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製度，是指根據文學的內在規律、文學傳統、作家的情感需要或不同時代的意識形態的需要，在社會生活結構中建立起來的規範體係。文學製度是從兩個方麵建立起來的：一方麵是文學自身所具有的內在規定性，或者說，這一規約決定了對象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文學性，是否是文學作品；一方麵是不同時代意識形態對文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與要求，這裏所說的意識形態，不僅是指國家占統治地位的、具有支配性的國家意誌或統治思想，同時也包括文學批評、價值觀念、社會風情等引領時尚的社會思潮。對於大眾文學生產來說，後者可能更具有規約性和支配性。
但在中國的二十世紀，由於特殊的曆史處境，也就是遭遇了西方締造的“現代性”之後，在激進的社會變革思潮中，它所充當的角色和具有的功能，大體是在組織民眾、動員民眾的範疇內展開的。當知識分子的話語方式經過民間“轉譯”之後，大眾文學就成了文學生產的主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啟蒙”時代，由知識分子操縱、書寫的大眾文學是為了動員民眾實現自身的解放，並進而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強大。應該說，在這個意義上，大眾文學實現了它的期許。但是，當現代化的目標不斷臨近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大眾文學己經不在知識分子的把握之中，或者說，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誌正在被一個隱形之手所取代，它在抽空了知識分子的意義訴求之後，把它悄然地置換為夢幻和消費。這是轉型的極限，當然也是它自我重塑的開始。
我們還發現，文學製度與大眾文學的生產，和傳媒的關係始終是暖昧而緊密的。也就是說，無論是文學製度還是文學生產，它們最終都是通過傳媒實現的。因此傳媒本身就是觀念，在不同的時代，傳媒就是主題。從《新青年》、《新潮》到《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從《人民日報》、《文藝報》到《大眾電影》、《時尚》，從《焦點訪談》到《快樂大本營》，無一不明確地訴諸自身的主題。當然，傳媒的意誌從來就是製作者的意誌。在“一體化”的時代是如此，在多樣化的時代同樣如此。
問題的全部複雜性可能還不在這裏，更需要分析的問題是：在激進的“一體化”時代，我們在感到壓抑的同時，仿佛也被激進的思想潮流和慷慨的獻身方式所打動並且震撼；而在多元和相對自由的時代，我們在解放和狂歡的慶典中，也時時感到正與“妖魔”共舞。那麼，我們的認同或拒絕是如何發生的？大眾文學在製度的規約下究竟是如何被生產的。
傳媒與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
現代傳媒的發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話，無所不能的現代技術和光怪陸離的資訊及想象的合謀，使傳媒的整體形象正趨於“人妖之間”。一方麵，它幾乎無處不在地填充著日常生活，以盡其所能的方式為所有的人提供“滿足”和欲望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它似乎僅僅是看得見的可供選擇的視覺符號；另一方麵，也正是這些貌似“親和”的符號，“不為人知”地改變和控製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隻“看不見的隱形之手”。因此，傳媒研究成為當下學界的一門顯學，就不應將其看作是一種隨波逐流的庸俗時尚。這個由印刷和電子符號構成的幻覺世界，使人們產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換的虛幻感，在傳媒中構成的那個世界不斷地閃滅，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現代“故事”，就像街頭廣告一樣，它若隱若現但並不屬於你，同時，我們在傳媒不間斷的宣諭中又時常體驗著快樂和需要。傳媒帶來的失落和滿足，背後隱含的也就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複雜心態。
現代傳媒改變了傳統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被稱為“印刷資本主義”的早期現代傳媒的出現，使人與人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無須再麵對麵就可以實現。
生產和交流方式決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傳媒為中心。更重要的是，不止是工具，它是帶著它的觀念一起走進現代社會的。現代傳媒在中國的出現，是被現代傳媒整合起來。或者說，是現代傳媒推動或支配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動向。那些與現代民族國家相關的觀念和思想，正是通過傳媒得以播散的。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傳媒甚至成了某一時代的象征。比如五四與《新青年》，延安與《解放日報》，新中國與《人民日報》，“文化大革命”與“兩報一刊”等等。因此，傳媒被稱為“一種新型的權力”。這個權力不止是話語權力，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如果為民間社會所認同，它也就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傳媒和文化領導權的關係是密切地聯係在一起的。
當然，問題遠不這樣簡單。在阿帕杜萊看來，“印刷資本主義的革命，以及由它釋放出來的文化凝聚力與對話關係，隻是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世界的一個作用有限的先驅。”當電子傳媒統領了這個世界之後，虛假的“地球村”帶給我們的矛盾則是：“一方麵是個人與個人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異化狀態和心理距離，另一方麵則是那種天涯若比鄰的電子幻覺（或夢魘）。我們正是在這裏才開始觸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種文化進程的核心問題。”因此傳媒的複雜性可能是我們在當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之一。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與傳媒密切相關，但我將重點討論的問題，限定於傳媒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關係上。
1．文化領導權的提出與意義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是葛蘭西首先提出的。英語hegemony在中文的翻譯中多譯為“霸權”，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權”、“話語霸權”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霸權”同湯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極為相似。在葛蘭西的理論中，研究者和翻譯者將其譯為“領導權”是非常準確的。文化領導權就是“文明的領導權”，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則，是民眾同意的領導權。它不是意識形態的強製推行，也不是對某種政治文化的被迫忠於。因此，在葛蘭西那裏，“文化領導權”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願的方式為前提並最終得以實現的。葛蘭西這一理論的提出，原本是試圖探尋出一條適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結構和革命勝利前的沙皇俄國的國家政權結構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羅斯，（革命前的）國家是包羅萬象，代表一切，市民社會卻是方興未艾，呈現膠狀凍結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之間有著適當的關係，一旦國家根基動搖，則市民社會堅實的基礎就顯現出來。西方的國家隻是城市外圍的壕溝，在它之後屹立著堡壘圍牆般的強有力的體係。因此，在發達的西方社會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像俄羅斯那樣僅僅通過“運動戰”——用暴力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徑是應該通過“陣地戰”的形式，在市民社會建立起關於社會主義的道德和文化的領導權。他的具體解釋是：
