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紹俊
什麼才是中篇小說的佳作？在我看來，至少應該包括兩點：它既應該是好看的小說，也應該是有文學意蘊的小說。找好看的小說不難，找有文學意蘊的小說也不難，但要找二者兼於一身的小說就有點難了。收入這本集子裏的中篇小說雖然不能說都做到了二者完美的結合，但我們能夠感覺到作者在兩方麵都有所追求。一個作家在寫中篇小說時，能夠做到既追求好看，也追求文學意蘊，就已經站在佳作的起點上了。中篇小說寫作的難度也就在這裏，因為作者在追求好看的時候難免傷及文學意蘊，在追求文學意蘊時又難免傷及好看。中篇小說作家實在是麵臨一個“魚與熊掌”的難題呀！但中篇小說的佳作必須是“魚”與“熊掌”的複合體。
2011年是兩個重要曆史事件的紀念整年，一個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與此相關的獻禮文藝作品出了不少。中篇小說寫作並不存在獻禮一說，但作家們因此而有了更多機會對曆史進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願意以小說寫作的方式去麵對曆史，去叩問曆史。方方的《民的1911》（《上海文學》第7期）可以說是這類寫作中的佳構。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漢，是一座見證辛亥革命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對辛亥革命有了一種特別的興趣，她曾經查閱了大量的曆史資料，並決定要為這段曆史寫一部長篇小說。她的長篇小說也就在2011年這一年發表了，小說名字就叫《武昌城》。中篇小說也許隻是她寫長篇時的額外收獲。但正因為有長篇做基礎，這個中篇小說就顯得格外的結實。方方的《武昌城》是寫1926年北伐戰爭中的武昌戰役的，她在書後還附有一份“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武昌戰役部分陣亡者名單”，這份名單有十幾頁之多，每一頁密密排列著陣亡者的姓名，方方說她決意要寫這部小說跟她見到了這份名單有關。或許方方意識到，每一個名字都是一個曾經活潑的生命，他們曾經在戰場上衝鋒廝殺，他們的生命在戰火中如同花朵一樣燦爛地開放，但也在一瞬間消逝。他們中的每一個生命都應該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們留下來的隻是一個個陌生的名字。今天，當我們再一次說起武昌戰役，說起北伐戰爭，甚至說起中國革命近百年來風起雲湧的曆史，還有誰會想到，這一切的後麵湮沒了多少人的故事？於是方方要用文學的想象激活這些陌生的名字，力圖通過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眾去理解曆史。所以方方在中篇小說《民的1911》中設置了一個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裏一個剃頭匠的孩子，跟隨著民的腳步和眼睛，我們看到了1911年發生在武漢的那場起義，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毀下的瓦礫。炮聲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但他們的應對方式都不是按照書本上宣講的曆史邏輯推導出來的。方方對曆史和生命有著自己的見識。
革命曆史一直是當代小說表現的重要題材，讀者一度對這類題材的小說生出厭倦情緒，因為它們仿佛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但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年來，作家在處理革命曆史題材時有了明顯的突破。《民的1911》屬於這類作品，朱日亮的《恐懼》也屬於這類作品。但朱日亮選擇了一個與方方不同的角度作為突破口，如果說，方方是側重於對曆史的重新認識，那麼，朱日亮就是側重於深入人的內心。在革命的大潮中，人們會作出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命運。朱日亮感興趣的並不是在革命大潮中發生了什麼，而是在革命大潮的衝擊下，人們的內心情感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他並沒有經曆那場革命，這反而給他提供了更多的想象自由。他不過是從人的情感共性出發去想象，人的情感有著綿柔的部分，比方說愛情。綿柔的情感又是脆弱的，作者難以想象，一個人綿柔而又脆弱的情感在遭遇到革命這一堅硬石頭的擊打時會變異成什麼模樣，他一想到擊打後變異的模樣，或許就有一種恐懼感。我以為，這是作者將小說取名為“恐懼”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