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進化論和發展的眼光看待曆史，新世紀初，中國以加人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標誌，實現了彙人全球化進程的關鍵一步。至此，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百年夢想，恍若一道晨曦躍出曆史地平線，終於越來越頻繁地變成我們周圍生活的各種景觀。隨之而來的似乎應該是一場告別儀式：宣布現代性話語的終結——中國即將進入後工業社會，並融人後工業社會語境。實際上，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降，學術界不斷湧現的後現代主義輿論，已經把這種意向推舉到世人麵前。但讓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這種曆史進化論的理解問題方式，這種前與後、新與舊的言說方式，卻依舊屬於現代性話語範疇。以現代性方式來宣布現代性的“過時”或終結，不免顯得有些滑稽，讓人有種“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感覺。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話語的消解，並不意味現代性話語的完結。反之，伴隨著一係列消解過程的正是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彼此纏繞的過程。而且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所不同，在以現代性為普遍傾向的全球化時代，在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的經濟利益逐漸躍居首位，國際互聯網打破國家與區域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麵，使無論多麼偏遠地域的人們都成為地球村的居民，都與國際金融貿易市場發生聯係與交往的今天；同時也是在現代性越來越受到人們反思的今天，那些現代或後現代理論已經不是“拿來”與“接受”的問題，或者說，它們並非外在於我們的生活，不是一些外部因素與我們偶然相遇，而是在我們的本土實踐中已經產生這種言說的必要，成為理論與現實都無法繞過去的問題。以為某種理論的發源地一定享有使用它的優先權，或者外來的理論與本土實際具有不可跨越的距離，這種邏輯已經不攻自破。正如我們經曆了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交錯繁衍的曆史，我們對這些理論不僅不感到陌生，反之，就在它們往往被當做西方話語在世界普遍流行的時候，中國的現代史則以鮮明而富於個性的內容表明著自己的他者身份，表明它與現代理論格局的互動狀態，還有這種曆史自身交錯繁衍造成的生動局麵，都在不斷擴大理論的多邊性內涵，為現代理論結構提供了生機，而不至於使其陷於一隅，變得凝固而僵死。
現代性與消解現代性的寫作，其實也可以看做是對曆史不同的認識和表達方式。雖然文學與曆史曆來被看做是兩個不同的學科，“對一個曆史學家說他的書是神話一定會使他感覺受到了汙辱”，但是，“當一個曆史學家的規劃達到一種全麵綜合性時，他的規劃就在形式上變成神話，因此接近結構上的詩歌”。新曆史主義的倡導者本意也許是想在原有的曆史結構之外，嚐試對曆史做一種新的闡釋，於是他們把目光轉向文學，因為在這個領域，同一段曆史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給予完全不同的表述。當曆史敘述以恢複曆史本來麵貌而自詡的時候，新曆史主義使人們突然意識到，現存的曆史其實是人們敘述中的曆史，必然多少帶有敘述者的烙印，標誌著一定話語權力對寫作的影響，而不可能還原於曆史自身。
這一點恰如文學對曆史生活的關照。文學作品對曆史細節的發掘，形成重新敘述的基點，並使已經變得讓人無話可說的宏大敘事，又生發出重新講述的可能。中國曆史悠久，也是世界上格外重視曆史的國度，論從史出，以史為鑒，都是曆史學留給我們的有效治學方法。文學史寫作就其基本性質而言更偏重史學的訓練和準備，借鑒曆史學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和仔細研讀史料，是文學史寫作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前提。如果我們經過這樣的努力可以證實，中國在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由於它的後來者地位，還有它相對於西方現代化進程的他者身份，存在著現代性和消解現代性彼此纏繞的過程和基本線索，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重新審視已經形成的被敘述的曆史，對以現代性話語進行種種單一描述的曆史進行改寫和重構。這樣做，也可以說是受到有關新曆史主義討論的啟發，但卻並非是以一種全憑想象的“詩學方式建構曆史”；而是我們在重讀二十世紀文學史時，在曆史敘述的間隙，或是在被塗抹、被忽略之處，發現了這種重寫的可能。
現代性與現代革命敘事
