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誰，隻要他看到過發展中國家的垃圾場就會認識到，所謂價值其實就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在發達國家的多數人看來，生活垃圾自然沒有什麼價值，否則就不會丟掉了。挪威人明確表示願意支付大約每噸114美元的價格雇人幫他們從普通垃圾裏麵挑揀可回收物，幾年前美國田納西州卡特社區的一項調查發現，這裏的住戶寧願每家每年支付363美元（按目前的幣值計算）也不願意讓垃圾填埋場建在他們居住的社區附近。
與我們的直覺經驗隻差一點，垃圾搖身一變成了有價值的商品。在非洲小國布基納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郊外的康布瓦西鎮，當地農民付錢讓城裏的垃圾搬運工把未經挑揀的生活垃圾傾倒在他們的莊稼地裏當肥料，其中不乏廢舊塑料碎片。2003年這些垃圾的市價是每噸400非共體法郎。在新德裏，2002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拾荒者撿1公斤聚酯飲料瓶可以掙到2盧比，1公斤裝洗發水的硬塑料瓶可以掙到7盧比。一個孩子在新德裏的垃圾場拾荒的收入大概是每天20~30盧比。
事實上，垃圾與其他事物一樣，向我們提出的仍然是價值評估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我們賦予垃圾的價格，即在要與不要之間作出選擇，其實取決於與之相應的效益與成本的比較。一袋能賣兩盧比的空飲料瓶，對於清晨起床後粒米未進的印度女童和我這位衣食無憂的紐約記者來說，其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她為了撿到這些瓶子，在新德裏郊外的廢墟裏苦苦搜尋了一整天，根本顧不上生命與健康方麵的風險。對她來說，這一切的代價都算不上太高，因為她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其他一無所有。為了滿足吃、穿、住等生存需求，她別無選擇，隻能承擔這些風險。相比之下，我擁有的東西卻很多，其中包括相當不錯的收入。我除了空閑時間以外別的都不缺。把一個空的聚酯飲料瓶放入超級市場的自動回收機可以換回5美分，但我覺得根本不值得彎腰去撿。
我這樣對比的目的並不是強調富人的機遇比窮人多，而是窮人和富人同樣要麵對各種選擇，並對選擇的得失進行評估。無論是一貧如洗的印度女童還是富甲天下的美國闊佬，其行為都由其成本與收益比決定，事物的價值都由人們擁有的機遇和麵臨的局限相較形成。他們賦予事物的價格—用自己的生命或者垃圾去交換什麼—就表明了他們屬於哪一類人。
垃圾的價格是我們了解文明的指南。汙染在貧窮國家最不值錢，它們很願意以汙染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但是人們越富裕，汙染的相對價格就越高。到頭來它高得難以負擔，就能迫使人們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有些國家存在嚴重的汙染問題，但是在陰沉的空氣和汙濁的水質背後是兩害相權的一種平衡，汙染要付出諸如損害健康，毒化河流等代價，減排會壓低產量，或者需要投巨資更新設備。瑞士作出的選擇完全不同，它把保護環境資源—清新的空氣、綠色植被和野生動物—看得比讓失業的農民到工廠就業更加重要。瑞士環保組織的成員眾多，3成以上的瑞士人認為他們國家麵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是環境汙染。
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表明，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在8900~10500美元時，二氧化硫排放量達到峰值。在1970年《清潔空氣法》實施之前，美國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從那以後，排放量已經減少了一半。
本書的中心論點就是：我們作出的一切抉擇，都由我們麵臨的各種選擇的價格決定，即相對於收益來說，我們對成本所作出的估量。有些情況下，這種選擇是明顯且直截了當的，例如我們放棄自己喜愛的品牌去買降價啤酒。但是印度的拾荒女童可能意識不到她進行選擇的實質。了解如何找出那些操縱我們生活的價格，以及我們的行為對價格會產生的影響，不僅會幫助我們更好地作出決策，而且，無論作為個人或者社會，我們麵對的價格如何促使我們行動，隨著我們的選擇不同價格有何變化，都會成為讓我們從更加有利的高度觀察曆史進程的有力工具。
