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銷書專指一種商業運作意識自覺的商業性圖書，但從廣義上講，在市場經濟體製的控製與運行之下，商品化已然構成了整個經濟與文化的生成語境，圖書的出版與流通不可能不是一種商業行為，即使你的目的與理想更為遠大，也無法逃離這一處境。作為商業性圖書的暢銷書“創造”，在目前的大眾文化處境裏有一種消極麵，那就是暢銷書作者媚俗傾向以及出版發行者在包裝上的迎合低級趣味現象。這是過於追逐經濟效益帶來的惡果。
真正能獲得在各個接受階層都能歡迎的暢銷書，其間有更複雜的、可解讀的因素，這些因素從現象上看可能是一種好的社會效應，對這一現象的態度應該有一種超越與清醒的批判立場。1993年在中國大陸暢銷的兩部長篇小說《廢都》、《白鹿原》，單純從文學性方麵講也是眾說紛紜，有褒有貶，但是，一個顯著的特征是，二者的運行出版都有明確的商業目標和具體的操作特征。它們的暢銷不僅是對大眾審美趣味的一次檢驗，也預示了轉型時期中國大陸文化混雜狀況。1995年風靡中國大陸的美國平裝本小說《廊橋遺夢》，從接受效應看，其消費程度不會使人們懷疑它的文學和社會價值，但這本溫情脈脈的快餐式小說究竟有多少持久的文學魅力，它在何種意義上使一個中國讀者分享了一個美國讀者的悲歡，而產生一種“文化共同體”的幻覺，仍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研究大眾文化語境裏的“暢銷書”現象，一方麵，文本解讀仍是一種評判與鑒別批評對象的文學藝術價值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麵，從市場運作和讀者接受的角度分析和考察造成書籍暢銷的多重因素，分辨在文化工業時代的不同時期，社會文化內部的各種話語的生成和發展、運作與消長的特點，將使我們不僅在文學研究中拓展視野，能從容麵對新的文學和文化現象，而且，也有助於文學研究方法的更新與創造。
3.文學話題的大眾化與文化化進入九十年代，在中國文學和文化批評界，伴隨著不斷湧現的新的文學與文化現象，我們能讀到花樣繁多的新概念和新名詞，它們體現了一種自覺的命名衝動。
除了那些來自歐美現代代的文化概念之外。我們也看到眾多來自我們的批評傳統中的命名意識，其中之一是“九十年代文學”。1997年9月19日北京大學的“批評家周末”沙龍的話題為“怎樣理解九十年代文學”。謝冕、洪子誠等近20位參與沙龍討論的學者與學生，共同就這個話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九十年代”是個中性概念，作為一種時空範疇，它不含過多的價值預設，相反它提供給人們的更是一種距離感和限定性。對比在批評界使用著的“後新時期”和“世紀末”這兩個概念，後二者的價值預設立場是十分鮮明的。“後新時期”相對於“新時期”概念而言，雖然為九十年代文學設定了一個區別於又聯係於八十年代文學的文化語境，但在價值判斷上存在著厚此薄彼的嫌疑，即使命名者聲稱他們並不試圖下任何結論，證明誰好誰壞。而“世紀末”的涵義也包含著來自西方文化中先在的價值預設，好像“世紀末”一詞成為一種普遍的抽象的精神文化意義不證自明。實際上，這兩種界說都潛含著線性史觀的影響，隻是一種是進步的曆史觀，一種是相對而言倒退的曆史觀。文學時期的命名帶有鮮明的斷裂特征，反映了一種強烈的現代性訴求。線性曆史觀更多地體現在對於當下或未來進程的理想化、樂觀化的描述中。對當下或未來進程這一富於未知性、神秘性的文化描述或曆史思想預言，是線性史觀最為容易墜入的人類樂觀想象的陷阱。
我們身處時代的文學中或進步、或倒退的現象都存在，而進步和倒退共存的時代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多種可能性並存的時代；或許可以說，用“轉型期”這一概念可能暫時有效地概括現象描述，但轉型期中的文學究竟怎樣，遠不是現象描述能夠觸及的。而麵對文學實績，就須將視線投射到具體的文類消長及其原因上；投射到對於好作品的找尋和研究上；投射到文學本體性因素在創作實踐中的積累和開掘上。通過這種篩選、確認和討論的過程，也就是過濾了現象、潮流的短暫效應的過程。
