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推尊蘇軾的晚明文壇
晚明文人自出機杼，不事飣餖，俊邁雄視，以一無所法相標榜，力矯七子派不求意味，唯仿字句的敝習，但是他們對白居易、蘇軾推挹殊甚，正如錢謙益所雲：“萬曆之季，海內皆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為宗。”而對蘇軾的推敬尤甚。虞淳熙論萬曆文壇有這樣形象的比況：“當是時文苑，東坡臨禦。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鬥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為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蠍；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寶。”徐、湯、袁三人都是聲氣相求的同道文人，而與李攀龍一同狎主文盟，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王世貞也得蘇軾之分身，踵其芳塵，足見明代後期文壇崇仰蘇軾的風習之盛了。其實崇坡並非王氏一貫的尚求，史載：“晚年，攻者漸起，世貞顧漸造平淡。病亟時，劉鳳往視，見其手《蘇子瞻集》，諷玩不置也。”自雲：“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稱讚“子瞻之文爽而俊。”王世貞雖然與李攀龍一起以古相高，但他的文學觀念有一個識隨人老、應時而變的過程，他晚年推服蘇軾也是伴著這個過程而出現的。除此四人之外，李贄、焦竑、陶望齡等人亦複如是，如焦竑雲：“古今之文，至東坡先生無餘能矣，引物連類，千轉萬變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無不隨形立肖，躍然現前者，此千古一快也。”又稱譽蘇軾“橫口所發，皆為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奇出之淺易，纖穠寓於淡泊。讀者人人以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李贄也“求複為東坡身”，以不可得為憾。又雲：“《坡仙集》我有批削旁注在內，每開看便自歡喜，是我一件快心卻疾之書。”但是，崇仰蘇軾最為顯著的則是公安派文人，黃輝是與陶望齡、袁宗道一起在館閣之中力排文壇擬古風習的詩文同道，也是公安派的重要成員。王德憲在為黃輝的《怡春堂逸稿序》中將蘇軾、黃輝的才稟、性情、風格進行全麵比況，雲：“子瞻（蘇軾）為文如驥騁天衢，珠傾萬斛，夷夏莫不知名，平倩則沉思精煉，倚馬萬言，中外仰如北鬥。子瞻揮翰跨晉越唐，平倩入室鍾王，得其神髓，寰海珍藏，一時紙貴。子瞻光明磊落，疾惡如仇，以幫見忌群小，排擊流落終其身。”公安派文人之中傲兀自矜者以蘇軾自喻，如袁宏道“每以長蘇自命”；將敬奉者也喻若蘇軾，如袁中道雲：“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他們傲視千古而服膺蘇軾，袁宏道雲：“近日裁詩心轉細，每將長句學東坡。”“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當然，蘇軾詩文受到推崇，早在三袁登上文壇之前，如，宋代就有“蘇文熟，吃羊肉”的說法，而蘇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若諸侯王之求封於西楚，一轉首而不能無異議。”元代雖然文壇宗唐抑宋之風稱盛，但對蘇、黃等人不乏崇信。如袁桷雖然認為宋代江西派理學家所作的詩歌有悖風雅頌的法度，幾不成詩，但對蘇、黃“音節淩厲，闡幽揭明”的作品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許有壬雲：“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是文章極則。劉將孫讚歎蘇軾之文具有“汪洋奇變”的筆力、“神邁千古”的文勢。周霆震對宗唐抑宋之風不以為然，雲：“半山、東坡諸大篇，蒼古慷慨激發，頓挫抑揚，直與太白、少陵相上下，後來作者能仿佛之邪？明初方孝孺亦然，他說：“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但其後，蘇軾之名，“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乃至“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於人，其厄亦甚矣。”這是因為當時品評詩歌多以盛唐詩格為準的，高棅的《唐詩品彙》盛行於館閣，林鴻專學唐，袁凱專學杜。茶陵詩派也高標李、杜，認為韓愈、蘇軾的作品雖然廊廡漸闊，但是詩格漸至粗豪。而李、杜所作才是“得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七子派則標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至作出“宋無詩”的苛斷。而晚明文壇則到處傳蕩著對蘇軾的崇仰之聲，顯然與七子派的文論迥異其趣。
與宋元相比，晚明“東坡臨禦”的情形有所不同。宋元文人以及明代的士子們推敬蘇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軾的策論、史論成為科舉士子摹擬的對象。王世貞在輯錄《蘇長公外紀》時所撰的序中雲：“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而晚明文人則是對蘇軾的全麵認同和推尊，就文而言，不僅僅是推舉其高文大冊，而尤重輕雋自然的小品，稱頌的是“模山範水，隨物肖形”，“嬉笑怒罵，無非文章；巷語街談，盡成風雅”的“蕞爾小文”，稱頌的是其“駢語、佛偈、稗雜、諧謔”之文。就韻文而言，晚明文人也主要論及蘇詩，以與擬古派的“詩必盛唐”相頡頏，如宏道稱揚蘇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奧，怳惚變怪，無非情實。”“無一字不佳。”與蘇軾相較，“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在他看來，李、杜之詩也不無缺憾，而蘇軾，“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又雲：“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陶望齡亦雲：“初讀蘇詩以為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更謂過之。”可見，晚明文壇尤其是公安派文人推尊蘇軾幾臻極致。這種評價之中揉雜著晚明文人一種舒張痛快的主觀情緒。蘇軾的隆盛聲名成了他們與七子派軒輊相埒的旆幟。崇坡之論，並非完全基於對蘇軾作品平心靜氣的品評。因此，他們對蘇軾的過譽溢美便不足為怪了。
