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由早到晚灰蒙蒙的，一付要下雪的樣子。入冬以來，隻記得十月中旬下過兩三場雪，不大，綿長而細膩，星星點點的雪花落下不久就給風吹得無影無蹤。那種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飛舞的情形已經多年不遇。
離開學校整整二十年了，同學們終於湊在了一起。學校、同學、遙遠的家……一切都與一個叫“一村”的地方緊密相連，而那個象鎮子一樣大的村莊給我的記憶總是與雪有關。
夜裏，我夢見世界被厚厚的積雪罩成一朵碩大的花樹，天地空泛，白霧茫茫。清晨醒來，外麵果然下著雪，很大。雪花如絮，揚揚灑灑。而我夢中的花樹與眼前的景象相比更為壯觀，那是我少年時代的夢鄉，那個叫心心的女孩兒在雪海裏唱著歌。
溫馨的回憶、激情的暢飲；感歎過歲月的無情，也交流著生活的美妙。我們談起沒來聚會的同學，心心的命運令我們每一個人牽掛，就如雪霽風後的高地，露出的便是它的本色。
心心的本色是她的善良。
七十年代初的一個深冬，我們舉家遷往大慶，來到父親的身邊。機耕隊的馬車把我們送到新家時，正是上午陽光最好的時候，厚厚的積雪覆蓋著地麵，樹枝上不時會掉下來大片大片的雪團，空氣格外清新。
這是個類似於鄉鎮的大村莊，幾百戶人家都是從天南地北調轉或下放來的職工和他們的家屬。他們同屬於一個大的國企單位，辦公地在區上，離我們住的地方有二十多公裏。公司下轄兩個這樣的村子，我們排老大，叫一村。是個有規劃建造的村落，所有的房屋全都坐北朝南，格局非常整齊，兩條沙土路十字交叉，把村子分成四片。用土坯砌成的幹打壘兩戶為一棟，橫豎相間不過十米，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四個區域。學校、商店、浴池、大禮堂等公共場所全都集中在東南一帶，是全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我住的九街區在西北地段，前麵是正街，左側是水房，後麵是鄰舍，右邊三十米處有一個公側，再往西去不遠，就是采油五廠二區一隊的隊部和職工宿舍。夜晚，越過大片大片的荒野，可以看見紅崗區閃爍的點點燈光，不知是哪的煙囪，高高地聳入雲端，頂尖上的火焰照亮了天空，長明不熄。
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一村不大，設施配備卻很齊全，人才應有盡有，學校從小學設到高中。從領導到老師，很多都是從清華、北大等名牌學府下放來的學者，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他們是知識分子，也是需要勞動改造的對象。象我父親這樣隻讀過普通師範專科的教師，也還被掛過胸牌，滿大街遊行批鬥過，何況他們那些高學曆才子，沒給趕到山溝裏去他們都覺得很幸運。
不過，學校裏也有幾個不用教書的“教師”，他們教低年級課程，教不了的還可以拉拉鈴，收收信，打掃打掃衛生什麼的。他們的文化水平有的隻相當於小學二年級，就因為他們根紅苗正，有一個貧、雇農的出身，光明正大地在這裏享受著比那些學者級的老師們高出很多的待遇。
心心的父親出身就好，卻不是做教師的，他是采油某廠的職工，性格怪僻，在一村跟誰也不來往，但是因為他女兒的緣故，他卻一直與一個教師和他的家人較量著，這個教師就是我父親。
心心是我讀初一時來到我們班的。她有著一對好看的丹鳳眼，但這對眼睛卻裝滿了憂鬱和無助。她每天進了班級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說話，對同學和老師全是一付心不在蔫的樣子。
我們的友誼是從一場雪開始的。
大雪封門是兒時記憶中常有的事。厚厚的積雪經常一夜之間就把各家的門給堵得嚴嚴實實。
一個周末的早上，兩尺高的雪把我家的門給封死了，父母帶著弟弟妹妹從窗戶跳出去鏟雪。這時，心心出現了，她也加入到鏟雪的隊伍裏。在班裏她幾乎不說話，我們好象隻聊過兩三回，也僅限於在放學時要走同一條路打打招呼而已。同學大都對她敬而遠之，個別淘氣的男生趁她不在常常往她書桌堂裏放隻死老鼠或別的髒東西，心心既不報告老師，也不大喊大叫，默默收拾掉，然後一如平常那樣沉靜在自己的心靈空間裏。
那幾天雪一直在時停時下。
寂靜的夜裏突然傳出鬼故事，很多人在半夜時分聽到一個女人的顫音，隻有樂聲沒有歌詞，時斷時續，時東時西，飄忽不定。
“是個冤鬼，”人們議論紛紛，“聽著想哭。”孩子們嚇大了眼睛，天一黑就都跑回家去了，不敢在外麵流連。
我把這件事說給心心聽，問她是不是聽到過，我沒有聽過有點不相信。
心心平靜地告訴我，那是她在唱。“夜太黑了，我很害怕，我必須做點什麼才能給我自己一點力量，我隻能發出聲音來唱。”心心帶著笑說，那種笑實在說不上是笑，從中你能看到後麵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