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兩千多年來，對我國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特別是經過魏晉隋唐時期的廣泛傳播，佛教思想在我國大江南北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我國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麵。近些年來，各地寺院香火旺盛，越來越多的人從參悟佛法中提升境界、解除煩惱、廣結善緣、遠離罪惡，從而使自己的生活少了許多焦慮的痛苦，多了許多心靈安逸的幸福。佛教博大精深，是一門研究人類幸福與痛苦因果關係的思想體係。在佛教看來，幸福就是沒有痛苦的生活，擺脫痛苦的途徑就是走向幸福的途徑。在浩如煙海的佛教經典中，八正道比較集中地闡明了走向幸福人生的八條正確道路。
第一，正見：指正確的見解。正確地認識問題是正確地解決問題的前提，而正確地解決問題是避免痛苦獲得幸福的前提。所以，佛教把正見放在首要位置。要求人們不要從個人利害和好惡出發去認識問題，而要全麵地客觀地看問題。佛教認為：人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痛苦，是因為人有各種各樣的欲望。又因為人“無明”，不能正確地認識問題，就會在欲望的驅使下“造孽”，做出損人利己、傷天害理的事來。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存在著因果聯係，造了孽，就一定會遭報應、受懲罰，人的生活必然會陷於痛苦狀態。隻有正確的見解，分清哪些是善的合理的，哪些是惡的不合理的，並認識到它們的因果聯係，才會自覺地做那些善的合理的事情，而不做那些惡的不合理的事情，因而才會不造孽、不遭報應、不受懲罰，也必然生活在越來越幸福的狀態。既然人生痛苦的總根源是無明，那麼，擺脫痛苦的根本方法就是正見了。
第二，正思維：指樹立正確的思維方法。佛教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為釋迦牟尼具有極其高超的智慧、非凡的思維能力和正確的思維方法。我們之所以認為釋迦牟尼具有正確的思維方法，是因為佛教的理論基石是因果規律，而因果規律是一切事物運動變化的基本規律。釋迦牟尼在深刻批判當時印度哲學界盛行的“無因論”“偶然論”和“一因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緣起論”，認為世界萬物因緣和合而生，時間是因果的鏈條，空間是因果的網絡。在宇宙的大視野中，任何事物都是運動變化的，而任何運動變化都是有原因的，有什麼樣的原因，就有什麼樣的結果。因果相連、無邊無際、生生滅滅、互為製約。隻有知道了“為什麼”，才能知道“是什麼”。因此，佛教的因果方法不僅具有重要的倫理價值，而且仍然是我們認識和解釋人生現象的重要思想方法。
佛教不承認命定論，認為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人的幸福與痛苦是自己的意識、動機和行為的結果。這無疑是正確的能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除此而外，佛經中還蘊含著整體論和係統論的思想，有利於引導人們從整體上全局上把握人生，不要以自我為中心，不要為生活中的細枝末節徒增煩惱，要認識到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人共存共生、互相促進的關係。在和諧中謀求幸福的人生。
第三，正語：指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即不騙人、不搬弄是非，不說誹謗之語、傲慢之語、辱罵之語、刻薄之語、花言巧語和虛妄不實之語；要說真實語、慈悲語、稱讚語、利行語，即說話要實事求是、與人為善、讓人樂於接受、入情入理，能啟迪人、幫助人。在生活的因果鏈條中，習慣於妄語者、兩舌者、惡口者、綺語者必然招致失信於人的痛苦、引火燒身的痛苦、遭受報複的痛苦、被人厭棄的痛苦。而真實語者、慈悲語者、稱讚語者、利行語者，則必然會獲得社會信任的幸福、關係和諧的幸福、被人愛戴的幸福、受人尊敬的幸福。
人與人之間主要是通過語言進行交流溝通的。“好話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生活的實踐一再告訴我們，說話要講藝術，讓人樂於接受極為重要。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選擇什麼樣的語言來表達思想觀點，小則決定個人的人際關係，大則影響國家的前途命運。狄仁傑在勸諫武則天時就很講語言藝術，既維護了武則天的威望，又能糾正武則天的許多錯誤認識，從而避免了不少的決策失誤和冤案。彭德懷如果能夠像狄仁傑那樣勸諫，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態度溫和一點，言辭婉轉策略一點，不要用“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等嚴重損害毛澤東威望和傷害自尊的語言，或許彭、羅、陸、楊就不會被打成反黨集團，或許廬山會議的方針就不會由反“左”變為繼續反右，或許後來由此而引起的一係列連鎖反應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