第二節推尊蘇軾的思想動因
培根說過：“詩是學問的一部分”，“詩一向被人認為是參與神明的。因為，由於它能使事物的外貌服從人的願望，它可以使人提高，使人向上；而理智則使人服從事物的本性。”培根的所謂“詩”是指一切虛構曆史而能使人心靈感到滿足的作品，而並不囿於修辭學的範圍而被音律、節奏所限定的一種文學樣式。因此，培根的詩論是一種普遍意義的文學理論。中國古代詩論更注重於明道立教。學術與文學（即古人所謂儒林、文苑）是相輔相成的。公安派及晚明文人崇仰蘇軾，也與晚明的學術思潮有關。
其一，王學有得於蜀學之流脈。
自嘉、隆以後，姚江之學風靡天下，“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王學，尤其是其後的泰州之學給晚明文人投下了濃鬱的心影，公安派中既有直接的入室承祧，又有心儀向慕的私淑。陶望齡得周汝登之心印，是泰州後學，見列於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之中。袁氏兄弟對王守仁、羅汝芳十分稱服，謂：“白、蘇、張、楊，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脈絡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輩出，始能抉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聵。”視其為儒學正脈，對泰州學派中的李贄、焦竑更是以師禮之。他自走西陵訪龍湖後，賦詩作文，始如鴻毛遇風，巨魚縱壑，一一從胸襟流出。而泰州學派是王學別支。王學及泰州之學對文苑才雋的浸潤啟迪，主要是心為主體的自主自律的原則。良知之不同於天理，就在於是自身所固有而非外在的規範。王門後學將這一端緒發展到了任心適性的程度。因此，王學受到了謹守程朱門牆的正統道學先生的詬病，雲“自陽明王氏倡為異學，以偽亂真，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他們褒朱貶王，雲：“若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衣可禦寒，宮室之蔽風雨，藥餌之療疾病，皆實用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彼王氏者好高逞辯，導後學以妄誕浮誇，而道術為天下裂，如之何其可並存而兩用也。”而晚明文士們尊情任適，與程朱存理滅欲的倫理規範正相對立。他們一般沒有對肇自孔孟的儒家正統原則提出質疑，而對宋儒，尤其是程朱的理論多有詰難，從而大致形成了這樣一種學術取向：崇敬儒學原典，而對宋儒獨加擯落。如袁宏道雲：“故餘嚐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脈絕，而其脈遂在馬大師諸人。及於近代，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這是一個錯綜儒佛的學脈，但唯獨沒有宋儒於其中，這與他們對心學時賢雋推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袁宏道認為王文成、羅盱江等人，能入孔氏堂奧，是得儒學真傳的正統學脈。袁宏道擯落程朱，原因是程朱僅知孝悌之道，而不知生死事大，這與晚明文人“作世間酒色場中大快活人”，“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談不近人情之事”的人生旨趣有所乖悖。
晚明文人廢黜程朱，服膺王學，與其推敬蘇軾具有一定的聯係，對此，明人董其昌雲：“程蘇之學角立於元祐，而蘇不能勝，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說，變動宇內，士人靡然從之，其說非出於蘇，而血脈則蘇也。”程、蘇角立，文獻載之頗詳（如《續資治通鑒》、朱熹《答汪尚書（汪應辰）》等），其勢若冰炭，互不見容，這固然與文苑、儒林的自身特質有一定的關係，但另一個重要原因還是學術旨趣的不同。據載“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程頤要約情歸性，膠執於天理人欲之辨。雲“‘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而蘇軾則肯定人的自然性情，認為“情”即天理聖人之道，雲：“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明代的泰州學派“坐在利欲膠漆盆中”，“非名教之所能羈絡。”顯而易見，這與蘇軾的思想頗為諧合，蘇軾認為人的社會屬性源於人的自然屬性，泰州學派主張“平時隻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這樣晚明文士鄙笑程朱，有意無意間便也遠祧蘇軾，正因為如此，他們品評前朝文案也旗幟分明，如，袁宏道推服甚至的徐渭雲：“夫子不語怪，亦未嚐指之無怪。《史記》所稱秦穆、趙簡事，未可為無。文公件件要中鵠，把定執板，隻是要人說他是個聖人，並無一些破綻，所以做別人著人人不中他意，世間事事不稱他心，無過中必求有過，穀裏揀米，米裏揀蟲，隻是張湯、趙禹伎倆。此不解東坡深。吹毛求疵，苛刻之吏，無過中求有過，暗昧之吏。極有布置而了無布置痕跡者，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朱老議論乃是盲者摸索，拗者品評，酷者苛斷。”朱熹對蘇軾之文雖然有所肯定，認為其文辭偉麗，近世無匹，乃至“若欲作文，自不妨模仿。”但是在《答程允夫》等書劄中對蘇氏貶之殊甚。說程氏“讀之(蘇軾之文）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這幾乎是氣極而罵了。朱熹對蘇軾也確有不公之苛斥，如對蘇軾在《峻靈王廟碑》中記引唐代宗時一比丘尼夢中見上帝一事的指斥，便是以拘板的道學教條，作為靈動恣肆的文學的繩尺。徐渭對蘇、朱文論的崇揚和貶斥也是學術派別殊異的一種表現。袁宏道讚歎“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真不可及。”其“見識”，便是與洛學不同的人性論、文學觀。因此，公安派及晚明文人推尊蘇軾，與他們受王學浸潤甚深而對朱學多有訾議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