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經濟的發展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最重要的社會目標之一。18世紀中期，起源於英格蘭中部的工業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以珍妮紡紗機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機為代表的一係列的技術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這一技術革命隨後從英格蘭擴展到了整個歐洲大陸，並在19世紀傳播到了北美地區，進而影響到了亞洲國家。
工業革命為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通過工業革命，人類社會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從而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總體而言，歐洲和北美的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後用了200多年的時間實現了工業化，使得大多數人擺脫了貧困；日本將這一過程縮短到1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又將這一時期縮短到40年；改革開放後發生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快速農村工業化過程將這一時期再度縮短。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驗表明，貧困不是一種命運，成功的工業化發展模式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陷阱。
但是，究竟什麼樣的工業化發展模式能夠真正有效地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吸引了眾多優秀的發展經濟學家。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發展經濟學的輝煌時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先驅羅森斯坦·羅丹提出了平衡增長理論。羅森斯坦認為貧窮國家要想獲得經濟持續增長，必須有一個全麵推進各種工業發展的計劃，因而這一理論也被稱為大推進理論。赫希曼則對平衡增長理論提出了批評，他認為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不必遵循全麵發展的模式，而應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狀態，有選擇地在某些部門進行優先投資。發展中國家應當集中有限的資源首先發展關聯效應強的產業，以此為動力逐步擴大對其他產業的投資，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隨後的羅斯托、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等進一步拓展了早期的工業化發展理論。
總體而言，這些早期的工業化發展理論具有兩個特征：首先，這些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缺乏可靠的市場體係，市場失效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因而國家應該推行強有力的幹預性政策；其次，物質資本的積累是這些發展理論的核心，這些理論認為政府應該通過協調和配置資源，促進資本的積累，推進工業化的發展。然而，這些理論忽略了如下問題：(1)政府也有可能失效；(2)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勞動力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因而，這些工業化發展理論未能經受住實踐的檢驗。從已有的發展經驗看，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的減少主要得益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在工業化早期階段過分追求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工業化模式是不符合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的，而且那些采用上述發展戰略的國家並未能擺脫貧困的陷阱。這一時期的許多工業化發展理論後來均遭受了批評。
在眾多早期工業化發展理論被不斷質疑的同時，東亞新興經濟體獲得了快速發展，尤其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改革開放後快速實現了工業化。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過程主要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中小企業通過產業集群的相互分工協作獲得競爭優勢，並且逐漸實現了產業升級。
基於產業集群的工業化發展模式為發展經濟學家思考工業化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這一發展模式不僅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意大利取得了成功，在東亞的日本、印尼、中國台灣、中國東部沿海等國家和地區也獲得了成功，甚至在部分非洲地區也逐漸出現了這一模式。這些現象暗示著產業集群是一種極富生命力的工業化發展模式。
雖然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這一概念是波特在1990年才提出的，但是有關產業集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馬歇爾。馬歇爾將同類產品生產企業在特定空間上大規模集聚的現象定義為專業化產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馬歇爾認為專業化產業區通過如下三種方式給集聚的企業帶來了外部規模經濟：(1)區域內的技術、信息外溢。馬歇爾時代信息的流動是按距離衰減的，所以知識在當地的傳播要比遠距離流動更容易，企業在特定地區的集聚有利於新知識、新技術、新創意在企業之間的傳播和應用。(2)提供共享的中間投入品。產業集群可以支持該產業專用的中間投入品的生產，眾多使用中間投入品的企業集中在一起會使輔助性工業能夠使用專業化的、高成本的機械設備，從而以較低的生產成本進行生產。(3)提供區域專用性勞動力市場。產業區內集聚了大量潛在的勞動力需求和供應，既降低了工人的失業率，也確保了廠商的勞動力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