一個時代的定性需要及其合理性，是現代性的基本理念的反映。對於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社會階層迅速分化瓦解和重組的現狀，社會學家和思想家們可以通過研究作出一些界說，從而對於一些例如市民社會構成、知識分子身份認同焦慮以及作家寫作的語境變化能夠取得比較一種整體性的認知與把握。進而，也可能對於文學發展中遭遇的新問題獲得某種冷靜的看法。八十年代所一再強調的寫作主體的自由與獨立，個人性的立場與風格的獲得，到了九十年代的種種文學現象中卻於不知不覺中演變為極端凸現的私人寫作、個人寫作等等內涵複雜的寫作與批評概念；八十年代批評家們鼓吹的文學藝術至上原則到了九十年代卻在寫作者那裏演化成令批評家們驚慌的缺乏“人文精神”或“文學理想”等。文學命名也是為現代性的合法、合理與合情而展開的實踐，它們既是以對曆史變動的敏感性為前提來獲取曆史的切人點，而且又是曆史內在性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文學麵貌的形成離不開進入這一文化語境的中國作家們的寫作姿態和自我意識：即在九十年代的作家將和任何一個麵臨新的具體的社會和文化處境的人一樣首先完成的是一個自我的身份認同的問題。認同的重要性在九十年代不僅僅意味著作家的寫作立場和理想的確立，而且也標誌著文學將從這一考察向度產生的創作分層，認同也是一種交流方式的選擇，一種進入現代性的文化話語建構進程中的姿態。因此，“九十年代文學”以及與此相關的一些文學話題，與其說是針對文學現象的積極闡釋努力，不如說是一個大眾化與文化化的話語實踐，它觸及的不僅僅是文學的問題，而且也是置身於大眾文化語境之下的堂·吉訶德式的批評壯舉。
4．文化批評視野中的世紀末“詩歌論爭”1999年2月，由楊克主編的《1998中國新詩年鑒》在南方出版，其中於堅所作的長序《穿越漢語的詩歌之光》以及第七卷“詩歌理論”部分所收沈奇的《秋後算賬-1998:中國詩壇備忘錄》、謝有順《詩歌與什麼相關》、於堅《詩歌之舌的硬與軟》等文，直接提出當代詩歌中存在著“民間立場和知識分子寫作”兩類不同的創作傾向的問題，挑起論爭。
1999年4月2日的《南方周末》刊發謝有順的書評《內在的詩歌真相》，該文指出《1998中國新詩年鑒》的編者旨在“對現存詩歌秩序的反省”，認為“公眾之所以背叛詩歌，一方麵，是許多詩人把詩歌變成了知識和玄學，無法卒讀；另一方麵，詩歌被其內部腐朽的秩序所窒息”。這樣，詩歌論爭不僅涉及到不同詩學觀念的商討，而且也包含有對詩壇秩序、詩界內部利益關係的衝突與調整。
1999年4月16-18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北京市作協、《詩探索》、《北京文學》在北京市平穀縣盤峰賓館聯合召開“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簡稱“盤峰會議”。會上，上文提及的兩派詩歌寫作中的詩人代表發生了尖銳的論爭。會後有關傳媒將此次尖銳論爭戲稱為“盤峰論劍”。
1999年5月，由百曉生編寫的“詩壇英雄排行榜”在Intrenet網上貼出後，被《華人文化世界》、《文友》等多家報刊轉載，一時眾議紛紜。仿效者有肖沉《化學元素與詩人之對照》（《文學自由談》1999年第3期）。
1999年11月12日至1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詩探索》編輯部等單位組辦的“’99龍脈詩會”在北京郊區的龍脈溫泉賓館舉行。在論爭中被歸結為“知識分子寫作”的代表詩人全部拒絕到會。
撰文參與這場論戰的兩派代表詩人及批評家分別有：
“民間立場”方：於堅、謝有順、沈奇、沈浩波、伊沙、徐江、韓東、楊克……“知識分子寫作”方：王家新、西川、孫文波、唐曉渡、．睬超、西渡、臧棣……
刊載論戰文章的主要報刊有：《文友》、《華人文化世界》、《詩探索》、《北京文學》、《山花》、《大家》、《科學時報·今日生活周刊》、《文論報》等等。
