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如山，名滿天下”的袁枚是清代高標“性靈”的主將。與公安派反對七子派規摹古法相似，袁枚也以“性靈”論反對沈德潛的“格調說”。表麵看來，袁枚對鍾嶸與楊萬裏的承祧最為明顯，如對鍾嶸，袁枚雲：“天涯有客太詅癡，錯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袁枚對楊萬裏也推崇甚至，雲：“誠齋一代作手，談何容易，後人嫌太雕刻，往往輕之。不知其天才清妙，絕類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處。”《隨園詩話》中多處對楊萬裏表現讚羨。楊萬裏雖然也曾師習江西詩法，但他並不繩墨古人，對曾東老“言語文章，自出機軸，無一語襲前作”頗為讚賞。這與袁枚所說的“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不可寄人籬下。”同時，誠齋詩重晚唐及反對唱和等等都對袁枚的思想影響至為顯著。盡管如此，就“性靈說”的流變過程來看，袁枚對公安派的承紹最為近捷，但是，我們在袁枚的著作中卻絕少看到對宏道的論述與推敬。這主要是因為，公安派經曆了短暫的一時之盛之後，就屢受後人的詆諆，而袁枚所處的乾隆時期，無論是重在追尋三代製度的吳派，還是長於考證名物典章製度的皖派，都以崇實考據為務。雖然袁枚對漢學多有訾議，如他說：“近今之士，競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爭先焉。不知宋儒鑿空，漢儒尤鑿空也。”但並不能改變這一時代的學術取向。宏道等人的疏瀹心靈、搜剔慧性的文學主張自然受到時人的冷漠。因此，袁枚對公安派也隻有陰取一路了。而他們思想的貫通之處則十分顯豁：
他們都主張詩歌當寫一己之真性情。宏道雲：“文章新奇，無定格式，隻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隨園詩話》卷一雲：“餘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為詩寫性情，唯吾所適。”卷七亦雲：“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對格調與性情的關係，袁枚雲：“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他並不是不能如何、李那樣以格調悅世，他對格調與性情的關係認識，與他引述的周櫟園所雲一樣：“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為也。”與袁宏道論真性情有得於李贄相仿佛，袁枚論詩，也可見李贄的痕跡。雲：“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其有得於李贄的“童心說”昭然可見。
他們都反對因襲摹擬、反對複古。袁宏道主張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前已論及，茲不再贅，袁枚也有相似的論述，雲：“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然不得不變也。”袁枚也痛斥擬古抄襲之風：“抱杜、韓以淩人，而粗腳笨手者，謂之權門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韻者，謂之木偶演戲。故意走宋人冷徑，謂之乞兒搬家。好疊韻，次韻，剌剌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一字一句自注來曆者，謂之骨董開店。”對規唐摹宋的詩風深致不滿，訾議之猛烈，程度不下於宏道。他也對明七子派的擬古之習表示不滿，雲：“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墟皮傅之見。”又雲：“人悅西施，不悅西施之影。明七子之學唐，是西施之影也。”
當然，袁枚論“性靈”與袁宏道又不盡相同。袁宏道的作品雖然恣肆無礙，充溢著晚明所特有的世俗情緒，但是，對“情”的直接詮釋並不明晰。同樣，晚明期間的徐渭、李贄、湯顯祖等人往往從個性論及情理關係的角度來論及“情”的，而對男女之情，這個與傳統道德規範最為乖忤的內容很少正麵論及。湯顯祖在晚明期間是尚情的代表，但他所說的“情”一般囿於戲曲領域，他把戲曲視為啟迪“人情之大竇”，渲泄人情的妙品。他所說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是因戲曲形象杜麗娘而發的。因此，王驥德說：“快人情者，要毋過於曲也。”而戲曲小說等文學樣式，向來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遊藝末途”，與所謂勝國詩文決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即使如成就煊赫的“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曆，即子裏，若存若亡。”