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之後，明神宗命撫、按衙門追捕“亂民”。葛賢得到這消息，怕連累大家，自己跑到蘇州府衙門，說：“領頭的就是我，要殺頭我一個人頂著，與其他人不相幹。”
葛賢進監獄那天，成千上萬的蘇州市民含著眼淚為他送行。葛賢進了監獄，又有上千個人絡繹不絕帶著酒飯、衣服來慰問。葛賢再三推辭不收，大家還是不肯帶回去，葛賢就把大夥慰問的酒飯等都分給監獄裏被押的難友了。
葛賢本被判處死刑，但明政府見他如此受民眾愛戴，恐怕眾怒難犯，一直沒敢執行。關押了2年後，葛賢終於被釋放出來。
■虎丘五人墓
魏忠賢殺害楊漣、左光鬥等人後，把持了朝政的大權，凡是過去巴結他的人，都被他提拔起來，擔任朝廷要職。他們有的幫他出謀劃策想歪點子，有的幫他專門幹特務殺人的勾當。民間給他們起了一些綽號，叫“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
朝廷上下被魏忠賢一夥人搞得烏煙瘴氣，一些稍微正直的官員，因對閹黨的行為看不慣，就紛紛提出辭職。周順昌就是一個令魏忠賢頭痛的人物，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他寫的，由於這件事，他被魏忠賢指使內閣將他削職回鄉，在蘇州家中閑居。
天啟五年（1625），遭迫害的東林黨人魏大中被東廠特務押往北京，經過蘇州時，周順昌激於大義，為他送行，擺了酒席，席間指名道姓地痛罵魏忠賢。押送的兵士回去，報告了魏忠賢。魏忠賢大怒，命令東廠派出兵士，由南京巡撫毛一鷺帶領，到蘇州捉拿周順昌。
東廠到蘇州抓人的消息很快在蘇州大街小巷傳開。到了東廠兵士到蘇州的那天，蘇州成千上萬市民憤怒不已，紛紛擁上街頭，聲援周順昌。
市民們攔住毛一鷺的轎子，推了幾名秀才向毛一鷺請願，要求取消逮捕周順昌的命令。毛一鷺見群眾聲勢浩大，嚇得滿頭大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旁邊的兵士著急了，他們把手裏的鐵鐐往地下一扔，厲聲嚇唬說：“我們東廠逮人，你們這些鼠輩竟敢如此！”
市民們聽到東廠特務的威言恫嚇，被激怒了，大夥一麵叫，一麵向毛一鷺和兵士們衝了過去，聲音像山崩地裂一樣。這些平日仗勢欺人的兵士見狀，抱頭鼠竄，不要命地逃跑。憤怒的群眾趕上去，把他們揪住，劈頭蓋臉地痛打。一個兵士被擊中了心窩，倒在地上滾了滾，就斷了氣。其餘的兵士也被打得頭破血流，連滾帶爬地逃走了。
市民們見事已至此，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擁到毛一鷺的轎前，一掀門簾，轎子裏沒人，原來毛一鷺早鑽出轎子，趁人群亂哄哄的時候，脫了官服，從一條小巷裏溜出去，正見到前麵有一個糞坑，也顧不得體麵，鑽到臭氣熏天的糞坑角落裏。直到市民散去，街上平靜了，隨從們才把他從茅坑裏拉出來。
那些東廠特務逃回京城，又哭又叫，向魏忠賢告了惡狀。魏忠賢哪肯罷休，命令毛一鷺派兵到蘇州鎮壓。他們把那天帶領市民暴動的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抓進監牢，加上一個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們定了死罪。
過了幾天，這五個人就被押赴刑場處斬。臨刑時，他們“顏色不改”，慷慨就義。事後，為了抗議殺害五人，蘇州市民曾倡議拒用天啟錢達十個月之久。市民們又從劊子手那裏領回五人的屍首，隆重地安葬在虎丘東邊的山塘，立了墓碑，碑上寫了四個大字“五人之墓”，並由複社領袖張溥寫下了那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記》。
■宋應星與《天工開物》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南昌府奉新縣北鄉人。他出身於一個詩禮傳家的官僚家庭，自幼聰穎好學，興趣廣泛，哲學、地理、數學、技藝等方麵的書，無所不讀。他不僅讀書認真，而且善於獨立思考，鑽研起問題來十分細心。
明萬曆四十三年，宋應星和哥哥宋應升參加鄉試，宋應星名列第三名，宋應升名列第六名，當時人稱“奉新二宋”，一時在當地傳為美談。但從萬曆四十四年至崇禎四年，宋應星和哥哥先後6次參加進士考試，都名落孫山。
於是，宋應星不再參加科考，而是著手對農業和手工業進行研究，作了多年的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1635年，宋應星就任分宜縣的教諭，主要教授縣學生員，這個工作讓他擁有了許多業餘時間。在這裏的四年間，宋應星不停地寫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公元1636年，宋應星刊行了《畫音歸正》、《原耗》、《野議》和《思憐詩》等著作。公元1637年，刊行了《天工開物》。
在這些著作中，最有名和最有影響的就是《天工開物》這部科技巨著。經過宋應星搜集、整理和編撰的這部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