中國現代文學史一直試圖使人相信，詩歌總是擔當文化先鋒的角色，詩歌與時代、曆史的關係、常常被構造為相互牽動的緊密關係。詩歌是現代性精神品格最為激進的體現者。在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階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詩人”在國家一體化的文化體製或文學機構之中，曾經施行一個時代的文化祭司之職。他們或者在中國作協及各地方分會，擔任，“專職作家”、“駐會作家”；或者在一體化的國家體製內的一些文學機構、宣傳機關中出任文學官員、編輯、記者或宣傳幹部等文化職務，詩人雖然帶有“兼職”特點，但是其專職性可能正體現在他們大多在體製內的文化機關工作這方麵。那時期，詩人或作家身份的複雜性來自於個人的家庭出身或階級成分。
如若強調一個作家的農民、工人或解放軍身份，那便是在另一層文化涵義上，即與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比照的層麵上，區分和強化他們的身份差異。它們代表了不同的文學趣味、觀念資源和文學理想，甚至意味著不同的階級思想和文學道路。換言之，一個出身知識分子階層的詩人，就可能麵臨著無法認同體製內的文學觀念對於作家身份的某種規定性。詩人（作家）的階級出身決定著他（她）在文化中的身份，同時，不同階級出身之間又包含著不同的文化等級關係或權力關係。一個像艾青這樣出身於地主家庭的詩人，必須始終努力保持他對勞動人民“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認同，並從寫作的題材意義上保證這一認同，才能幫助他站到革命的陣營裏來，同時也為他建立體製內重要詩人的地位。而另一位詩人穆旦，他沒有在寫作中體現自覺的階級認同的訴求，因而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處於被動的地位，他作為一位詩人的身份也就逐步被淡忘了，即使在七十年代後期他的詩歌寫作也是秘密的，連家人也不知。很長時間裏，在人們眼中他隻是一位翻譯家、學者。
艾青和穆旦的例子比較有代表性。他們都是相當優秀的詩人，盡管對他們的評價至今仍然存在著論爭。他們在當代中國文學的進程中曾經遭遇了創作的受阻，但他們的詩歌命運卻又是那樣的不同：艾青在落難新疆(1958-1975)也寫過詩、報告文學，但幾無文學質量可言；而在給友人的信中，、同樣失去寫作自由的穆旦寫道：“我至今仍舊日認為：人是隻能或為理想而活著，或為物質享受而活著。享受到手，可能淡而無味；隻有理想使生活興致勃勃”(1975)。被打入文化底層的穆旦孤獨地陶醉在拜倫、普希金的翻譯中，盡管這種寫作不為人所知，反而使他成就了更持久的詩名。在政治一體化的社會中，如何確立個人精神自我的獨立性，在階級、政治身份認同和自我指認的協調方麵，知識分子詩人曾經有過深深的焦慮和恐懼。顯然，這種身份認同的特殊性體現在他們的選擇往往並非完全出於一種純粹的個人的自由意誌，但同樣也並非毫無個人的選擇性可言。
以上簡單的比較和分析使我們理解到，身份認同問題突出地呈現在個人和集體（群體）共同構造、協商和保護他們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語境中。誠然，在這樣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同出身的、不同職業的個人在身份認同上，一方麵受製於一時代的強勢話語力量（話語權擁有者），另一方麵，通過忠實於自己的精神選擇，一個並不一定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或個人主義者的詩人（作家），仍然可以在有限的民主和文化氛圍中，尋求自身的精神立場。發生在二十世紀末的一場詩歌論爭，幫助我重新理解個人（尤其是寫作的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及其對寫作的影響及其在當代文學發展和研究中的延續性。以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的當代大陸詩人為考察對象，在經濟變革和文化轉型背景中，討論將涉及詩人的職業身份變遷以及相關的自我想象、指認和文化身份認同等一係列問題。