大約20年前，勞倫斯·薩默斯，現任奧巴馬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當時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他簽署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暗含了富國向窮國出口垃圾是合理的這層意思。他說，因為窮國的工資水平低，工人生病或死亡造成的損失要小一些。備忘錄表明：“把汙染環境的垃圾傾銷給工資水平最低的國家，這一經濟學邏輯無可指責，人們應當接受。”不僅如此，窮國麵臨著比汙染更加嚴重的其他問題：
“在一個力爭提高前列腺癌患者存活率的國家，平均每百萬人中前列腺癌症患者人數的小數點後的微小變化所引起的關注，肯定要高於對一個5歲以下嬰幼兒死亡率高達20%的國家的關注度。”
這個文件在1992年裏約熱內盧聯合國地球峰會召開前的幾個月泄露出來，該備忘錄證實了世界銀行備受批評的觀點，即窮國是垃圾場。已故的巴西環境部前任部長何塞·盧岑貝格無比憤慨，他寫給薩默斯的信中說，這一推理“非常符合邏輯，卻又愚蠢透頂”。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非常惱火，他的反對使薩默斯出任克林頓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的機會化為泡影。薩默斯後來為此道歉，解釋說備忘錄試圖提供一個“諷刺性的對立觀點”，以使關於垃圾貿易的分析和思維更加清晰。
盧岑貝格所說的當然有道理，工資並不是判斷價值的唯一標準。貧窮國家垃圾處理的價格經常為零，並不是因為人們對汙染問題無動於衷，而是政府沒有嚴格施行有關汙染的法律。但是薩默斯的觀點也很有力，清潔的環境好比錦上添花，而富裕國家司空見慣的另一些東西，例如學校，對窮國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從長遠利益考慮，發展中國家用垃圾貿易換取機會多修建一所學校顯得更有意義。
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價格爭論
多數人一想到價格就把它與商場購物聯係起來。在市場上，價格調節我們的消費，引導我們在各種需求之間進行資源配置。它提示我們在有限的財力前提下，必須分清輕重緩急。價格引導我們的消費模式，它同樣引導企業的決策，生產什麼東西以及如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就是市場機製下資本主義經濟的有序運作。
不過，價格無處不在，不隻限於商場購物。在生活的每個十字路口，它都微妙地提示我們應該走向何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很明顯，任何決策都意味著我們對麵臨的多種選擇及其價值必須有所取舍。識別各種價格可以更好地輔助自己進行決策。價格可以用貨幣、現金或信用作為衡量尺度，但是成本收益分析同樣適用於愛情、勞動或者時間。實際上我們最重要的貨幣是機會，采取某種行動或者選擇某條道路的機會成本取決於當時我們麵臨的各種機遇。用5美元買一塊比薩餅實際上就失去了做其他事情的機會，結婚的價格包括了假如我們選擇單身可以做的所有其他事情。有朝一日我們屈服於愛情與伴侶的誘惑而走進教堂，數年以後可能會覺得迷惘：以單身的自由來交換婚姻的束縛是否值得？經濟學家稱此為“機會成本”。我們對機會成本作出評估，並依此來安排自己的生活。
新德裏的拾荒女童一出生，就麵臨印度父母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偏見，這一偏見使當地夫妻墮女胎成風。印度2001年的統計表明，6歲以下男女兒童性別比例為1000∶927。而巴西和美國同齡兒童的男女性別比例分別是1026∶1000和1029∶1000。這一偏見的形成基於成本收益分析對女性不利：兒子將來會繼承家族財產並且給父母養老，女兒則要出嫁，家裏還得陪送令他們負擔沉重的嫁妝。為了改變性別比例的失衡，印度各級地方政府試行各種脫貧計劃，鼓勵父母生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