侯磊落人”，極力稱讚他的為人。這不是友人的故意抬舉，實是梁實秋為人的寫照。對朋友他常能肝膽相照，坦誠相待，這裏舉一件小事即可見一斑。李長之先生曾因文才、譯作令梁實秋“大為歎服”，兩人以文結友，成為知己。適時，李長之先生正處危難之秋，工作不順，夫妻反目，梁實秋一麵馳函邀請李先生來國立編譯館任職，以解李之困窘，一麵與同仁一道盡勸解之責。這天李氏夫婦又因一點小事反目，“太太出去買菜，先生伏案為文。太太歸來把菜筐往桌上一拋，其中的豆芽白菜等等正好拋在長之的稿紙上麵，濕汙淋漓，一塌糊塗。長之大怒，遂啟爭端”（《憶李長之》）o梁實秋得知，真誠地告誡李長之：“太太冒著暑熱出去買菜，乃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歸來一同洗弄蔬菜，便是人生難得的快樂事，作學問要專心致誌，夫妻間也需一分體貼。”（《憶李長之》）他就這樣以“仁義”之心，解開廠友人感情之結，用坦誠的“直言奉勸”，抹去了同仁生活的陰霾，顯示了對友人的“真誠”。
他的確是很有風度，這風度滿蓄儒雅之氣，透射著濃烈的東方人格之味。但是具有雙重智慧的梁實秋，又不可能使自己的東方人格完全遵循傳統的模式，從傳統的模式中鑄就古舊的氣質，當他在傳統文化中塑造自己的東方人格時，又往往自覺地將西方的靈氣灌注其間，使自己的風度平添了一份色彩。這靈氣就是人性論，其色彩則是現代意識。
作為他東方人格基礎的“修身”，首先就透射了現代的意味。梁實秋認為“修身比任何事情都重要”，這一觀念本身是從中國傳統的人格規範中移植來的，但是，啟示他移植這一觀念的契機，卻是西方的現代生活和價值傾向。“西洋人有所謂‘新年決心’者，於元旦之時痛下決心，何者宜行，何者宜戒，羅列編排，筆之於書。……隻這一心向上，即屬難得可貴，比起我們在梁柱上貼‘對我生財’或鬥方‘福’字的紅紙以及庸俗鄙陋的春聯，要有意義多了。”很顯然，西方人的這種“痛下決心”，“一心向上”的生活意識和價值取向，在形式上與中國傳統的“修身”、內省有相通之處，梁實秋正是看中了這一點，而將其當作了“個人之進德修業也需要時時檢討改進”的直接論據。這一論據的引進雖然在形式上印證了傳統“進德修業”的重要性，但在內容中卻改變了傳統“修身”規範的傾向，將傳統“修身”的“內心反省”傾向，從純粹的精神和道德理性的層次，移入與現實世界密切相關的社會實踐的層次。“修身”已不僅僅是完善自身，在精神和理想的境地滿足自我心靈的需要，而且是實現自身的價值，達到實用功利境界，創造更多的實用價值的需要，在方向和目的上與中國傳統的“修身”有了區別，從而使這種從傳統中移植來的人格規範，既保留了傳統的內容，又因灌注了西方的靈氣而具有了現代的意味和神采。
“忠”作為梁實秋東方人格的首要內容，也由於西方靈氣的熏陶而顯示了與傳統的“忠”不同的行為傾向和獨特神采。最典型的例子是梁實秋赴台後“辭官”。當時，梁實秋已是有相當社會地位與學術地位的知名人士了。潰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百廢待舉，自然要網絡像梁實秋這樣的社會名流為其服務，但是，不知是看淡了人生，還是因為國民黨敗北的慘狀轟毀了他曾經的信仰，他謝絕了各種邀請與封官，而專注於一個文人所鍾情的寫作、翻譯、教書的工作，再也不過問政治，再也沒有涉足政壇。抗戰時期所激起的“忠”的信念，已逐漸脫離傳統的“忠”的規範，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已被擠兌到曆史的深處，占據其信念之上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正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西方靈氣，熏去了梁實秋“忠”的“愚性”，使他從本來就錯綜複雜的政治旋渦中脫身出來，專心耕耘於文學、教學的園地，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鑄就了文人的氣質與風度。
同樣，他東方人格中的“孝”，也因為西方靈氣的陶冶而顯出了與傳統“孝”不同的內容和鮮明強烈的現代意識。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他將“孝”置於人性的光芒下進行審視，認為“‘孝’是一件最平凡而又最自然的偉大人性之表現”，“孝”在本質上應是合人性，與人性一致的，一切違拗人性的“孝”在梁實秋看來，都是不應提倡的。他尖銳批判和否定了中國傳統的“孝子”故事，如”王祥冰魚”、“郭巨埋兒”等，對傳統“孝”進行了現代化的革新和重新解說，將重感情、懂禮貌等人性內容灌入“孝”的規範，使傳統的“孝”在人性的光芒中顯出了現代品格與現代神采。第二，將“孝”與“教”相提並論，革新了傳統“孝”的價值取向。傳統“孝”的價值取向是單向的，即隻強調子女對父母的“順”，梁實秋則將這種單向的“孝”革新為雙向的“孝”，提出了不僅應當孝順你的父母，還應當“教育你的父母”。在他看來，隻有具有這種“教”的取向的“孝”，才是科學的，合乎人性、人情的“孝”，才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孝”。因為，父母隨年齡的增大和生理機能的退化，不僅其生命會自然地顯出“老態”，而且，其精神、知識修養也會出現落伍和退化，在這種情況下，子女就有義務和責任“教”他們，給他們灌輸新的知識，引導他們熟悉現代生活的特點，幫助他們解決現代生活中的一些問題。隻有教育他們懂得了新生活的意義，才有可能使他們健康地安度晚年，而子女也才算盡了“孝”，否則就是“不孝”。很顯然，梁實秋所認可的“孝”與傳統的“孝”是很不一樣的，他給這種傳統“孝”的規範注入現代活力和西方平等、自由的靈氣，從而具有了嶄新的意味。當他遵循這種現代的“孝”行事時，也就使他的東方人格顯出了同樣嶄新的意味。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婚姻事件。他與季淑小姐的戀愛，完全是“自由”的，父親作為一個開明紳士尚不至於如何幹涉，而母親作為一個傳統女性則較為不滿，一向孝順的梁實秋當然不會違拗母親的意誌，但是，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他也同樣不會放棄自己的追求。如何解決這一矛盾？他的法寶就是“孝”和“教”。他往往乘母親心情較好時委婉地“教”母親認識現代人生活的特點和意義，引導母親了解青年人的生活趣味，也將現代生活的時尚告訴母親。正是順著“教”的途徑，他不僅盡了“孝”，也為自己爭來了一世的幸福。在以後的歲月，他從來沒有因“愛情”的衝突而苦惱過，也沒有因“不孝”而內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