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終於開竅了。在準備出國留學的日子裏，我開始迷戀給天牧寫電郵，我告訴他我在做什麼，我的城市發生了什麼。在考試、辦簽證、來回奔波於大使館和教室的日子裏，每日等待他的郵件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情。在我得到確切消息被錄取的那天，我和季雨出去大喝了一場，我知道，我即將飛往他的城市去尋找我的愛情，就像季雨擁有的愛情一樣。
不，不一樣。在所有人看來，季雨和何錚是金童玉女，而我和天牧不是。他百分之九十九應該是個金童，而我不是玉女。
天牧
淩晨兩點，聖彼得堡寒冷的秋夜中，我激動得輾轉反側，在失眠的狀態下打開電腦，向在線的人宣布：“馬天牧終於要去北京了！”
就在這時候，小白的頭像剛好亮起來，我立刻按捺不住噴湧而出的興奮，對ICQ上的小白重複了這句話：“小白丫頭，我終於要去北京了！”
北京對我來說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小白是我從未見過的北京女孩，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就是個黃毛小丫頭，北京土生土長的柴火妞。我告訴她我叫馬天牧，她說你這名字怎麼這麼好，跟天馬行空似的，從此以後她就叫我天馬行空。
她告訴我她在北京的北辰大學念俄語專業。北京比聖彼得堡晚五個小時，推測起來小白丫頭現在應該剛起床。
“啊？真的嗎？天馬行空你別瞎扯啊！”
“真的，終於要去了！”
“天啊！我都要哭死了！”
“怎麼了？”
“我馬上就要到聖彼得堡去了，這樣我們就錯過了啊！”
我知道她這句話的意思，她也終於要來聖彼得堡念研究生了。
2002年真是一個奇怪的年份，生活突然變得充滿了戲劇的色彩，我敢保證這絕對會是一個精彩的劇本。
年初，我意外升任了聖彼得堡海港控股股份公司的行銷總監，這意味著我再也不用隨著商船出海。離開大海讓我感到難過，但升職確實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在這樣大型的公司，華人總是難有出頭之日，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於是我開始西裝革履地進出公司的大廈，做一個我媽媽一直企盼我成為的那種男人，在高檔寫字樓裏提著公文包穿行，對擦肩而過的人模式化地微笑。但我發覺我錯了，這一個月對我來說漫長得讓我無法忍受。第三天我的時間就被鬱悶填滿，朝九晚五的工作，規模這麼大的跨國大公司一切都井井有條，隻有簽字和接打電話這樣的白癡工作。
“簡直了！”這是我每天離開大廈發動汽車時最想冒出來的話，如果職位爬得越高越清閑，那我寧願出海監船，四處漂泊。
這一年我二十六歲。我在莫斯科出生，在聖彼得堡長大，是華裔俄羅斯人，祖籍浙江台州。我的父親與我一樣也是在莫斯科出生，但他要比我艱辛得多。我走的是一條世俗的道路，接受教育念大學，然後工作，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才非常熱愛出海的工作，我感覺到了自由。
父親常對我們說，我們的祖輩在二戰時期被賣到俄羅斯修鐵路，曆經了生死磨難之後頑強地生存了下來，那是父親孜孜不倦地對我和弟弟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經過數代的奮鬥，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弱小的家族，父親現在是當地華商會的會長，經營著皮革製品，媽媽在聖彼得堡大學教授東亞文學，她也是華人。
我弟弟叫馬海躍，這一年第二件戲劇性的事情就與他有關。一直安分念書的弟弟突然決定要當兵，在他入大學的第一年，他義無反顧地考上了國家特種兵部隊，成為了一名令人羨慕的士兵。
第三個戲劇的轉折在這裏，當我在公司忍受了三十一天後，我的上司又給了我另一個充滿了挑戰的機會--到中國來擔任駐京分公司的副總監。得知將要被派往中國的消息後，我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國的一切，於是我在ICQ上尋找了一些北京的朋友，小白就是其中之一。
這最後一件戲劇性的事就是我認識了小白，在網上認識的人總是良莠不齊，對於那些盲目崇洋的男男女女我沒什麼興趣，對一些極力想要嫁到國外的女子我更是敬而遠之，於是半年下來，與我保持聯係的人就隻剩下了小白。
當然這得益於她的專業俄語，我的中文仍然蹩腳，與她半中半俄地聊了半年，中文的博大精深感染了我。白丫頭她大四了，正處於是找工作還是繼續深造的迷茫狀態，於是我告訴她，我媽媽是大學的教授。就這樣機緣巧合，她考上了我媽媽的研究生，得到消息那天她遠隔萬裏地給我打了個電話，開場白是“從此以後請叫我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