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問陶同樣推敬袁枚，甚至將所作的詩集名之為《推袁集》，而袁枚對張氏詩歌也極口稱讚，謂其具有“倚天拔地之才。”他不但寫作了數十首論詩詩，而且一部《船山詩草》到處都見其詩學思想。“性靈”是他賦詩論詩的核心範疇，他說：“仗他才子玲瓏筆，濃抹山川寫性靈。”“照影別開清淨相，傳神難得性靈詩。”“我（手棄並一字）塵土胸臆，君有煙霞養性靈。”可見其是清代性靈派的重鎮之一。詩文當以抒寫自我，不可摹襲古人，這是他複遝申論的思想。他說：“愧我性靈終是我，不成李杜不成王。”“胸中成見盡消除，一氣如雲自卷舒。寫出此身真閱曆，強於飣餖古人書。”又說：“文章體製本天生，隻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同樣在他的《論文八首》中也有類似的表述：“箋注奇那得奇，古人隻是性情詩。”“誌傳安能事事新，須知載筆為傳真。平生頗笑抄書手，牽率今人合古人。”（其六）“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其七）顯然，這些詩文理論不但有得於袁枚，而且是與晚明文學的神韻貫通的。
第二節刮玷磨光、重放異采：“五四”之後的再評價
與清代對公安派文學的冷遇與一意貶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本世紀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語堂、鬱達夫、阿英、劉大傑等人對晚明以袁宏道為代表的”性靈”文字表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情，而“心好而樂之”。他們為公安派文學在清代所受的冷遇有所不滿，不但發表文章為之鳴不平，還將宏道的文集“翻印出來叫大家容易看到，替袁中郎出出氣。”他們對宏道為首的公安予以很高的評價，如鬱達夫說：
公安袁氏，兄弟三人，獨能於萬曆詩文疲頹之餘，自樹一幟，洗盡當時王、李的大言壯語，矯揉造作；以振衰起絕而論，他們的功業，也盡可以與韓文公比比了。
他們甚至將五四運動視為晚明文學在近代的複歸。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與正統思想決裂為重要特征的思想解放運動，對於五四運動的評價不是這裏要討論的內容，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五四運動無論是對理學的批難，還是提倡白話新文學，都與晚明文學具有神韻相通之處。對此，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指出，兩者“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誌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乃至他還對晚明文學與五四新文學進行了直接的比附，說：“今次的文學運動，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異點無非中間隔了幾百年的時光。”當然，這並未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同，如魯迅就曾說過：“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從中國古代方麵幾乎一點遺產也沒有攝取。”我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晚明文學思潮也僅留於相似的層麵而已，因為，李贄等人的高張個張，主要是對傳統思想的調整和變異，無論是他所運用的概念還是思想淵源，都取自於傳統文化自身。李贄被目為“異端”，並不是說他的思想取自於外來的思想體係，而僅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端”而已。同時，其“異端”色彩無論是晚明個性解放思潮的高漲期還是衰萎期，都未有所淡化，即他們的思想並未受到普遍的認同，誠如張福貴、劉中樹所說：“五四文化、文學無論在自身的本質構成上還是在反傳統的價值尺度上，都與晚明文學有著本質性的差異。李贄等人的反叛是傳統文化體係內的調整和變革，即文化原點與文化衍義之間的矛盾衝突，而且是一種未能完成的個人化的努力；而五四文化和文學的生成則標誌著傳統文化和文學在外來文化的衝擊、融彙中的整體性轉型，它以反傳統為生成機製、以外來現代文化為基本素質。”五四文學運動則不是向曆史的回歸，而是以背棄傳統、取法西學為主要特征的。但是，盡管如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堅，都是深受中國傳統思想浸潤的。他們所反對的主要是封建理學，而這一點也正與晚明文人絀理尚情的思想取向相吻合。因此，無論他們是有意承祧，還是潛意識的汲取，乃至無意識的趨同，都不可否認他們與公安派文學之間的隱約聯係。在三十年代高倡“性靈”文學的作家中，周作人對公安派的推奉較早，同時，也是將公安派與五四新文學對應起來進行論述的為數不多的一個，他對公安派確有過譽之處，但是，我們認為，除了將公安與五四運動並列而論，對公安派崇挹過甚而外，也不乏公允近實的評價。如他雖然認為公安派的文學與胡適之的主張差不多，但是他又指出：“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指出了五四運動所受到的外來現代文化的影響。同時，也正確地指出了公安派文學雋永含蓄不夠，“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當時，同樣對宏道的“奇文妙句”十分激賞的鬱達夫也說：“矯枉過正，中郎時時也不免有過火之處。”對其“以風雅自命”的風習也頗不以為然。
雖然周作人等人對公安派有過譽之論，與五四運動的比附顯然有失偏頗。但公安派在三百年後，在本世紀三十年代的一批文人雅士筆下的重新複活，是公安派在晚明風靡一時而漸趨於沉寂後僅有的一次公開的複興。這次複興是整個文壇的共同的風尚，正所謂“世人競說袁中郎，世人競學袁中郎。”論者的主要分歧是對宏道畫像了沒有？宏道是“遺世”還是“入世”？孰是孰非姑且不論，但五四時期隱約可見的袁宏道的影子，這一現象已足以說明袁宏道已不僅僅是屬於數百年前的明代人物了。這也是我們今天要繼續研究袁宏道的理由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