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保篤宗
雍正對民眾運動的態度和相應政策，是其為政的重要內容之一。二年（1724）二月，雍正頒布《聖諭廣訓》，第十五條即為“聯保甲以弭盜賊”。在他看來，安民之道在於消弭“盜賊”，而治賊的最有效辦法是實行保甲製，使民眾互相監察，不容奸匪窩藏，盜賊竊發。他看到當時保甲法推行無力，有名無實，盜匪不能肅清。他希望改變這種狀況，要求“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以防分，鄉以團別，排鄰比戶，互相防閑。”曆代封建政府對民眾的日常統轄辦法是戶口編審，保甲製則是一種輔助法規，它實行的狀況，曆代亦不盡相同，隻在少數情況下推行得徹底一些。這時雍正也是在戶口編審為主要製度的前提下，談保甲製的推行和作用。然而事情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四年（1726），雍正再次強調實行保甲法就有了新的內容和意義。
清初實行戶口登記，以戶為單位，記注丁口、籍貫、職業。丁口，是政府征發徭役的根據；籍貫關係到人們讀書，應試、做官等權力；職業，有的不能隨意改變。這些內容關係政府和民人的利害，雙方都很重視，政府由於據以進行剝削和統治，更加留心。人們的家庭情況總在不斷地變化，所以戶籍登記不間斷地進行。清初政府規定三年進行一次編審（後改五年一次），稽查戶口，尤為注意核實丁口，所以叫做“編審壯丁”。當編審之年，各省於年終報告戶部，若違限不報，經管官員都要照違限例議處。由此可見，在當時編審戶口，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事務。雍正實行攤丁入糧製度，使編審壯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比如最早實現攤丁入糧的直隸，在實行二、三年後，總督李紱發現了新問題，即丁役體現的丁銀已攤派到錢糧裏麵，而且丁銀的數量是固定的，不再考慮增減，因此政府了解人丁數字，已同征收錢糧沒有關係，這樣編審製度就成為多餘的了。他在四年五月的密折中奏稱：“直隸丁銀業已照糧均攤，是編丁之增損與一定之丁銀全無關涉”，“似宜斟酌變法”。編審不僅是多餘的，它需要一筆經費，購買紙墨，登記造冊，報部，這些費用派向民間，胥吏還要貪占。為免除這一弊病，他要求停止編審。可是廢棄編審後，如何管製民人，他也思謀到了。他認為保甲法既能清查戶口，又能稽察遊民，比編審更好，因此建議嚴飭地方官推行保甲：“於編排保甲時逐戶清查實在人丁，自十五歲以上毋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申送布政司，彙齊另造總冊，具題進呈禦覽”。以保甲代替編審，推正也在考慮這一問題，在李紱折奏前半個月，他再次發布實行保甲法的上諭。他指責地方官把保甲當作陳規舊法，“奉行不實，稽查不嚴。”針對村落零散、沿海、少數民族地區不宜實行的觀點，指出數家亦可編為一甲，漢化較高的苗民、僮民都可編為齊民。他怕地方官依然不實力奉行，命製定相應的獎懲條令。當見到李紱奏折後，雍正詳細披閱，認為所議“甚近情理”，隻是實行攤丁入糧不久，驟然取消編審是否會產生別的問題，還吃不透，因此要李紱正式題本，發給廷臣，廣泛征求意見。七月，吏部遵照雍正的指示，議定保甲條例：一、十戶為一牌，設一牌頭，十牌為一甲，設甲長，十甲為一保，設保正。二、畸零村莊、“熟苗”、“熟僮”，一體編入保甲。三、地方官不實力奉行，按情節分別議處。四、建立民間勸懲辦法，對違犯保甲條令之人，若行告發，按被揭發的人數給獎，若為隱匿，予以杖責。雍正批準這一條例，於是命各省通行，限一年內執行完畢。這時就在事實上停止了編審，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乾隆皇帝取消了這一製度。編審停止後的保甲法，與從前的不同，它包含調查戶口與維持治安兩項內容，突出了其治安管製的性質。也就是說自此以後，清廷日常控製人民的手段，主要是保甲法。所以說自四年起，雍正厲行保甲，是在攤丁入糧新形勢下對人民進行約束。
