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印度政府推行了一項計劃，對出生在貧困家庭的女孩，政府在她們每人的賬戶裏存入10000盧比，她們上學以後該款項還會繼續增加，目的是減輕她們將來結婚或上學深造的負擔。2006年哈裏亞納邦推出一項社會保險計劃，對那些年齡在45~60歲隻育有女孩的夫婦，每月發給他們500盧比，60歲以後與全國統一標準對接，享受聯邦養老金。
我還記得我在加州的斯托克頓采訪過一位非法移民，大概是在2002年，或者那年前後。我當時為《華爾街日報》工作，正在寫一篇有關美國境內西班牙裔人口問題的報道。那個非法移民給我上了一課，把他的兩個孩子從墨西哥偷渡到美國來有兩種途徑，要比較二者的優劣：一是穿越無人大沙漠，二是使用偽造文件混過邊境檢查站。這確實讓他難以抉擇。他在加州聖華金河穀的農場裏給人收蘆筍，摘草莓，采集其他作物，每小時不過掙八九美元。找墨西哥“蛇頭”帶孩子穿越沙漠到美國來，每個孩子要付1500美元左右，找偷渡客用偽造文件混過邊境檢查站把孩子帶進來，每個孩子大概需要付5000美元。這番談話把引導人們生活的那種錙銖必較的成本收益分析展示得一覽無餘。
過去的15年裏，美國邊境巡邏的預算大約翻了五番。“蛇頭”們向偷渡者收取的費用也水漲船高，2008年大約是每人2600美元。不過，可比較價格中上漲最高的是偷渡者的死亡率，因為過去經由聖迭戈不到一天的路程，現在則要穿越亞利桑那沙漠，越境者要帶足飲用水，躲過盜賊和邊境巡警，長途跋涉三四天的時間。
1994年越境死亡人數為24人，到了2008年死亡人數上升到725人。和我談話的那個非法移民的計算方法再直截了當不過了。要把孩子們從邊境檢查站帶進美國，他必須加倍幹活才能積攢出那麼多錢，但這樣也就大大降低了孩子們死於非命的風險。
美國人有關非法移民的論戰本身就是一場價格爭論。持批評意見的人們說，非法移民甘願少拿錢多幹活從而壓低了當地人的工資。他們還爭辯說，非法移民也享受了子女教育和急診醫療等公共福利，從而成為當地人的負擔。
這些似乎理直氣壯的論點，其實經不起推敲。使用假身份就業的移民也都有稅務登記，他們和大家一樣要從工資中預扣所得稅。他們享受不到大部分公共福利。
就拿加州農業來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移民壓低了美國人的工資。但如果沒有了外來移民，農場裏的工作以及從農田到包裝的一係列工作都將無人去做，當地人隻能從國外進口蘆筍和草莓。
非法移民確實對美國的物價有影響。一項研究結果表明，1980~2000年移民數量激增，家政和園藝服務人員的平均工資下降了9%以上，這主要是壓低工資的結果。盡管如此，它對當地人的工資影響微不足道，因為在勞務市場上，競爭主要是在可憐的非法移民之間進行的。
移民政策一直是由誰來埋單及誰會受益來決定的。美國現行的政治製度容許非法移民存在，是因為廉價勞動力對農業和其他一些產業有用，而且美國的中產階層家庭因此可以雇得起保姆。這就意味著，盡管總統候選人信誓旦旦地要修訂《移民法》，但隻不過是說說而已，實際上不會有什麼大的作為。設立合法途徑讓非法移民到美國打工會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可能引發大規模移民潮。反過來，完全杜絕非法移民的代價太大，誰也承擔不起。保持現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才是最省力的辦法。
移民數量的消長還取決於非法移民是否有希望找到合適工作—實現發財夢的第一步—與繞過嚴格邊境檢查的成本之間的比較。越境的成本有時過高。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估計，非法移民的數量已經從高峰期的2007年減少了100萬，降到了2009年的1080萬。
價格的影響力
考慮到價格在人們進行選擇方麵的影響力，而政府竟然沒有經常使用這種工具去引導民眾的行為，真是咄咄怪事。例如，開展群眾健康運動可能是個好辦法，教育人們認識到某些不良行為的危害，例如吸煙和吸毒。不過要讓人們戒煙戒毒，它的作用遠遠不如價格那麼有效。尼克鬆總統發動“向毒品宣戰”已經30多年了，毒品仍然泛濫。1988~2009年，12年級學生承認自己在最後一個月接觸毒品的比例從16%上升到了23%。而同期青少年吸煙的比例從28%降到了20%。
這真是個悖論。青少年購買香煙是犯法的，但成年人則沒問題。對比之下，買賣毒品卻不分年齡，實際上都是犯法的。在伊利諾伊州即使持有少量毒品，一旦被抓住，就可能被判入獄1~3年。不過考慮到這兩類有害物品價格的演變，目前這種狀況就容易解釋了。自從1990年以來，各級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減少香煙銷售，加大了對香煙的收稅力度，市稅、州稅和聯邦稅等一係列稅收大約翻了一番，平均每包香煙課稅高達5.20美元左右。2010年7月1日，紐約市香煙的最低價格上漲了1.60美元，達到每包10.80美元，其中7.50美元是向聯邦、州和市政府繳的稅額。相比之下，2007年紐約街頭可卡因的零售價是每克101美元，比1991年下降了27%；海洛因的價格下跌41%，降至每克320美元。價格下跌表明，那些試圖禁止毒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政策未能奏效。但它也給出了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如果大幅提高價格，就能使青少年遠離毒品。與一場失敗的“反毒品戰爭”相比，使毒品合法化，加強監管，課以重稅，可能才是抑製毒品泛濫最有效的方法。
考慮一下對燃油價格治標不治本的應對方法會帶來什麼後果。在美國，廉價的燃油使人們越來越遠離工作單位、學校和商店去找更大的房子。1997~2007年，美國人上班的平均路程從7英裏（約11公裏）增加到11英裏（約18公裏），平均住宅麵積則從1750平方英尺（約163平方米）增加到1807平方英尺（約168平方米）。
歐洲城市很少這樣無計劃地擴展，那裏的城市受到曆史的局限：它們都是幾百年前建設的，長途跋涉既費時間又費精力。法國大革命時期，國王路易十六從巴黎逃到瓦雷納，150英裏（約240公裏）的路程花了21個小時。歐洲現代城市的擴張受到燃油稅的製約：歐洲人在燃油上花的錢是美國人的2~3倍。休斯敦總人口與德國港口城市漢堡的差不多，但是每平方英裏的人口密度卻少了2500人，這就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