中國的現代性曆程“從頭說起”，總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西方帝國主義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的屈辱曆史。因此，中國啟蒙者變法維新的一係列舉措，更為迫切的是應對有如燃眉之急的國破家亡的現實，這也是他們與西方啟蒙者在出發點上明顯不同的地方。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後來者身份，使他們敏銳地意識到這樣的聞題：我們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卻不斷遭受西方侵略者帶來的蕾難，這讓人禁不住追問：“為什麼先生總是侵略學生？”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把回歸前的香港作為個案，從思想文化的角度，試圖解答啟蒙作為一種曆史話語的局限性：由帝國主義侵略而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在本質上，無法推行啟蒙精神。啟蒙，即是要通過教育使他們自覺到作為一個自然本體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自覺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所處的情境。這，殖民政府不能做，因為喚起被統治者的民族自覺，就等於讓他們認知殖民政策宰製、鎮壓、壟斷的本質；自覺是引向反叛和革命之路”。這一結論並非空穴來風，而有香港回歸前的景象作為依托：
……我們試從會考到打政府工（當英國政府文員），或會考後入港大再到留學英國回到香港當新聞官、督察等這條線索來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左右兩岸政治舞台的黑暗麵，而且能公開討論而不受幹擾。
但如果我們寫香港人民族意識空白的病因呢，是不是可以？這是一個問題。我們再進一步問：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作家有沒有深探過這個病因？如果沒有，或者說，有也是隱晦的，有也是鳳毛麟角，為什麼？說得更清楚一點，他們有沒有或可以不可以寫殖民政策下意識的宰製和壟斷的形式？能觸及和反映在這個體製下的掙紮和蛻變（這當然包括中國意識與殖民政策的對峙、衝突、調整、有時甚至屈服而變得無意識、無覺醒到無可奈何的整個複雜過程）才算香港文學。寫台灣某一個時期的唯美或寫大陸的普羅都不能算，除非同時是在上述的情結中辯證出來的。
（同上）
這種現實是曆史發展的結果。這裏的引述意在說明，現代化並非一床錦被，盡可遮蓋一個民族在身份認同當中所遭受的屈辱，以及非自覺狀態。同時它也表明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由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中，在本土與外來，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衝撞與融會之間，由於其後來者和他者的身份，在現代性發生的同時，它也不斷遇到來自本土的消解力量。或者說，由於這種特點，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呈現出與西方國家十分不同的景象。因此文學對這段曆史的表述，也必然出現格外複雜與多元的局麵，甚至在某些時候，近似於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反叛和消解。這並不是說中國更早地出演了西方從現代社會到後工業社會的百年曆程；而是說，作為相對於西方現代社會的後來者和他者，它對啟蒙話語的接受，那種急切地想實現現代化的心理，還有對這一進程的猶疑與批判，都表現了本土身份特有的姿態，而有異於歐美的現代啟蒙傳統。
對傳統激烈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也是構成現代性曆史敘述的基本線索。但隨著九十年代人文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對傳統與現代性的重新認識，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新解讀，成為現代文化及文學研究的新趨向。這一趨向，為重新認識現代文學史找到新的視角，也為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出現的新命題，比如對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再認識，提供了曆史依據。九十年代中後期，王曉明對形成五四文學傳統的文學機製，特別是對其產生重要影響的刊物和社團，進行了深入剖析。對他的研究，也許不能隻理解為給以往的曆史做翻案文章，而是他在意識到現代性產生的合理性同時，打破二元對立僵局，從審視現代性的角度，對曆史構成的複雜因素進行了充分發掘。例如他以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刊物《新青年》為例，指出《新青年》“個性中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實效至上的功利主義”，並“不惜在論述上走極端的習氣”。但這並不是說，像陳獨秀和胡適這樣的學者是一群思想或話語的“暴徒”；實際上，在社會轉型的時代召喚中，他們是一群敏銳的曆史先覺者，因而也是立意要改造祖製、決心造反的“不自量力”者。“他們原本就是要攻擊舊傳統，要‘除惡務盡’，怎麼會願意受那套學術辯論規則的束縛呢？黑暗那樣深厚，人心那樣麻木，你要想搖動它，喚醒它，就隻能放大嗓門，以製造刺激性的效果”。這種追求刺激性效果的真正動力，正源於本土對現代性強烈的呼喚。
他們之間的觀點分歧，以及爭論中劍拔弩張的氣氛，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以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參與現代政治的曆史投影。他們在文化論爭中所表現的激進姿態，在一定意義上，也反映出中國現代政治變革之初所采取的激進範式。“從錢玄同提倡廢除漢字，到張崧年主張‘把行了幾千年的婚姻製度從根廢除’，種種驚世駭俗的主張，從《新青年》上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無不令人感受到“全盤西化”的“絕對主義的迫人氣焰”（同上）。不過這也難怪，當時的社會變革正處在民族生存危若累卵的形勢下，變與不變，牽係生死兩界，所以《新青年》那些“狂熱的啟蒙主義者”所擁有的“居高臨下”的救世主心態，甚至其中有意的偏激與執拗的衝動，都可以找到可辯解的理由。