為了全麵推行保甲製，雍正便把推行保甲製作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麵，田文鏡起到了模範作用。他在三年（1725）就抓了推行保甲法的注意事項，要求州縣官做好選擇捕役、嚴查窩家、訓練民壯，查察寺廟飯店等項事務。四年（1726），他以保甲推行狀況衡量屬員優劣，唐縣知縣周璠“不能勤查保甲，一任捕役縱賊”，加之“諸務廢弛”，田文鏡因此就參劾了他。固始縣縣丞程秉禮署理光山縣及息縣知縣事，“奉行保甲極其謹嚴”，又能革除地方積弊，將他推薦，提升為唐縣令。田文鏡還讚揚老城知縣高鏜“稽察保甲，亦無盜案”。田文鏡的捕務、民壯、保甲相結合的辦法，浙江總督李衛也在推行。
在編排保甲時，雍正解決了對棚民的控製問題。有一部分在本籍無業的農民，到異地謀生，開山種地，或作雇工，因係搭棚居住，被稱作“棚民”。他們多生活在丘陵地帶，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陝西、四川等省山區尤多。他們生活沒有保障，遷徙不常，還曾發生過武裝起義，引起朝廷的注意。雍正二年（1724），戶部尚書張廷玉說浙、贛的一些搶掠事件，是棚民煽惑倡首，應設法安置，疏請敕令督撫派遣能幹的州縣官嚴行管製，加以編排，在稽核保甲時一體查察，並請允許棚民讀書進學，把他們變為土著，以綏靖地方。雍正命有關官員議處，三年（1725），兩江總督查弼納、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疏奏處置浙、閩、贛三省棚民辦法，四年（1726），雍正命仿照保甲的法規，按戶將棚民編審入冊，租地的山主，雇工的雇主，要對棚民進行擔保；願入籍的棚民一經獲準，即與土著一體當差；入籍二十年的可以參加文武生的考試。條令製定了，由各地督撫貫徹落實。李衛和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嚴厲執行，把浙江棚民控製起來。六年（1728），大理寺卿性桂到衢州密訪後，奏稱“棚民近日光景，皆知安分，不敢生事。”雍正自負地說：“在昔棚民，何有今日光景，經大費一番措置，方能如是帖然”。編查棚民法令下達時間一長，地方官和擔保的山主，地主就忽視它了，而雍正結記不忘，死前的上個月，還發出上諭，要求“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毋或怠惰，倘有不遵，即行嚴懲，從重議處，若督撫失於覺察，朕訪聞亦必加以嚴譴”。雍正在位期間，始終大力推行保甲法（包括棚民編查），企圖使人民俯首帖耳，任其擺布。
實行孝道，曆來被封建統治者視為做人的根本。順治、康熙兩朝撰述《孝經衍義》，康熙四十一年以前，會試第二場的論題，就從《孝經》選出，以後因著力提倡宋儒理學，改在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通書》等書中出題。雍正即位，強調“孝為百行之首”，重視《孝經》，命從元年恩科會試起，仍用《孝經》命題，“庶士子鹹知誦習，而民間亦敦本勵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其旨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做孝子，而這種人到了社會上，無論是做官為民，必能竭盡本分，忠實於朝廷。所以早在東漢時期，就有人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雍正把它概括為“移孝作忠”，更說明封建統治者極為提倡孝道，終極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順民。雍正圍繞這個目標，更自覺地、大力地倡導孝道和與它相聯係的宗族製度，實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針、政策。