經過“文革”後階級鬥爭觀念的淡化，約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詩人的職業身份複雜起來。大致而言，一方麵，詩人在體製內的專職作家的身份功能基本弱化，這也許和九十年代中國社會一體化的體製的鬆動或部分分裂有關；另一方麵詩歌場域的內在分層也日趨複雜。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詩人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有大學教員、雜誌社、報社或出版社編輯、記者、國家公務員、公司職員、商人、軍人，專職詩人寥寥無幾，或者也隻在作協供職，徒有其名。那些自由撰稿人（即自由職業者，自由作家）也完全不可能以寫詩謀生。九十年代活躍的詩人可以從職業上歸為三類。一類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從事詩歌寫作；不過，這類詩人往往不單純寫詩，他們更多涉足其他文類的寫作，或以其他文類寫作為主。如韓東、朱文等頗有詩名，但同時是更知名的小說家；於堅、呂德安、金海曙既寫詩，也參與實驗劇創作演出；詩人鍾鳴更為引入注目的文學成就則在隨筆寫作上；據說，詩人柏樺還在寫詩之餘，為生計所迫充當“槍手”寫作暢銷讀物。第二類是以從商者的身份寫作的詩人；經濟體製改革帶來了從個體戶到私營企業業主隊伍的壯大，1993年，“非非”詩人集體“下海”，成立“成都市廣達軟工程公司”(BBB)，推出所謂“中國首次語言大拍賣方案”，並策劃設計一條“夢之船”，預想其於1993年6月6日漫遊長江，構造一個屬於詩人的“用語言創世”的夢想。九十年代詩人中當然也有不少成功的“下海”者，像萬夏、瀟瀟等成為書商，一度沒有體製內固定職業的翟永明，也於1997年與朋友在成都經營酒吧和書店；第三類是以文化職業為謀生手段的詩入；他們中大多是大學教員、編輯、記者、機關公司文職人員等，如西川、王家新、臧棣、陳東東、伊沙等。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相比較，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詩人的多種職業身份共存的現象，也許從另一方麵應證了文化多元的當代特性。
然而，這裏的歸納列舉並不能簡單地推導出詩人的職業與他們的詩歌觀念或寫作追求有某種直接聯係，或不同職業的詩人之間有著某種寫作差異上的規律可循。
實際上，從整體上比較九十年代詩人職業身份與既往詩人職業身份的變移，是為了顯示出進入九十年代詩人們在文化身份的自我指認方麵的變化，即展現九十年代中國大陸詩人自我認同的危機及其自我調整。回顧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史，在一體化社會體製內的詩人，其世俗生存與體製分配方案密切相關，其文化身份或自我想象也受限於體製化的要求和期待，詩人對自我的想象必然傾向於依附著龐大而集中的民族國家集體，因為詩歌在其中出演著舉足輕重的文化角色。這種狀況大約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詩人鍾鳴在他的《旁觀者》中曾經有過非常細致生動的回憶，他記述了八十年代的朦朧詩人如同今日歌星影星一般的文化英雄角色。
也正是由於詩人與一體化的社會文化體製之間的密切關聯，造成了詩歌藝術發展的局限。中國當代詩人曾經為藝術探索的自由精神要求與受製於一體化的社會體製要求之間的衝突和矛盾而付出過慘重的藝術代價。八十年代中後期，由於一體化的社會結構關係的鬆動，被稱為“第三代詩”或“後朦朧詩”的一代詩人不再處於那種體製性關係對寫作的束縛之下。正如從一個個鏈結點上滑脫下來的螺絲，詩人在一體化這部結構趨予鬆動的機器中，已不再有效發揮使之靈活運轉的作用。
