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真知灼見在我心裏形成了另外一套理論“永遠不要以為你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永遠不要以為你知道敵人的後台是誰。盡量少樹敵、低調做事情、做有效的事情，做主子喜歡的事，是這個領域走得活的路。”
從政的第6年，已經是市裏一個不大不小的幹部。基本上能做的我都可以去做，不能做的我也不會碰；我深切領會到的是，自己已經不再可能為自己而辦事，我隻是龐大根係裏麵的某個小根丫，而且還僅僅是某個龐大根係裏麵的；這早不是1加1等於二的事情了，隻能用體係來形容，盤根錯節，上不見頭，下不見尾，深不可測，它就是一個深邃的黑洞。到了這個份上，已經一個物理課題，需要用物理的理論去探究。
當年2月13日，出大事了。
一日之間，被挖出了幾項重要證據，直指市內某部分領導；加上有“熱心”群眾積極舉報，立馬形成了證據確鑿的局麵。外市調來的偵緝隊連夜行動，迅速控製了多個嫌疑對象。目標明確，線索好像是天上掉下來似的。而恰恰在這時候，我火燒了34號資料室，把整個事件推向了最高潮。
記得警車趕來的時候，救火車也來了。公安局和省的幾個幹部一邊高叫著“先搶救卷宗。”，一邊用血紅的眼睛死盯著我。他們知道，出大亂子啦，出了比他們想象更大的情況。
之後我被高度控製了，接連的是持續三個月的交代情況、反思悔過、午夜彙審、配合調查。
我接觸過的審訊人員不下100人，全都是我沒見過的。在他們眼裏，我這樣一個寄生在人民幹部隊伍中的腐敗分子，竟然在罪行敗露的情況下，狗急跳牆，做出如此喪心病狂的舉措。也許是嚇瘋了，又或許內藏更大的玄機！於是，案件的調查核心集中到我身上，集中到34號資料室我要燒毀的卷宗上麵。事件像一枚手雷炸開了，震動了市、省。
我其實和多個其他落馬的幹部一樣，一早曉得“東昌事發並非偶然”。
原因從來不是橫向找得著的，禍患隻能來自縱向。充其量我們隻算是政治鬥爭的陪葬品罷了，覆巢之下無完卵，在下麵的，總有些得被壓死。也好，我的確不知道自己後台是誰，這為我減少了不少壓力，能交代的都交代了。隻有關於我放火的動機，他們對我並不滿意，決定另外調查。當然，他們不會查到。
被燒毀的檔案資料眾多，與我有牽涉的，要數起來也累的他們夠嗆；何況，更多的是那些和我關係似有似無、藕斷絲連的卷宗；更者，還有部分是檔案本來就不利於對手們的，我愛當了活雷鋒嗎？因此，我隨便的找個資料，編個故事，搪塞他們，他們懷疑就盡管懷疑去。
隻是，明明更多重要卷宗的檔案室、存有更多不利於我們的資料的檔案室就在呆旁邊，我卻偏偏燒了那較無足輕重的。這最後隻能變成IQ題。
事發後5個月，我被轉關押到浩市監獄，繼續協助調查。3個月後，轉到鹿城監獄。
正如岑三姑說的，“你這可是無期徒刑噢，明娃！要是出來的時候還能走動的話，你也折騰不了多久啦。這麼大的一個魚塘放著也浪費。我們兩家祖上其實都有份，看在這份上，你就讓它物盡其用吧。我問得很清楚啦，隻要你簽了，魚塘就算給我們家打理啦。以後的事就等你出來了再說——要是你能出來的話。”
“爹媽，真的沒有任何消息？”我痛苦的低聲問。
三姑歎了口氣說：“一直沒喔！你出事後就沒再見到咯，能找的都找遍啦，要不今天也不會來找你。你也是明白的嘛，雖然你是收養回來的，他們開始也很高興的咯，以為養得了個狀元，誰知道。”她悻悻的好像發覺自己說太多了，但還是補了一句“早些時候，咱們村有些怕事的也不敢回去啦，何況是你的父母噢，你應該明白是吧。我是很老實很老實的說。”
岑三姑他們要離開了。她把文件資料放進自己的購物袋，掛上肩，安慰了我一句，然後轉身走出去。黑根跟在她後麵，走到門口，忽然遲疑了一下，又轉身望了望我。“你有事，黑根？”我其實眼眶已紅，由於之前被打腫了，看不出來。
黑根側著臉，不敢與我正望，“大明，雖然你捅了這麼大一簍子，不過咱心裏有數。上一陣子，我們幾個和泥鰍私下聊的時候，泥鰍說了：‘大明子這次雖然撞了這麼厚的牆，但從頭到尾咱們村一個人都沒牽進去。看得出，他是做了狠功夫咯。這個兄弟，我們要認！’總之，謝了。”
說完，他也離開了探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