孝道實行於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員，崇孝道，必然重宗族。雍正在《聖諭廣訓》第一條講解了敦孝弟之後，就在第二條說明“篤宗族以昭雍睦”。他把興建祠堂、設立宗族學校、添置族產、纂修譜牒四事，當作維持宗族製度的要務。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設立宗祠，有的大族還另立支祠，祠堂設有族長，大祠堂還有其他管理人員。祠堂的職責名義上是管理祭祀，實際是統治族人的機構。雍正為了強化它的職權，於四年（1726）下令在宗族設立族正，“察族之賢不肖”，即考察族內民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標準，表彰遵守模範，譴責它的破壞者。族長的選擇，是宗族內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給予支持。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權力。五年（1727），雍正更改與祠堂相關聯律例，他指示：經官懲治而不悔改的人，準許祠堂告官，可以將他流徙遠方，以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規處治，以致身死，可免執行人的抵罪。經過九卿討論，根據他的指示精神，擬定了相關的律例。司法權原隻在政府手中，這一變更，使祠堂也擁有了懲治族人的某種司法權，族長的權力加大了。雍正企圖用宗族權力輔佐政權，使兩者更好地結合起來，維護滿清的統治。但是這種改變，破壞了政府司法權的完整性，造成政府與宗族的矛盾。因而族正和處理族人司法權的律例能否長期存在，就成了問題。乾隆初年，乾隆皇帝把族正給否定了，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新設立。
雍正十年（1732），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照奏稱：讀《聖諭廣訓》有“置義田以贍貧乏”之教，其祖張淇用己田一千畝作為義田，養贍同族的貧民，現今請求皇上允許立案，在政府注冊，載入縣誌，該項土地不許別人侵占，即使張淇子孫亦不得出賣，他人亦不許私買，違者照律治罪。如此則該項田產可以長久保持，以利解決貧宗的生活問題。雍正見是響應他的號召，高興地允許立冊存案，並說：“張淇以己田作為公產贍養宗黨，其敦本厚族之誼可嘉”，應當表彰他這種義舉。張淇用私田作義田，建立義莊，經張照的登記，可以長久的保存，它的土地不僅使他人不得侵犯，連政府也保證不損害它。義莊始設於北宋的範仲淹，他的義舉被一直維持下來，雍正中，該族範瑤又以己田一千畝擴建它，收租贍族，其擴充部分，亦申請立案。該義莊所在地的江蘇巡撫尹繼善奏稱，範瑤的行為是受皇上《聖諭廣訓》教導的結果，現在“化行俗美，群黎編德，三吳士庶，莫不聞風興起，詠歌盛世，傳為美談。”雍正說範瑤義風可嘉，應予鼓勵，於是將他從候選知州補授為員外郎。雍正同時教訓尹繼善：“地方上偶一善事，何得遽雲化行俗美，群黎編德？”他不以有少數義莊為滿足，希望它大量的出現，以實現他倡導義行的主張。義田、義莊的地租，一部分用作贍濟宗族內貧宗成員。雍正號召置立義田，是利用宗族的力量實行互助，減少政府的壓力，使那些不穩定的因素因生活問題得到某種解決而暫時穩定下來。這也是用宗族製度支持政權。
雍正表彰義莊的建立者，隻是他旌表義行的一個內容。元年（1723）二月，命禮部研討建立忠孝節義牌坊事務，他說以往疆吏把此事當作形式，未認真執行，富室巨姓濫膺表揚，窮鄉僻壤的孝子節婦反遭隱沒不聞，督撫學政必須加意搜羅。報請旌表，申請人需要到縣城，要花路費，胥吏討索酒食錢，這筆開銷，造成貧民不能申請。雍正著意於寒素之家，就是要在實際上擴大旌表對象，以發揮它的影響。禮部遵照雍正指示，議請建立兩種祠宇，一為忠義孝悌，一為節孝婦女。建坊銀兩由政府發給。雍正批準了禮部的建議。實行情況各地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都比較重視。七年（1729），馬淑襄被任命為河南光州學政，“抵任值督撫旌表節孝，即為悉心采舉，於無力者尤亟搜揚”。有的地方官侵占建坊銀兩，以致易於傾圯，對此，雍正大為惱火，下命把查檢祠宇作為地方官交盤的一項內容。忠孝節義祠表彰的是個人，對於“模範宗族”，雍正同以往君主一樣大加表揚，十年（1732），親書“世篤仁風”匾額，賜給湖南沅江縣七世同居的譙衿家族，同年，還給七世同居的陝西武功縣李倬、同州劉運惇賜了禦書匾額，照例建立牌坊。他的臣子也仿效執行，如湖南宜章知縣胡星說該地禾倉堆曹族，“循理守法，安分樂業，秀者詩書，樸者耒耜，凡牽牛服賈之儔，莫不以孝弟為先，而寇攘奸宄之事無聞焉。”於是贈送“淳善可風”匾。
