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的文筆簡煉生動，議論部分又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文氣舒暢，音節和諧。由於其內容充實，論述精到，既具史家識見，又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因此成書後，各家俱廢，與《史記》、《漢書》同譽為“三史”。
3.陳壽與《三國誌》
陳壽(233—297)，西晉史學家，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晉滅吳後，著《魏誌》三十卷，《蜀誌》十五卷，《吳誌》二十卷，北宋時合為一書，改稱《三國誌》。
《三國誌》記敘自黃巾起義(184年)至晉滅吳統一天下(280年)近百年間的曆史。這百餘年間的史事頭緒紛繁，陳壽雖分別編寫為《魏誌》、《蜀誌》、《吳誌》，卻能從總攬全局的角度處理，顯示出特異的史才。
《三國誌》敘事詳實，有實錄精神。陳壽的父親曾被諸葛亮處刑，而《蜀誌》對諸葛亮卻推崇備至，高度評價其一生業績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精神，而對“失街亭”也不諱言，既不以私情而有曲筆，又能揚善而不隱其短，陳壽確有史識。
《三國誌》文筆簡淨，條理明晰，時人稱陳壽“有良史之才”。
《三國誌》成書早於範曄的《後漢書》，後人因推重陳壽的史學和文筆，於《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外，加上《三國誌》合稱“前四史”。
怎樣認知“史學巨匠兩司馬”
“史學巨匠兩司馬”中的“司馬”分別指的是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和北宋的史學家司馬光。兩“司馬”生活時代相距近千年。
司馬遷(約前145—？)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司馬遷自幼受父熏陶，十歲就學長安，二十歲漫遊天下，足跡幾遍全國，到處考察曆史遺跡，接觸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物，了解地方風土人情，采集傳聞逸事，為他後來寫史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司馬遷二十多歲入朝做官，繼父職，又有機會遍讀皇家藏書。前104年，開始寫作《史記》，後因上書替好友——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被處以“宮刑”。出獄後，忍辱負重，發憤著書，曆十年艱辛，終於在前92年著成一部劃時代的曆史巨著《史記》。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一百三十篇，分為十表(記大事年月)、八書(記各種典章製度》、十二本紀(記曆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侯國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曆史人物的言行事跡)，共52萬字。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長達三千年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麵的史實，比較全麵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國古代的社會麵貌，對後世史學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史記》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鮮明的人民性，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黑暗腐朽作了深刻的揭露，對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活動有較生動的描寫，對下層人民的才智功德作了鮮明的肯定。《陳涉世家》專為農民起義領袖陳涉立傳，高度評價了他在推翻秦朝統治中的“首事”之功。《魏公子列傳》著重讚揚了侯贏、朱亥這些市井之民的才智和俠義。
《史記》又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用生動的語言、煥然的文采，跌宕有致的情節塑造了一係列性格鮮活的人物形象，如項羽、劉邦、廉頗、藺相如、信陵君等，給人以巨大的感染力。這些成就使得《史記》成為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豐碑，給後人以無窮的啟示和深遠的影響，魯迅先生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謂毫不過分。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屬江西)涑水鄉人，北宋著名史學家。
司馬光在學術上的不朽貢獻，是他花了十九年時間主持編寫二百九十四卷的長篇巨著《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是用編年體寫的史書。它綜合了各朝“紀傳體”斷代史的成果，把上起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曆史，以年月為經，史實為緯，依時代順序通貫起來敘述。《資治通鑒》取材極為豐富，除援據正史外，還采用雜史、文集、筆記等三百餘種，經過考訂事實，刪繁就簡，取其精華，進行加工，材料安排得當，事件發展過程清楚。如《赤壁之戰》、《李朔心雪夜入蔡州》都體現了上述特點。
《資治通鑒》雖是一部集體編寫的編年體通史，但經司馬光刪冗撮要，曆經十九年才得以完成這一巨大工程，很少有自相矛盾之處。
《資治通鑒》由宋神宗賜名，有“鑒於往事，資以治道”的意思。
司馬遷和司馬光寫史，都忠於史實，而且博采兼取。《史記》和《資治通鑒》都是嘔心瀝血之作，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怎樣認知“樂府”
樂府，本指古代音樂機關，秦及西漢惠帝時設有“樂府令”，漢武帝時建立具有相當規模的官署，除將文人詩章製成樂曲演唱以外，並采集整理各地民間俗樂和歌辭，分別用於朝廷典禮和宴會時演唱。後來把樂府官署所唱的樂章、歌辭稱作樂府，於是演變為一種詩體名，成為繼《詩經》、《楚辭》而起的一種新詩體。漢、魏、晉至唐代，將可以入樂的詩歌以及後人仿效樂府體製、襲用樂府舊題而不入樂的作品，統稱樂府。
以民歌俗曲為主體的樂府詩，形式上有鮮明的特點。從結構體製看，有專用的詩題，常見的有“歌”、“行”、“吟”等，如《蒿裏行》、《白頭吟》，後人因稱為“樂府歌行體”。從語言句式看，大多篇無定句，句無定字，以雜言為主，語詞多口語化，通俗生動。從音韻節奏看，押韻比較自由多樣，五言多隔句韻，如辛延年的《羽林郎》；七言多連句韻，如曹丕的《燕歌行》；四言的四句才押一個韻，如曹操的《觀滄海》；甚至有全篇不押韻的，如曹操的《氣出唱》，押韻時不避重韻、重字，更不講平仄，對仗，純乎是一種樸素自然的節奏美。從表現手法看，除一般的比興外，多用排比鋪陳，敘事曲折淋漓，長於用對話和細節描寫來刻劃人物，塑造形象，如《陌上桑》、《木蘭辭》、《孔雀東南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