在“民間立場”對“知識分子寫作”展開攻勢的1999年，“民間”幾乎成為一個頗具世紀末氣息的關鍵詞，它似乎是一件製服，穿上就可以獲得一個與官方、主流甚至學院區別開來的身份，它又築造了一條可以讓一群詩人逃逸其間，以便最終“浮出曆史地表”的終南捷徑。一方麵，詩集或詩選集的出版以及研討會的召開，得自商家的支持；另一方麵，以銷量不蜚的軟性刊物《文友》為陣地，發表批評與謾罵混為一談的雜論，進行所謂的詩歌論戰。在這很難說得上獨立、自足的“民間立場”中，一些詩人也頗為成功地獲得了相應的文化資本。在著名的“盤峰論劍”中，人們所聽到的，印象更深的，不是來自“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雙方就九十年代詩歌發展存在問題的探討和對話，而是討論中某方或雙方間的揭底、挖苦、嘲諷甚或謾罵。詩歌論爭鍛煉出文壕中的戰將、文化英雄，這倒也不足為奇；媒體的炒作是明顯的。
從文學場域的內部而言，這場論爭無疑顯示出詩歌場域內部話語空間的爭奪關係。但這麼說並非貶低詩歌論爭的意義，實際上，其中隱現的若幹文化命題更位鮮明地凸現了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空間中的諸多社會問題和中國知識界內部的精神危機。涉及詩人的身份認同、中國的社會人文地理的內部衝突、語言的意識形態、文化和文學批評傳統以及大眾傳媒運作等等方麵。
從另一視角觀照發生在九十年代未有關”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論爭，我們將涉及朦朧詩之後一代詩人如何在麵對八九十年代文化轉型語境時，處理詩人身份的變移與認同焦慮問題。誠如人們所看到的，或許明確地說是由民間寫作的鼓吹者們所挑明韻，自八十年代開始，’在被名之為“後新詩潮”的不同群體中，兩種語言態度和價值立場的差異就已存在。不過，結論倒不像民間寫作的鼓吹者們所急於推出的那麼簡單。事實上，我倒更關注於這兩種語言態度和價值立場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裏發生的某些調整和變化的過程，以及由這一過程所確定的某種更為成熟的詩歌麵貌。當被歸人“知識分子寫作”的部分詩人在1988年的《傾向》創刊號上，明確地選擇了詩人的知識分子身份時，“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當代功能就已處於這部分詩人（包括部分批評家）寫作的反思意識之中了。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或許可以說更早一些，伴隨著對於第三代詩的部分文本的分析，當代詩歌價值取向等問題也不斷受到討論。在這些討論中，另一種後來被稱為民間寫作的詩人們的寫作，實際上得到過比較細致的分析與批評。如果說，在那一階段的詩歌評論中，“民間寫作”部分詩人的詩作受到某種不公正的誤解——這些誤解常常來自於對於一些詩學主張的誇大或誤讀，如對韓東的“詩到語言為止”的說法的誤讀，對周倫佑等“非非主義”詩學主張的由理論到理論的闡釋等，那麼，九十年代末，“民間寫作”的鼓吹者們對於“知識分子寫作”的批評，則同樣是抽取部分被稱為“知識分子寫作”詩人的文本中的片斷，由一種趣味性的閱讀方式界定後者的寫作風格，同時，將“知識分子寫作”所體現的智性與思辨特征，指認為“販賣知識”，而且還將“知識分子寫作”所透露出的理想性和批判性曲解為對西方的依附等等。
在這先後不同的境遇中，一個微妙的差別在於，對八十年代“他們”和“非非”的批評更多來自詩歌批評界，而九十年代末的論爭則發生在詩歌內部，詩人群體之間。這種差別正好也說明了詩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經曆的身份變移與認同的尷尬。由此，詩歌話語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間構造了又一個時空斷裂。
大眾文化與文學的關係複雜多樣，本章隻能截取一個個斷麵，對一些特定的大眾文化現象進行描述和評析，對筆者而言，更深入細致的研究尚待時機。
（撰稿：周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