鹹同時間的思想家馮桂芬，鑒於攤丁入糧後“民輕去其鄉”，政府不易控製的狀態，認為需要實行“以保甲為經，宗法為緯”的統治。雍正在攤丁入糧實行之始，就停止編審，製定新的保甲法，設立族正，倡導孝道。他雖然沒有像馮桂芬那樣總結出保甲與宗族的經緯關係，但卻是按此實踐的。他這樣做，把封建統治真正深入到民間，把人民置於保甲與祠堂交織的嚴密羅網中。他這樣做，使政權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權，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維護政權，兩者結合，加強了封建統治。雍正實現行政機構改革，加強了皇權，加上這些地方組織的強化，增強政府統治力，所以雍正時代，從上到下，封建統治更加嚴酷了。
崇尚節儉
元年（1723）八月，雍正嚴諭百官：“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這裏提出安民、易風俗、崇節儉、防僭越幾者間的關係，由此可見，在雍正看來，崇尚節儉，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無有僭越，因而社會安定，黎民樂業，而要做到崇樸素去奢華，在於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他就是根據這種認識，倡導移風易俗，維護既定的服色、婚喪法規，並對它的不完善的或不實用的部分加以改定。
元年五月，雍正下令，文武百官要按品級規定戴素珠，穿馬褂，用坐褥，放引馬。他說大小官員有一定的品級，就有一定的服製，“所以重名器也”，但近來多不按品級，隨便用素珠、踢纓（馬項懸纓）、導馬，都是不應該的僭越，因令八旗大臣、步軍統領、都察院嚴行查核，對違犯者即行參奏。接著，福建巡撫黃國材折奏，請將服色違製的人，治以僭妄之罪。雍正說移風易俗，宜漸不宜驟，以從寬不迫為好，對違犯的人先徐徐勸導，然後嚴為定製，以法繩之。雍正雖然禁止亂用服色，但主張要有節奏地進行，逐步加嚴。
同年八月，禁止官民服用有五爪龍圖案的紗緞衣物。次年二月，左都禦史尹泰奏稱：玄狐、黃色、米色、香色久經禁止官民服用，如有違犯，加等治罪，雍正準奏。五年（1727），雍正諭令諸王大臣：王公百官朝服頂戴都早有規製，但平時所用服色沒有區別，需按官品分別確定下來。經過討論，規定貴胄百官和士人的暖帽、涼帽製式：親王、郡王，入八分鎮國公用紅寶石帽頂；不入八分公、民公、侯伯、鎮國，輔國、奉國將軍、固倫、和碩、多羅額駙、一品大臣用淨明珊瑚頂；二三品大臣用起花珊瑚頂；奉恩將軍、固山額附、四品官員用青寶石頂；五六品官用水晶頂；七品以下官員及進士、舉人、貢生用金頂，生員、監生用銀頂。八年（1730）十月，又因一品以下官員帽頂區分不夠細致，作了進一步的詳細規定。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雍正要求喪葬“務從簡樸，毋得僭妄”，命九卿分別為滿漢職官和兵民製定婚喪禮儀。次年五月規定官民婚嫁彩禮、鼓樂數目，漢人納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員之家，綢緞、首飾以八件為限，食物限十樣，五品以下官分別遞減，平民之家送綢絹，果盒限四種。舉行婚禮這一天，品官用本官執事，限用六個燈，十二個吹鼓手，庶民限四燈、八名鼓樂人。兵昆喪葬，前後斂衣五襲，鞍馬一具，棺罩用春布，若是秀才、監生則用春絹。二年（1724），又對出殯作出補充規定，因有的地方軍民送葬前一天，聚集親友，設筵演戲，出殯時隊列前也演戲，對此，雍正嚴加禁止。五年（1727）雍正說用金銀殉葬，對死者絲毫沒有好處，是極愚昧的行為，應當曉諭勸阻。
勸人節儉，雍正不殫其煩，不僅告誡旗人儉約外，對商人尤加注意。元年八月，諭各省鹽政官員，指責鹽商過於糜費，要求對他們嚴行約束：“使其痛自改悔，庶徇禮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