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瞞。在介紹東漢末期這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之前，我們有必要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作一簡要的說明。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人是時代的產物。
一、帝國的危機
兩漢帝國的主要危機是什麼呢？主要是由春秋戰國以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導致土地的集中化擁有，經濟的衰頹，流民的大量出現，等這些現象來構成的。
春秋以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農業、手工業分工後，生產能力普遍提高，商品經濟獲得發展，土地買賣更加盛行。小農經濟的不穩固性，必然引起有向高利貸者借款的必要，於是抵押土地，因欠債而轉讓土地和農民破產流亡等現象，開始增多起來，所謂“秦為無道……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書·王莽傳》），“至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誌上》引董仲舒語），“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債）”（《漢書·食貨誌上》），正是這些現象的最好說明。
在兩漢帝國的整個時期，大土地占有者——貴族官僚和商人，他們霸占了任何一個平民有權租人的公有土地。如西漢時，紅陽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漢書·孫寶傳》）。哀帝時，“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漢書·王嘉傳》）。此外，大土地占有者又不擇手段地奪取農民的土地，如西漢宣帝時，陰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後漢書·陰識列傳》）。成帝時，張禹“買田至四百頃”（《漢書·張禹傳》）。樊重“廣開田土三百餘頃”（《後漢書·樊宏列傳》）。東漢時，濟南王劉康有“私田八百頃”（《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鄭泰有田至四百頃（《後漢書·鄭泰列傳》）。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人……田百一十八頃”（《後漢書·宦者列傳·侯覽傳》）。董卓表陳宦官張讓等罪失，亦稱“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三國誌·魏誌·董卓傳》注引《典略》）。大土地占有者的發展，是在無數小農失去土地的方式下進行的。
兩漢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也向農村猖獗地進攻，最後集中於地權。造成東漢之末荀悅《除田租論》所謂“今豪民占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所謂“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穀不能受”的景況，社會貧富對立的危機愈發深重。
小生產者——農民和手工業者在貨幣商品關係之後，在大土地占有者土地集中的過程之中，在兩漢政府對外戰爭的捐稅沉重負擔之下，迅速地破產了。他們因債務累累而喪失了自己的土地，他們雖是“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無）日休息。勤苦如此”（《漢書·食貨誌》），但是還是無法謀生。而且有時還因為有了土地反要肩負整個戰爭重擔和巨額租稅，因此，自己甚至主動地拋棄了土地。從西漢武帝以來，一直到東漢帝國最後滅亡為止，農民從農村中被拋擲出來的問題，成為當時社會最嚴重的問題。
二、農民的流亡與起義
從戰國時期土地可以買賣開始，就出現了流民，如《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篇》裏所稱的“賓萌”，即客民，也就是拋棄自己土地的流民。到了漢代，武帝元封四年（前107）“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報者四十萬”（《漢書·石奮傳》）。征和二年（前91）的詔文中，又有因官吏“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下吏妄賦，百姓流亡”（《漢書·劉屈氂傳》）的說法。昭帝始元四年（前83）的詔文中，又有“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漢書·昭帝紀》）之語。宣帝地節三年（前67）詔文中，稱“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漢書·宣帝紀》）。“元帝初即位（前48），穀貴民流”（《漢書·杜周傳》附《孫緩傳》）。“永光元年（前43），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漢書·於定國傳》）。二年詔文中，亦有“元元大困，流散道路”（《漢書·元帝紀》）之說。成帝鴻嘉四年（前17），“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山東、河北等地）部尤劇”（《漢書·成帝紀》）。故穀永上書稱：“饑饉仍臻，流散冗食，喂死於道，以百萬數。”（《漢書·穀永傳》）鮑宣亦稱：“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漢書·鮑宣傳》）哀帝即位初年（前6），在其策免丞相孔光文中，也有“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漢書·孔光傳》）諸語。到了王莽時代，流民入數更加增多，史稱莽始建國三年（11），“內郡愁於征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並州、平州尤甚”（《漢書·王莽傳中》）。莽之末年，“流民人關者，數十萬人”（《漢書·食貨誌》）。
東漢的流民問題，從來就沒有得到解決過。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6），就因“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漢書·光武帝紀》）。章帝建初元年（76）詔稱：“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後漢書·章帝紀》）和帝永元五年（93），“遣使者……舉實流冗（散），開倉賑稟”。永元六年，又詔“流民所過郡國”，加以賑濟。永元十二年（100），詔“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同年詔中又稱：“比年不登，百姓虛匱，黎民流離，困於道路。”（《後漢書·和帝紀》）永初二年（108），“時州郡大饑……老弱相棄道路”（《後漢書·安帝紀》李賢注引《古今注》）。永初四年（110），“三輔……人庶流冗”（《後漢書·安帝紀》）。又“青徐之人，流亡萬數”（《後漢書·虞詡列傳》）。順帝永建六年（131）詔稱：“連年災潦，冀部尤甚……百姓……棄業，流亡不絕。”永和四年（139），“太原郡旱，民庶流冗”（《後漢書·順帝紀》）。到了桓靈二帝時代，東漢帝國已瀕於滅亡的絕境，流民人數更加增多。桓帝永興元年（153），“百姓饑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後漢書·桓帝紀》）。靈帝末年，“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並流徙分散”（《晉書·地理誌上》），更達到空前的程度。
這些農民，既被拋棄於農村之外，無可抗拒地要淪為“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漢書·食貨誌》）的境遇，要進入一種新的隸屬關係，變成“部曲”和“佃客”。但是這種新的隸屬關係，又絕不是一朝一夕之所能建立起來的。在西漢末東漢初已經萌芽出的一種莊園，如馬援在“北地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賓客數百家”（《後漢書·馬援列傳》）。及其屯田天水苑川，請與田戶中分（《水經注·河水注》）。這種情況在當時還剛在發展，不可能更多地吸收被拋擲出來的農民，按照這種新的隸屬關係投入生產還是剛剛開始，這就使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在社會上流蕩。
沒了土地而走上流亡道路的農民，他們的處境是極為悲慘的。《後漢書·劉平列傳》裏就有這樣的記載：有一次，東漢帝國政府發遣王望任青州刺史，王望到任後，出外巡察，那幾年，“州郡災旱，百姓窮荒”，王望路上見到一群饑民，有五百多人，他們“裸行草食”，也就是說，他們赤裸著身體，啃著草根樹皮，一路流蕩。這種悲慘情況，是不能想像的。因此，東漢自安帝、順帝時起，農民不斷舉兵起義，愈到帝國的末期，農民起義的聲勢愈加壯大起來。
東漢安帝（106—125）在位十九年中，大的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四次，順帝（125—144）在位十八年中，大的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次，衝質兩帝一共在位不滿二年，大的農民起義卻發生了七次，桓帝（146—167）在位二十一年中，大的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四次，靈帝（168—189）即位後一直到公元180年，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六次。以上還不過是有史可稽的，至於規模較小史書失載的農民起義，次數就難以計數，參加起義的人數也愈來愈多。在安帝順帝時代，起義軍不過幾千人，到了桓帝靈帝時代，就多達數萬人，甚至十餘萬人了。到了靈帝中平元年（184）以後，最終爆發了全國性的黃巾農民大起義。東漢末，農民起義地區，不僅在中原，西及益州，南至交趾。又從黃巾起義中分裂出無數細流，如黑山起義軍、白波起義軍等。而青州、徐州黃巾起義軍，眾過百萬，黑山眾亦過百萬，白波眾達數十萬，這些規模巨大的起義，終於徹底地摧毀了東漢皇朝，實際上是這股社會力量結束了東漢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