“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兩條途徑來表現它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統治者’和作為‘文化和道德的領導者’。一個社會集團統治敵對集團，它總想‘清除’他們，或者有時甚至動用武力對他們進行鎮壓；它領導著與它親近的和它結成聯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的確也必須在取得政府權力之前已經在行使‘領導權力’（這的確是贏得這種權力的基本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權力的時候，接著它就變成統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權力，也仍然繼續領導。”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取得文化領導權；在革命成功之後，並不意味著“領導權”永遠掌握住自己的手中，它仍處在被認同的過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險。
在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中，“市民社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它是與“國家”不同的屬於上層建築的概念。在他看來，強製、統治、暴力屬予國家；而同意、領導權、文明則屬於市民社會：“現在我們固定兩個主要的上層建築方向—一一個可以稱為‘市民社會’，即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另一個可以稱作‘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方麵的一個方麵符合於統治集團對整個社會行使的‘領導權’功能，另一個方麵則符合於通過國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統治’或指揮。”在另一處他又說：“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像社會、工會或者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
因此，市民社會是指不受國家幹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沒有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也就不能訴諸實施。同樣的道理，國家也並不等於強權政治，它還必須有為民眾認同的倫理基礎，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道德國家”、“文化國家”。葛蘭西的這一理論，他自認為是來自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一文中他說：領導權這一要領是由伊裏奇負責（製定和實現）的。研究界也普遍是來自列寧的理論，新近出版的著作還認為：“‘領導權’概念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他主要強調的是政治領導權，其核心是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暴力奪取政權。”葛蘭西的自述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在列寧的著作中根本沒有出現過領導權(hegemony)這個詞。而研究者試圖用譜係的方法尋找葛蘭西理論的來源，但其論證出來的結果恰恰說明了列寧理論與葛蘭西的矛盾。也就是說，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暴力奪取政權的理論，而葛蘭西所強調的是通過道德與知識在市民社會建立起文化的領導權。列寧是急風暴雨式的，是“運動戰”；葛蘭西是漸進式的，是“陣地戰”。因此葛蘭西與列寧不存在譜係關係。倒是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在《對（獄中劄記）的曆時性解讀》中，對葛蘭西的理論來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葛蘭西眼中注視著列寧的形象，但他心裏一直牢記著馬克思的思想。葛蘭西的研究者們沒有記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英文版中不僅談到‘淩駕於市民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而且還談到‘由市民社會和人民群眾重新奪回國家權力’。”因此，葛蘭西的關於領導權理淪的來源，毋寧說來自馬克思更可靠。
文化領導權顯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但它是一種有別於“權力意誌”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識形態不但支配著物質生產，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重要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又在不斷的強製推行中，試圖抹去它的“虛假意識”，並極力凸現它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對其認同的程度，也就決定了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進人社會。因此表達權力意誌的意識形態也就成了一個人進入社會的“許可證”，它與接受者的關係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但是文化領導權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以市民社會的“同意”為前提的，它不是一種統治和支配關係。葛蘭西在談到“文化”時指出：文化不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文化人也不是塞滿了經驗主義的材料和一大堆不連貫的原始事實的容器。
文化不是這種東西，“它是一個人內心的組織和陶冶，一種同人們自身的個性的妥協：文化是達到一種更高的自覺境界，人們借助於它懂得自己的曆史價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但是“這些東西的產生都不可能通過自發的演變，通過不依賴於人們自身意誌的一係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動物界和植物界的情況一樣，在那裏每一個品種都是不自覺地，通過一種宿命的自然法則被選擇出來，並且確定了自己特有的機體”。在這個意義上葛蘭西不是個“唯物論”者，他強調的“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說他是曆史的產物，而不是自然的產物”。
葛蘭西對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對人的認識，構成了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基礎背景，也使他的理論成為關於人的解放的學說。人的解放的普遍要求也必將成為“指導”人們行動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意義上葛蘭西的理論具有鮮明的道德／倫理色彩。這一看法也被葛蘭西的革命實踐所證實。他不僅積極倡導精神道德改革，而且還創建了一個“道德生活俱樂部”，這個俱樂部裏充滿了一種近乎宗教般的氣氛。在他看來，為了在意大利進行革命，必須首先造就新一代的革命者，而這樣的革命者“能夠做天性玩世不恭的意大利人不會做的事情，那就是獻身於一項事業”。葛蘭西自己身體力行。《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內容多為文化性質的題材，對工人運動毫無影響。葛蘭西接任主編之後，深入到工廠調查研究，改變了辦刊思想。並以選舉的方式將都靈的“廠內委員會”代之以“工廠委員會”。葛蘭西認為：所有工人、職員、技術人員以及所有農民，總之社會上所有積極因素，——都應當由生產過程的執行者變為生產過程的領導者，由資本家管理的機器的小齒輪變為主人公。《新秩序》於是也成了“工廠委員會”的報紙。這即是葛蘭西實施“陣地戰”的具體實踐，同時也是他關於人的解放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