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禁洋教
康熙為政期間，對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區別對待，利用他們的科技知識，發展數學、天文學、曆法的研究，並有所成就。而對他們的傳播天主教，對教皇格勒門得十一世幹涉中國內政的傳教方針嚴予駁斥，至晚年尤甚。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嚴禁天主教的傳播。康熙五十九年（1720），命羅馬教廷使臣嘉樂帶回除願意留下服務的技藝人員之外的所有傳教士，又因西洋人德裏格妄行陳奏，將之囚禁。對中國人的出洋貿易，加以限製，有的人外出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呂宋（今菲律賓）等地，久居不歸，滿清政府害怕他們成為海盜，於康熙五十六年禁止民人往南洋貿易，前已出洋的限三年之內回籍。其久留海外的，知情同去的人坐罪枷號一個月，並行文該居留國，要求將留住清人解送回國，擬處斬刑。由此可見，康熙晚年嚴禁西洋人在華傳教和華人出洋貿易，目的是為了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雍正初年，基本上秉承了前朝遺政，而後稍有變動。
康熙末年禁止天主教的法令實行不徹底，雍正元年，浙閩總督覺羅滿保重新提出查禁的建議，他說西洋人在各省行教，人心漸被煽惑，請把他們通曉技藝又願赴京效力的送抵京城，其餘一律遣往澳門。雍正同意他的要求，指令地方官做好西洋人的遷移澳門事務，毋使其勞苦。命令執行中，西洋人戴進賢請求不要把他們全部驅逐到澳門，雍正飭令有關督撫討論，兩廣總督孔毓珣認為西洋人於吏治民生原無大害，隻是別為一教，“原非中國聖人之道，愚民輕信誤聽，究非長遠之計。”因請將各省西洋人，不必盡送澳門，可在廣州等侯該國船來搭乘回國，其中老弱不願歸去者，令其居住在廣州天主堂內，不許出外行教，同時，也不許平民百姓入教。其他地方的天主堂一律改為公所，入教的民人令他們放棄其信仰。雍正說他對“西洋教法原無深惡痛絕之處，但念於我中國聖人之道無甚裨益，不過聊從眾議耳。”西洋人隻要沒有大惡，應從寬對待，不要繩之過嚴。伺時批準了孔毓珣的建議。由此可以看出，他和康熙一樣禁止西洋人傳教，把他們驅逐到澳門，或集中於廣州，但在人身上保證他們安全。
雍正驅逐西洋傳教士的政策，在各地執行得比較緩慢，因為後來清廷允許俄國人在京建立教堂，不得不從緩進行。五年（1727）十一月，浙江巡撫李衛奏稱，西洋人傳教，以金錢引誘國人，因而許多人暗中入教，現在雖無大害，但應禁革。雍正說：“姑且以理化導，不宜遽繩以法，何也？現今都中許其行教，一旦嚴懲，人豈誠服？若論沿海省份，尤當禁革，徐徐逐漸為之甚是”。李衛還是積極辦理，八年（1730），把西洋人馬德諾遣往澳門，將杭州天主堂改為天後宮。雍正禁止傳教，用意是在不許中國人信教，尤其不準滿人崇信。貝勒蘇努的兒子蘇爾金、庫爾陳、烏爾陳等都信奉天主教，蘇努因是八爺允禩黨人遭到打擊，雍正多次指責他那些信教的兒子們背祖宗、違朝廷的罪過。李衛在奏報地方上信教情形時，特地說明“駐防旗下亦染此風”。他們君臣怕人信仰天主教後背儒家的綱常大義。
這一次驅逐，對天主教是一次較大打擊，清末北京主教樊國梁說：“各省大小聖堂，一時俱拆毀盡淨，其聖堂之房屋院落，或改為倉廒，或改為書院，一所不留。京師順天府屬之文安縣、古北口、宣化府等處，均有聖堂，至是盡改為官所，京都之北堂，亦改為病院矣。其堂之聖像、聖龕，盡遭焚毀，從來中國聖教之厄，未有烈於是時者也”。這反映了當時教堂被摧毀的情況。
