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我帶著無期徒刑的標簽入獄了。那是個未知的深淵，也許這一生剩下的日子都得在裏麵過；每一天，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怨恨母親把你生了出來。
記得來到鹿城監獄的那天，也正下著大雨。我心如死灰，隨著隊伍緩緩前進，換上標有“6092”的囚服，獄門哐當一聲響，與外麵的世界也就一刀兩斷。
進來以後，我發現自己必須麵對一些問題。在這裏，政治對手恐怕已經不會惦記，我對他們沒有多大威脅；反而是我們這邊的人，不能留我。之前得多次反省與協助調查，已經讓他們如坐針氈；幸好我也知道輕重，包攬了不少，但我的存在，對他們始終是存在的威脅。因此，要除掉我，早已是真釘真鐵的事情。
我很清楚，這種事，我也做過。但畢竟我國是法治社會，這些事不能明目張膽，這一點成為我唯一的依傍。
根據工作積累出來的經驗，我明白，這不是一個求生的問題，而是一個數學問題。麵對新的環境，我必須第一時間了解清楚生存空間的大小與自由度，把我可能出事的情況和地點記錄下來，再分析自己會在哪一種情況下出現短板效應；能改變的就改變，不能改變的就盡一切能力不讓那些不利自己的事情發生。
我變得非常敏感，警覺地觀察所有犯人，不輕易相信每一個人，白天不離開獄警的視野範圍。但事情，還是很快發生了，我在飯堂被拖到暗角暴打了一頓，頭破血流，左手脫膠，斷一根肋骨；幸好廚師吹哨子叫來了獄警。
隻要我不死，類似的事情會接連上演。
之後，我加強了鍛煉，盡量練習在襲擊中自保的技巧，並且增加了與獄友的溝通。通過聊天，我認識了一些人。慢慢，我了解到，這裏有勢力的大概是三夥人。
第一夥，他們的老大叫唐京，是個走私商，外麵還有勢力；
另一夥，以一個叫徐天脈的盜竊犯為首；
還有一夥，帶頭說話的有兩個人，分別叫丁浩飛和趙長虹，聽說都殺過人。
但第一次襲擊我的，有唐京的人，也有丁浩飛的人；第二次，有徐天脈的人，也有不歸屬於他們三者的人。這些大都是收錢辦事的人，不一定是老大吩咐的。假如這樣，不確定性就會大很多。這讓我非常迷惘。
“隻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寫作品，但此處管理有待改善。我已搬至17k文學。想繼續關注劇情的朋友們，請到17k相聚。拜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