而袁枚則從詩學意義上詮釋了“情”的內涵：“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他還從儒家先聖中尋求證據，雲：“文王‘寤寐求之’，至於‘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邪？”與晚明期間馮夢龍“情教論”所帶有的情感向傳統世俗觀念的附會不同，袁枚的情感論是以人的自然性情為基點的，他公然宣稱，“人孰無情，士各有誌。黃鵠舉矣，青天廓然。丈夫溺死何妨。”乃至對豔情詩，袁枚也表現了與世俗迥然不同的價值判斷。朱珪以朱彝尊不刪《風懷二百韻》為恨，而袁枚則認為這是“存其真”，是難能可貴的。而對沈德潛沒有選錄王次回的豔情詩表示異議，雲：“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袁枚所論的“情”首先是指兒女之情，這顯然不是中國古代詩論中的“緣情說”中的喜怒哀樂之“情”所能涵蓋的。
同時，宏道的“性靈說”以信腕信口為本，崇尚自然為文。宏道的這種與流俗迥異的理論，雖然有謝華啟秀，新人耳目之效，但明顯具有矯枉過正的痕跡，效慕宏道的後學更是踵事增華，以至“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複檢括。”俚易淺俗漸成詩學一病。雖然宏道詩歌也經曆了由前期的“詩傷俚質”，到《花源詩草》之後，“神理粉澤，合並而出”的過程。但是，宏道畢竟是信腕直寄的理論稱著於文壇的。而袁枚雖然也主張文學作品當自然渾成，以內容為首務，但他認為“凡作人貴直，而作詩文貴曲。”他還有一些注重辭采的論述，如，他說：“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胡潔？非熏胡香？西施蓬發，終竟不臧。若非華羽，曷別鳳凰？”與宏道矯激而不失偏頗的理論特色不同，袁枚詩論更加平允恰當、圓融周密，而少見宏道的矯激之氣。
袁宏道的“性靈說”是以重才情為特色的，在他看來，與學問無涉。“趣”是“性靈說”所推奉的一個美學取向，關於“趣”，宏道曰：“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作品發於作者的靈竅慧心，不待學問而渾然天成。而袁枚的”性靈說”雖尚才情，但並不廢學問，如他曾引述李玉洲的一段話：“凡多讀書為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方可謂之真詩。若有心矜炫淹博，便落下乘。”他又雲：“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否則俚鄙率意矣。”這同樣體現了袁枚詩論的平允妥帖的風格。同時，宏道論”性靈”，論趣，都摒絕“理”，而袁枚論詩並不廢“理”，他說：“或雲‘詩無理語。’予謂不然。”還有所謂“詩家有不說理而真乃說理者。”就這一點而言，袁枚與宗道多有契合而與宏道相異其趣。
與袁枚大致同時而聲氣互應的趙翼、張問陶等人也具有類似的文學尚求。趙翼不但以史學名世，同時還是與袁枚、蔣士銓一起狎主詩盟的文壇要員，被稱為乾、嘉三家。他主張“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他也特別推崇不拘前人的創新精神，“詩以詠我言。”“我”便該備了古人，對古人不必過分崇尚：“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文學是隨著時代而發展的，雲：“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因此，對明代七子派也多有詰難，雲：“前、後七子，當時風行海內，迄今優孟衣冠，笑齒已冷。”創作當唯求抒寫自我，同樣，品評前人也不可輕附人言，作詩雲：“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在《甌北詩話》等作品中與袁枚一樣，以“性靈”為務，其《書懷》中雲：“力欲爭上遊，性靈乃其要。”注重作者富健的才情與深厚的學養的統一。如，他不同意李夢陽關於“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學力”的說法，認為“才”與“學”不可分際，而一統於“性靈”，即他所謂“出於性靈所固有。”他推重如風行水上的自然衝融的作品，他崇慕蘇軾，視蘇軾為“天才”在於蘇詩的妙處在於“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人心脾。”他特別提倡自然興會的創作方法，雲：“枉為耽佳句，勞心費剪裁。生命得意處，卻自自然來。”又雲：“今日不知明日句，聽他有名自然來。”不假刻意搜求，自然發抒，即興而作：“詩料平時久忘卻，誰知收召也還來。”這一切都是與公安派文學主張一脈相承的。當然，趙翼所謂“自然”，與袁宏道的信腕信口的創作方法也有一定的區別，趙翼之“自然”是指“煉在句前”，而“不見其煉之跡”的統一，因此，他所提倡的自然興會與袁宏道所尚的信手揮灑、信筆所如的創作風格有所不同，是“胸中書卷繁富”經“苦心”而後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