在如此摧枯拉朽的新文化運動中，文學是“實績”斐然的領域。翻閱新文學大係中的小說，魯迅《狂人日記》對舊傳統的批判自不必說，有些作家的作品雖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於巧合，在一霎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魯迅在這裏談到的作品基本上是民國初年的創作，“1926年後之作即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等，也不論”（同上）。
而正是在此之後，革命文學興起。實際上，革命文學和後來左翼文學的興起，是新文化運動中激越的革命精神的延續。然而，魯迅在大革命失敗以前，曾對革命文學中普遍存在的“八股”傾向十分不滿：
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厲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這的確是在革命文學日漸高漲時代的不和諧音。魯迅對革命文學隻看中掛招牌，“隻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的傾向，頗不以為然。1928年，魯迅在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曾寫過一篇文章《扁》，對分歧的實質做頗為生動而形象的說明。《扁》中說：“中國文藝界可怕的現象，是在盡先輸入名詞，而並不介紹這名詞的涵義。”接著魯迅在文中講了一個“鄉間的笑話”：有兩位近視眼要比眼力，約定到關帝廟去看新掛的扁。他們早都從漆匠那裏探得字句，但因探得的字句詳略不同，就爭辯起來，都講對方在說謊，卻又無可證實，於是一同探問一個過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說：“什麼也沒有。扁還沒有掛哩。”在魯迅看來，當時周揚等人鼓吹的“革命文學”也可作如是觀，在魯迅這一麵，厭惡趕時髦的風氣，也不滿那種對問題不求甚解、浮誇而投機取巧的為人與為文方式；而在革命文學的倡導者這一麵，本來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準備與訓練，其中許多人曾留學日本，而那時的日本，左翼思想運動蓬勃發展，普羅文學十分盛行，便從日本左翼運動的普羅文學中吸取一些理論，便以新知識、新理論的代表自居而傲視文壇了。
然而，中國的曆史向來不是純粹的學問中的曆史，也不會按照一種書本的邏輯發展、演進。特別是在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曆史趨勢中，左翼文化運動中的革命文學盡管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爭奪話語權的鬥爭如火如荼，卻有人發現，原來“扁”還未掛，革命文學的理論和創作實績乏善可陳；然而，魯迅所說的“空空洞洞的”爭論的話題，卻隨著曆史的推移變為現實。左聯成立，左翼文學興起，闡發左翼思想和鼓吹左翼思想的革命文學恰逢其時地獲得蓬勃發展的曆史空間。盡管魯迅曾指出革命文學的種種問題，但即使在其開始階段，他也並不否認這種文學具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作者“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同上）。而且他本人後來也積極地投身左翼文化建設的潮流。由此可見，向傳統社會挑戰，建造新的文學體式，是五四時代一代啟蒙者夢寐以求的心願，盡管他們已經發現了其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現代性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發展趨向，社會學家當時也有敏銳的察覺，並做出這樣的提示：中國在近百年來“長出一層比較上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這是“在東西方接觸邊緣上發生了一種很特殊的社會”，使現代的“法理社會”與“禮俗的”傳統社會見出分野。現代社會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因而，便也是相對於傳統更講求功利和實效性的社會。就革命文學當時注重“前進的趨向”、“有所為而發”，立誌“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這些“遵”現代性之“命”的性質而言，這樣的創作流向，最終還是得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的讚許，盡管他不僅承認其創作在曆史上的合理性，也指出它的膚淺、標語口號傾向的不足，但這些不足相對於民族生存的緊迫局勢，以及傳統社會的落後與窳敗，都促使啟蒙者選擇現代性立場，“為了要完成”啟蒙和救亡的曆史使命，而將文學“結合”進這一現代轉型的整體進程。這是文學在她的誕生和生長地，麵臨國破家亡的危急時刻所做的一種曆史抉擇。然而正是由於有這樣的背景，革命文學當時表現出的問題以及引起的爭議持續了大約半個多世紀，甚至成為建國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導火索。對革命文學的質疑，多少也可看做是本土對現代性發出的另一種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