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國和西歐的城市規劃結構不同，但它們都與前蘇聯陣營的城市有巨大的差異—在那裏，價格在土地配置上幾乎不起任何作用。70年政府專製的資源配置，造成了城市中心的黃金地段滿目瘡痍，到處是破舊不堪的廠房，住宅區則被擠到了市區邊緣。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修建的公寓房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擴展，越往外越擁擠。
20世紀90年代中期蘇聯解體以後，世界銀行關於城市的一些規劃與住宅融資專家作過研究，他們發現，莫斯科市區建築麵積的31.5%被工廠占用，而首爾隻有6%，香港和巴黎隻有5%。在巴黎，人們隻要稍微多花一點錢，就可以很舒服地住在市中心附近，人口密度在離市中心3公裏左右的區域達到高峰，而在莫斯科，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離市中心有15公裏。
從多角度來看價格，清楚地解釋了人類曆史上千差萬別的行為方式。運輸技術的發展降低了遠距離運輸的成本，推動了19世紀第一次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浪潮。
曆經進化，人類肌體本來已經適應了食物匱乏的環境，科技進步卻使廉價的食物唾手可得，過多的熱量囤積必然造成更多的人患上肥胖症。
理解價格的力量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到那些不允許價格發揮作用的地方去。幾年前我去過古巴的聖地亞哥，一個衣著髒兮兮的婦女開車帶我觀光。她的身份讓我大吃一驚，竟然是該市一家大醫院的兒科醫生。她就像童話裏描寫的女巫，瘦骨嶙峋，活像一根蘆葦稈，兩顆門牙都掉了，她說那是營養不良造成的。1991年蘇聯解體，切斷了古巴的經濟命脈，整個古巴饑荒蔓延。她有一輛破舊的拉達轎車，頭腦比較靈活，除此之外她和流浪者沒有什麼兩樣，隻能在黑市上掙點小錢，勉強維持生活。她開車到處拉客，偶然撿到路過的卡車掉落的一包雪茄，拿著到處叫賣。她拉著我到處轉了一整天，收了我10美元。古巴的集體所有製怎麼能讓一個兒科醫生來開出租車掙錢，還覺得這樣的交易挺合算，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價格的副作用
正因為它的威力強大，所以價格之類的問題必須謹慎對待。漫不經心亂撥弄，必然招致意想不到的後果。由於擔心出生率低，澳大利亞政府2004年5月宣布，從當年的7月1日起，給生孩子的家庭發放3000澳元的“嬰兒津貼”。該決定的效果立竿見影：那些臨近預產期的孕婦，有的取消了原定的剖腹產手術，有的千方百計推遲生產，讓孩子留在肚子裏，造成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別少，而7月1日出生的嬰兒的數量創下澳大利亞30年以來的單日最高紀錄。1696年，英國國王威廉三世發明了窗戶稅，即按每家窗戶的數量課稅，這在當時似乎是個好主意。
10個窗戶以下的家庭交2先令，10~20個窗戶的交4先令，20個窗戶以上的交8先令。
按窗戶征稅是合乎邏輯的，數起來容易，征起來也簡單。它還很公平，有錢人住的房子大，窗戶自然多，應該多納稅。與所得稅相比，這樣還不會讓納稅人反感。可是國王沒有料到老百姓的反應，他們為了少納稅，寧可把家裏的窗戶用磚頭堵起來。時至今日，愛丁堡臨街的那些堵起來的窗戶成了當地一大景觀，人們稱之為“皮氏圖畫”，皮氏指的是威廉·皮特，1784年他把窗戶稅引進了蘇格蘭。
貌似溫和的舉措，隻要改變甚至觸動了民眾對於成本與收益的比較與判斷，就可能引發社會震蕩。1974年美國實行的“每小時55英裏”法定速度限製就是一個例子。“贖罪日戰爭”以後，由於美國決定繼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導致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美國被迫實施這一措施以減少石油消費。
在當時的形勢下，節油這個目標是對的。但是，這一措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為它根本忽略了開車人時間的價值：在這一新的速度限製下，70英裏的距離大約要花1小時16分鍾，比每小時70英裏的速度多耗費16分鍾。考慮到1974年產業工人平均工資為每小時4.3美元，往返距離多花的時間折合成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大約是1.15美元。
1974年每加侖含鉛汽油的價格是53美分。若要節油所得與耗時損失相抵，那麼一個普通駕車人需要每次往返節約2.17加侖汽油。而要做到這一點，所有汽車的燃油效率必須大幅提高，例如，雪佛蘭薩博班必須降低22%的油耗，本田思域則需要降低50%的油耗。降低最高限速當然無法實現這一目標，於是駕車人對這一限製置若罔聞。
1984年，紐約州的州際高速公路上，駕車人有83%的時間會超過每小時55英裏的限速。他們不惜花費50~300美元安裝民用波段對講機，用以相互提示附近有交警。1966~1973年，聯邦通信委員會發放了80萬份民用波段對講機執照，而到了1977年汽車上裝載的對講機達到1225萬台。交警部門對此作出反應，安裝測速雷達；駕車人針鋒相對，紛紛安裝電子狗。為此，有些州通過法律，宣布使用電子狗為非法。美國國會1974年通過《高速公路緊急節能法案》時是否預料到這一係列後果，我很懷疑。到了1987年，國會把最高時速限製提高到每小時65英裏，1995年最終取消了聯邦法律中關於最高時速的限製。
價格將把我們引向何方？
公元前3世紀敘拉古的偉大數學家阿基米德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個堅實的落腳點，他隻需要一根杠杆和一個支點，就能撬動地球。要改變人們的行為，靠的就是價格。結婚率下降並不是因為社會風氣變了，而是對比所作出的犧牲，婚姻的代價太大。我們少生孩子，是因為生育成本太高。經濟學家指出，信奉天主教的人少了，不是因為人們不再信仰上帝，而是信奉天主教的成本太低；相比之下，福音派教會要求信徒有更多的捐助，反而提高了信徒的忠誠度。
本書將帶領大家到商店裏去，看看價格標簽對人們的心理有什麼作用，價格如何巧妙地引誘我們購物。不過，我們還要盡量擴大到日常商品交換以外的領域，研究其他方麵的價格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在有些社會文化中，男人可以花錢娶妻納妾，而且越多越好，從而提高傳宗接代的成功率。在另一些文化中，父母打掉女胎，為的是避免將來女兒出嫁時沉重的嫁妝負擔。我們把許多行為歸結為“文化的轉變”，事實上卻是價格變了，人們不得不根據經濟狀況加以適應。我們要深入思考為什麼雇主給雇員發工資，而不是把他們當成奴隸。我們要研究為什麼我們越來越富有的同時，難得的閑暇時間卻成了最昂貴的商品。我們會發現，盡管信奉生命無價的原則，我們賦予生命的價格實際上經常低很多。
我們還能發現，價格會把我們引入歧途。對於2000~2006年美國房地產價格飆升所引起的美國經濟的畸變，作為一種文明，我們至今仍然不知道還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再過一個世紀，那時的人們可能會認為20世紀初的廉價石油對環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價格這東西有時是很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