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口不言利，盡管如此，“清貧”的第一義（“貧寒”）仍嫌太過，第二義（“貧苦而有誌節”）甚好，輕貧相當適度，不至於令他們的精神扭曲變形。不少思變者暗暗謀求暴富起來的那一天，然而他們使出來的全是跟不上趟的慢動作，想想也就罷了。
有人說，“在中國現如今信奉什麼主義的人都不如信奉拜金主義的人多”，這話不中聽，卻有幾分真實可信。財神爺趙公明確實已升格為希臘神話中宙斯那樣的頭號大主宰，世人爭先恐後以靈與肉獻祭於他的旗下，以色與味供奉於他的龕前，如此手到眼到，心到意到，無非是想求得錢程似錦，錢途無量。窮怕了的人對金錢的惦念，與餓苦了的人對食物的乞求，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國人囊中羞澀久矣，又豈是三月不知肉味可以比方呢？從曆次政治運動中獲得解脫的民眾，似乎一夜之間幡然醒悟，遭了三十年的“鬼打牆”之後，總算悟透了“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這樣一個比小學生識字課本還要淺顯十倍的道理。在物質世界中，沒有鈔票確實寸步難行，因此“脫貧”成為大眾的第一要務，仿佛虎口脫險，誰不想勝利大逃亡？然而，一事總有兩麵，貧與富的懸殊隻說明物質積累的多寡，卻並不決定精神境界的高低，若選擇金錢作為衡量的唯一尺度，不少人就會變成俗不可耐的勢利之徒。
“清貧”，在《辭海》中釋義有二，其一是“貧寒”，其二是“貧苦而有誌節”。“貧”而至於“寒”，是極端言之，自然非一般情形的貧困可比；“貧苦而有誌節”，則是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又有什麼可羞可愧的？一個人高貴與否，並不視其財富和地位籠統而言，隻須看他究竟是富而立德，還是富而不仁；到底是貧而有誌，還是貧而無行。過窮日子，易於消沉，即所謂人窮誌短，馬瘦毛長；過富日子，易於墮落，即所謂錢眼如井口黑窟窿。居貧處富均是對心靈的考驗，貧與富是兩麵畢現毫發的鏡子，能分別照出一個人精神的“上半身”和肉體的“下半身”。豈不見有些人由於一時犯窮而時時處處抬不起頭，說不起話，自慚形穢，低三下四，他們沒了骨氣，沒了幹勁，也就痛失了改變命運的先機，甚至墮落到窮斯濫矣的地步。豈不見有些人因為一朝致富而驕奢淫佚，為了尋求刺激，經常幹些違法亂紀的勾當，做些傷天害理的事情，天堂有路他偏不走，地獄無門他卻闖進來。
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必要看清現狀，輕度的貧窮是他們共同的命運。他們的境遇雖好過工人、農民，卻遠遜於那些生財有道的貪官和奸商。他們雙腳踩在貧困線外，要以加速度奔向中國特色的小康，其先決條件是得踩中一塊沾滿運氣的西瓜皮，否則將他們攏成一堆，稱之為中產階級，就不隻有點勉強，而且有點滑稽了。真正的知識分子倒不在乎輕度的貧窮，他們能從事業中找到快樂，也有功成名就的信念，這項補償到位了，他們就決不會怨天尤人近日，我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上卷，讀到一則有趣的故事。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生性傲岸不群，長期杜門謝客，潛心研究哲學。有一次，他聽到愚氓以不恭之詞對哲學和哲學家說三道四，嘲笑他是一無是處的傻瓜笨蛋。泰勒斯一怒之下，決定用最有效的方式和最雄辯的事實反擊世人，證明他作為哲學家，並不短缺賺錢的本領。那一年希臘全境荒歉，橄欖收成極差，泰勒斯便以低廉的價格大量收購榨橄欖油的工具，翌年橄欖大麵積豐收，他再將榨油工具出租給那些急需它們的家庭，由於他在當地的工具租賃業界擁有最大份額，處於壟斷地位，索價自然不菲。事後，泰勒斯將賺來的大筆金錢用於賑濟窮人，又繼續心安理得地幹回他的老本行。古往今來，能賺大錢的知識分子大抵有點接近泰勒斯這種情形，並非個個見錢眼開，他們甘於輕度的貧窮，樂趣全往事業學問中去尋求，認為奢侈的生活徒然使人腦滿腸肥，反而可憎可厭。誰說他們是傻瓜笨蛋？他們才是不露聲色的聰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