雍正與羅馬教廷也發生過交往。三年（1725）十月，教皇伯納地哆的使臣噶達都易德豐朝見雍正，祝賀他榮登帝位。雍正深感滿意，表示對來華的西洋人，隻要他們“慎守法度，行止無愆”，一定“推恩撫恤”。康熙時被囚禁的德裏格，因符合雍正即位恩詔的赦免條款，前已釋放，尚有傳教士畢天祥、計有綱也於康熙年間關在廣州，教皇要求援德裏格之例把他們開釋，雍正查檢他們的犯罪情節，符合釋放條件，同意了他的請求。
耶穌會士來華，既帶來某些西方的科學知識，又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先導。清朝政府針鋒相對，部分利用其技術，防製其傳教和顛覆活動，雍正也執行這一方針。他的驅逐傳教士於澳門、廣州，是防範他們深入民間，影響民眾思想。傳教士是外來者，有進攻之意，雍正的措施，實質上具有防禦性。雍正在驅逐時，強調作好護送工作，後又允許居留廣州，做的有節製。在驅逐時，雖也命令精通技藝的西洋人留在京城服務，但對他們的利用遠不如康熙那樣熱心，這一點大不如其父康熙。
對待西歐來的使臣，雍正以禮相待。五年（1727），博爾都噶爾（今葡萄牙）使臣麥德樂至京，雍正召見，在常賜之外，又賜人參、瓷器、漆器、紙墨、字畫、香囊等物，特遣禦史常保住送至澳門，命他們走江南、浙江、江西一線，觀看富庶和人文發達的地區，指示各地厚予照顧，使與“各國貢使不同”。常保住乘機勒索地方官，故意抬高麥德樂身價，以便得遂其私，因此各地督撫待以不尋常的禮遇。如江蘇巡撫陳時夏出城郭十裏迎接他們，在常保住、麥德樂前跪請聖安。設宴招待他們，且陳時夏親自往請，否則不赴席。他們一行到浙江，李衛因沒有改變接待儀注的諭旨，認為像陳時夏那樣做，是有損國威，於是隻在常保住麵前跪請聖安，讓麥德樂在遠處觀看，使知中國尊君禮節，常保住要李衛等先拜見麥德樂，李衛堅持請麥德樂到官廳相會。使臣過後，李衛奏報麥德樂“驕橫”，常保住“不顧國體，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對李衛的做法大加讚賞，朱批說：“所奏殊屬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諸臣悉能如此居心，顧惜國體，天下何愁不治。”又指責“陳時夏身為大吏，不應卑躬失體至於若是。”要求李衛調查使臣離浙赴粵情況。便臣到澳門，兩廣總督孔毓珣折奏，說常保住“一路廉靜，待夷人亦甚得體。”雍正據李衛的奏報，要求他據實奏聞。此後具折回奏：前報常保住廉靜，是因他離廣州時拒收各官公送程儀八百兩。其實他在廣東，來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銀、小包及其他費用，“在澳門收受西洋人食物，則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禮物，則外人不知”。說明常保住確實不惜以傷國體撈取錢財。雍正對麥德樂的優待，使他深為感激，到澳門正值雍正壽辰，經征得常保住同意，率領西洋商人，在天主堂作祈禱，為雍正祝壽。雍正對天主教、西洋人，如前所述，並無惡感，他有西洋發式頭部畫像，也可以作為明證。
管理外商
雍正年間，西洋和南洋的商人來華貿易，均至廣州，來的商船不算多，然而不少於康熙統治時期。雍正三年（1725），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總計十艘，其中英國船六隻，載來貨物有黑鉛，番錢、哆羅（寬幅毛織呢），嘰以及胡椒、檀香等物，法國船一隻，所載黑鉛、番錢、羽緞、哆羅，大體與英貨相同。噶喇巴（爪哇）、沙、嗎吧喇斯各一隻，貨物為胡椒、蘇木，檀香。北歐的瑞典、丹麥商人，都是在雍正年間來到廣州進行貿易。所有的外商貿易量不大，如署粵撫兼管粵海關稅務常賚所說：“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
