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外活動 教案
19世紀下半葉起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事件。從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案到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間，共約發生五六百起。由於外國侵略勢力利用、包庇教會和傳教士，這些事件也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正義鬥爭的組成部分，震動世界的義和團運動堪稱最大的一次教案。
基督教曾於唐、元及明末清初三度傳入中國。清王朝實行閉關政策後，嚴禁外國人在中國傳教。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康熙帝鑒於羅馬教廷堅持禁止中國信徒祀孔祭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驅逐教士，查封教堂，對西方宗教在中國發展勢力是一嚴重打擊。但此後禁令雖嚴，仍不斷有教士潛入傳教。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天主教徒約有30萬人。耶穌教(基督新教)亦於1807年(嘉慶十二年)派遣教士來華，在澳門、廣州秘密傳教，時受洗入教的總共不滿100人。鴉片戰爭後，中國從獨立國家淪為半殖民地，清政府被迫開放教禁，允許外國在通商口岸傳教，發還教堂舊址。1858年(鹹豐八年)簽訂的《天津條約》，又準許外國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簽訂時，法國傳教士在中文約本上私增教士可在中國各地購置田產，建造自便的條文。後其他國家根據利益均沾條款和治外法權的保護，相繼效仿，傳教士遂大量湧入，足跡遍及各地。
外國教士在傳教過程中企圖改變中國禮俗，把佛教、道教貶為邪教，詆毀孔子及儒家學說，並在深鄉僻壤幹涉民間傳統儀節。更為甚者，以不平等條約為依據，幹擾中國地方行政，破壞中國司法權。他們妄指廟宇、會館、公所和民宅為舊置教學，迫令歸還。任意出入地方衙署，斥責官員，並盛設儀規，擅作威福。在傳教中，挑撥教徒與非教徒的糾紛，凡教中犯案，皆包攬詞訟，曲庇教徒，不法教徒常依仗其勢力，欺淩平民，詐取錢財，霸占田產，橫行鄉裏。凡此種種，使群眾積恨成仇，紛紛自發地起來進行反洋教鬥爭，各地教案頻繁發生。
清末教案大致分為四期。第一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1870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間，地方官吏和紳士打出“排斥異端”和保衛聖道的旗號，號召和組織群眾反教，主要表現為逐殺教士和焚燒教堂。在震驚中外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中，法國領事因群眾抗議教會一事公然向政府官員開槍，群眾將其打死，並焚毀法領館和教堂，殺死20名外國人。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調遣軍艦到天津海口及煙台一帶示威。清政府屈從外力，以殺民賠款及派使臣赴法道歉結案。第二期，從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時社會上層開始退出反洋教鬥爭，大量下層勞動群眾投入進來，民間會黨逐漸成為核心力量，教案從焚堂鬧教發展為大規模的暴動或武裝起義。在1891年(光緒十七年)由哥老會掀起的反洋教浪潮中，長江中下遊幾十個城市和廣大鄉村，凡有外國教會盤踞的地方都發生了暴動，甚至上海租界也出現反教揭帖，因而引起列強出動軍艦在長江示威，清政府派兵圍剿。第三期，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至1900年義和團運動。其間，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反教人數日益增多，民間會黨成為領導力量，將反教與反列強瓜分結合在一起，各地教案尤以山東為劇。1897年11月，大刀會組織群眾擊殺巨野德國教士，周圍數縣紛起響應。德國遂以巨野教案(又稱曹州教案)為借口，出兵占領膠州灣。並迫使清政府允其租借，及在山東享有築路和開礦的特權。此後教案仍然不斷，1898年一年又發生大小數十次武裝起事。當地秘密結社在反洋教鬥爭中發展壯大，最終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滅洋”運動——義和團運動。第四期，從義和團運動後至辛亥革命前。時會黨仍在反洋教鬥爭中起重要作用，某些地區的鬥爭具有一定聲勢，但整體己成為高潮後的餘波。及至資產階級革命興起後，原來群眾自發的鬥爭便彙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其間，由於中國長期閉關自守，生產不發達，文化落後，對外來事物反應消極，乃至采取敵對態度，在反洋教鬥爭中也出現了大量迷信和盲目排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