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宏揚——踐行楷模 顧炎武的天下興亡之責
古代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發展到明末清初，更加強調經世致用。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理念，當時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其意義和影響極為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談到“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他說的“亡國”，是指改朝換代，一個王朝的滅亡；“亡天下”，是指整個國家民族的淪亡。維護一個王朝的政權是君臣者的事，保衛整個國家民族，則是全國人民都有責任的事情。
這句話在人們傳習和引用過程中，後被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概括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意思是天下大事的興盛、滅亡，每一個老百姓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顧炎武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思想？這就得從他的成長和他所處的時代談起了。
顧炎武誕生於明萬曆年間的1613年。那個時候，由於明代封建王朝衰敗，國力削弱。東北滿族領袖努爾哈赤乘機而起，不再接受明代朝廷的統轄，先於1616年建立地方性政權，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後來其子皇太極將“金”改稱為“清”。明王朝為了同實力不斷擴大的後金作戰，導致國內矛盾加劇。
顧炎武的童年時代，所麵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嚴峻的社會現實。他從9歲起，便不間斷地讀我國古代的曆史名著如《史記》、《左傳》、《戰國策》、《國語》、《資治通鑒》等，還認真地讀了像《孫子》、《吳子》一類古人談軍事的書。這對於顧炎武成長後注重經國濟世的實學，學術上孜孜於進行新的探索，關心國家大事和民族命運，都有明顯的影響。
11歲那年，他的祖父要求他讀完《資治通鑒》，並告誡他說：“現在有的人圖省事，隻瀏覽一下《綱目》之類的書便以為萬事皆了了，我認為這是不足取的。”
這番話使顧炎武領悟到，讀書做學問是件老老實實的事，必須認真忠實地對待它，以至於後來的他成了一個在學術上很有成就之人。
顧炎武已經是14歲的少年，進入昆山縣的官學，取得了秀才的資格。這時顧炎武在許多同學少年中，交上了一個名叫歸莊的好朋友。他們互以名節相砥礪，性情都耿直狷介，不肯隨俗浮沉，以致被人稱為“歸奇顧怪”。
當時這兩個年輕人稱得上是優秀之才。他們對社會現狀有著同樣的看法，對當時敗壞的社會風氣都深惡痛絕，真可說是誌同道合。他們還參加了當時江南一帶知識分子的進步組織複社，同各地來的讀書人一道，既論文又議政，抨擊朝廷中的貪官汙吏，議論國家大事。
1639年，27歲的顧炎武又一次參加了為取得舉人資格而進行的考試，仍遭到了失敗。13年的親身經曆，使他深刻地認識到科舉製度的危害性。嚴峻的社會現實，更促使他做出了同科舉製度決裂的抉擇。此後，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到挽救社會危機的探索中去。
顧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圖書，他日以繼夜地從這些書籍中去搜集有關農業、水利、賦稅、礦產、交通等方麵的材料，打算編成一部分量很大的書。這部書雖然因為天下大亂沒有能夠編寫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後來，顧炎武把這些重要資料一分為二，其中有關經濟資料的彙編叫《天下郡國利病書》，有關地理資料的彙編就叫《肇域誌》。這兩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內容豐富，史料翔實，直至今天，對於我們研究我國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經濟史和曆史地理學，都還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正當顧炎武把自己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時候，清軍很快進占北京，建立了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明亡清興，改朝換代，麵對這樣的局麵，顧炎武為了實現拯救蒼生之誌，從1645年至1654年的10年間，一直在大江南北考察。後來又下決心遠離家鄉到北方去。
東漢王朝的伏波將軍馬援，早年處於艱難的環境之下，曾在北方邊地經營農田和畜牧。馬援當時說：“丈夫為誌，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這正是顧炎武要效法馬援的誌趣所在。
1657年春天，45歲的顧炎武從南京返回昆山。他將家產全部變賣，同好友歸莊等人依依惜別，踏上了到北方去的旅途，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山東萊州府。在這以後的三四年間，顧炎武逐漸把自己的活動範圍擴大到了整個山東、河北、北京，結交不願為清王朝做官的學者，同他們互勵氣節，研討學問。
1658年至1659年之際，顧炎武來到古稱燕、代的今河北北部地區，曆抵北京、薊州、山海關、十三陵等地。他在居庸關考察了曆代派兵戍守的下口，東望明帝十三陵所在的天壽山，不禁感慨萬千，以詩記之：
燕代經過多感慨，不關遊子思風煙。
顧炎武不是一個漫無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這種襟懷在他同時所寫的另一首五言《秋雨》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詩中寫道：“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顧炎武正是要通過在“四海”的實際考察，去探求曆史興亡變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