到廣州的外國商船，清政府一律令在黃埔停泊，進行嚴格管理，如其船所帶炮位，由中國官方起卸保存，離去時始行發還。船到後，中國派兵看守，隻許正商數人與中國行商進行交易，其餘水手人等都在船上等侯，不許上岸行走，由粵海關進行征稅和查貨。中國的與外商貿易無關的人員，一律不許進入外商船隻。要求外商於當年十一月、十二月乘信風便利，辦理清楚離去。雍正同意這些規則和做法，隻是強調“嚴加約束稽查”。
與外商洽談貿易的行商，又叫“洋商”、“官商”，他們在康熙年間組織公行，經過向政府申請，獲得允許，負責對外商的貿易。雍正初年洋行名為“十三行”，其實有四五十家。三年（1725），粵撫楊文乾在行商中設立行頭，專用其中的六家，洋船報稅上貨等事全由他們專門辦理，這就是說清朝政府用行商壟斷外商的貿易，楊文乾又選擇少數行商壟斷洋行生意。
雍正當政時，管理外商的官員往往大肆貪汙。楊文乾是被雍正視為實心奉公、不避嫌怨的好官，當兩廣總督孔毓珣，廣東藩司常賚珣，官達等揭露他貪贓時，雍正很不以為然，大加保護，可是後來真相大白於天下。楊文乾在粵海關每年額稅四萬兩外，以溢耗之名，多得十一萬兩；外商帶來的銀兩，每兩抽銀三分九厘，共得兩萬餘兩；紅黃顏色的綢緞照例不許出口，楊文乾違例準許，每匹得銀七錢，約計可得銀萬兩；外商回船，不論其買貨多少，按其攜來銀兩，每兩加抽一分，獲銀四萬三千兩；而且還以進貢為名從外商船上揀選奇巧物件自用，由洋行商人代給貨價，計銀萬兩。這樣楊文乾每年因管理外商事務，約計貪贓二十萬兩。五年（1725）夏天，楊文乾進京陛見，而時值外商船到來之時，不能細查外商貿易情況，所以行前傳令，外商凡買湖絲一擔，扣銀二十兩，茶葉一擔扣銀五兩，瓷器等貨扣銀二兩。楊文乾還向行商索取銀錢，行商按接洽的外商船隻大小，包送楊文乾一萬兩，或八千兩、六千兩、三千兩不等。雍正六、七年間，傅泰署理粵撫印務，為時八月，對屬官節禮、陋規一概不收，表示清廉，但補用粵海關書吏五人，向他們每人收銀三百兩，否則不予錄用。楊文乾、傅泰在其他方麵清廉，獨涉及外商事，以為貪點無妨。雍正揭露他們的心理是：以為這些事“不關國計民生，設法巧取，而名實兼收”。官吏借外商而獲暴利，由楊、傅二人之事可見一斑。雍正在對洋人關係上處處以國體為重，官吏專在與洋人貿易上舞弊，收受賄賂，也是有失國體，而他卻留意不夠。
對於後世臭名昭著的鴉片貿易，雍正時鴉片進口數量還小，但已引起雍正的重視，禁止販賣鴉片煙，官員也較認真執行。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國為清源塞流，注意查拿販毒人。七年（1729），在陳遠家中查獲鴉片三十三斤，擬以枷號充軍之罪，陳遠稱冤說他所有的是藥用鴉片，不是鴉片煙，經巡撫劉世明交藥店鑒別，確係醫藥用品，尚未製成毒煙，因此將陳遠釋放，將鴉片貯存藩庫。劉世明認為李治國犯了失入的過錯，本擬究參，又怕因此使人誤會，以為解除鴉片煙禁，所以隻好密折奏聞。雍正對此事的看法與劉世明不盡相同，他說：“李治國於此一事雖欠明察，然乃過於從事之咎，情理尚在可原，不就此案參處甚是。”至於沒收陳遠鴉片，“若係犯法之物，即不應寬釋，若不違禁，何故貯存藩庫，此皆小民貿易血本，豈可將錯就錯，奪其生計。如欲留為異日證據，數兩幾斤足矣，未有全留貯庫之理！雖係細事，殊關輿論，汝等身膺封疆重任，慎勿因其細而漫忽視之”。此一事反映雍正治事的細密不說外，他對鴉片政策是：販賣毒品，嚴懲不貸；嚴格區分藥用鴉片與毒品鴉片煙，毒品嚴禁，藥用毫不幹涉，且照顧到小本商人的正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