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以清新流亮的文風、不矩陳規的理論獨步一時，對明代文壇的剿襲之風具有廓清之效，在三袁這裏，文學衝決了陳規而自然地抒寫自我、表現性情。公安派的文論“意在破人之執縛”，而“無心於世之毀譽，”無暇顧及時人的訾議，立論以亢壯矯激為其特色，鋒芒犀利而不無偏頗之失。公安派在萬曆文壇吹起的一股清新之風，一時使“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沉屙之去體”，但此後不久，便彈射四起，“公安體”便被斥之為俳諧俚易，信筆掃抹，尤其是當朱彝尊肆意攻訐竟陵，稱鍾、譚二人“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朱氏認為，其源則在公安，其“倡淺率之調以為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為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為流轉。”的詩風，如同日蝕星變一樣，是征示“國家將亡”的妖孽，其後宏道的作品又因所謂“偏駁”之語而遭致禁毀。因此，公安派又是一個倍受後人詆諆的文學流派，明清之際對宏道等人評論較為公允的，除了錢謙益、王夫之以外，幾無他人。公安派遭致後人的非議，當然與宏道為首的公安派確實存在的理論偏頗以及公安末流步趨中郎而形成的輕淺之風有關，但與一些無聊文人矮子看場、耳食逞臆也不無關係。盡管如此，公安派所開啟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思想及其清俊流亮的詩文風格，對後世文學的沾被仍然有跡可尋，尤其是公安派不受陳規拘礙的精神，成了一些具有高蹈精神的卓犖不群之士與正統思想相頡頏的精神奧援。乃至在晚近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中，仍可尋繹出公安派“性靈”文學的影子。
第一節禁錮詆訾而神脈不絕：公安派在清代的潛隱傳承
有清一代，公安派幾乎鮮有人論及，這大概起於三方麵的原因：其一，清代的學術風氣與晚明時期迥然不同。如前所述，晚明文學滋盛的學術土壤主要是王守仁及其後學。而迄於明末，由於國勢殆危，龜鼎將移，文人們尚求經世以致用，這種學風是與王門後學相伴而行的，隻不過被當時的文人雅士們所不取，如與三袁大致同時的東林學派，在國運衰危之時東林學派以血肉相撐拒。他們在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崇尚實學，崇尚致用，崇尚程朱而詆詰陸王，以反對空疏的心性之學為徽幟，致使宋學逐漸複興。這一風習在明清之際已成為學術主流，誠如蔣方震所雲：“致用之學，自亭林以迄顏、李，當時幾成學者風尚。”乾、嘉之時興盛的考據之學，即漢學，也是以反對明人的空疏為幟誌，他們訓詁名物、考校辨偽。由此可見，無論是宋學抑或是漢學，都是以反對陸王之學為目的的，因此，以談心論性為學術基礎的公安派自然受到了冷落。其二，竟陵是以公安的承繼者載諸文學史籍的。而對於竟陵派，自從錢謙益對其發難之後，清人幾乎都是一意貶斥不輟。這樣，公安派也多少被沾上了“亡國之音”的惡諡。同時，清代文網殊密，對當朝文人是如此，對前朝作品也不放過，乾隆時編修《四庫全書》，《袁中郎集》全部遭禁，原因是“其卷十九《答蹇督撫啟》，卷二十六《宋六陵》詩，均有偏謬語，以及其中的“《監司周公實政錄序》、《新修錢公堤碑記》語有偏駁。”與此同時，宗道的《白蘇齋集》、中道的《珂雪齋集》也在禁毀之列。這是公安派在清代湮沒無聞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三、與清代的文壇風尚有關。對此，錢伯城先生在《箋校？前言》中說：“清初人做詩，講盛唐‘法度’；中葉以後，盛行學宋朝的江西詩派，鍛字煉句，務求精深。袁宏道稱他的詩‘信心而出，信口而談。’在清朝人看來是‘野狐外道’，自然難入他們眼中。清朝的散文，是古文家的天下，桐城派、陽湖派相繼而興，文章講《史》、《漢》筆法，袁宏道的小品文不管寫得多麼清新活潑，妙語連珠，也無插足之地。”
盡管如此，由於公安派的產生，是由文學發展自身規律的驅使下形成的，因此，他們的思想自然地又流貫於進步文學家的理論和創作之中，尤其是與正統多有抵觸的文人對其多有汲取，無論是宏道、中道等人的疏狂任誕，還是抒寫”性靈”，不拘格法的自由暢達的文學觀都受到了清代具有離經叛道色彩的文人所效慕和闡揚，雖然礙於政治等方麵的原因，他們絕少對公安派的公然推敬之辭，但是，公安派文學的流脈在清代仍然隱約可以尋見。
金聖歎是明清之際的小說戲曲批評大師，而他的詩文理論也頗具特色，在明清之際正統思想逐漸複歸，對公安派文學詆諆成風之時，金聖歎則承緒了公安派文學的神韻。如，他說：“詩非異物，隻是一句真話。”被唐人懸為煌煌令甲的律詩，在金聖歎看來，創作並不神秘，“不論英靈之與懵懂，但是說到真話，即天然有此能事。”隻是靠“鬱勃注射”而“平吐出來一句。”接著又“收拾一句”而已。詩歌僅是“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又雲：“詩非異物，隻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己，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並不是儒者“矜為獨能”的，即詩歌當表現人的自然性情，不假藻飾。與宏道所謂“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相仿佛，金聖歎亦雲：“今有新生之孩，其目未之眗也，其拳未之能舒也，而手支足屈，口中啞然，弟熟視之，此固詩也。”宏道主張詩歌當“信腕信口”，金聖歎也主張自然而發：“人本無心作詩，詩來逼人作耳。”不假藻飾，衝口而出，雲：“詩非無端漫作，必是胸前特地有一緣故，當時欲忍更忍不住，於是而不自覺衝口直吐出來。”這顯然有得於晚明文學革新思潮的流脈，而與當時文壇歸宗正統儒家詩學規範的大勢迥異其趣。
清代前期的廖燕，絕意仕進，閉戶不出，蔬食斷煙，究心經史。“其文卓犖奇偉，矯矯絕不依傍，發前人所未發，序事宗龍門，詩新警雄逸，字字性靈。”他不滿足於對晚明文學的“陰取”，而是再次高標“性靈”，繼踵於公安派，再一次對七子派進行了抨擊，雲：“文莫不起於樸，而敝於華。自李於鱗、王元美之徒，以其學毒天下。天下士皆從風而靡，綴襲浮詞，臃腫夭閼，無複知有性靈文字。非得如韓歐之人之文，誰其正之。”這種直接與晚明文學聲應氣求的文論在清代十分鮮見，無論是金聖歎，還是其後的袁枚，雖然氣韻與公安派通貫應和，但是，他們一般也僅是承祧了晚明文學的精神而已，很少公開張皇公安派之論。與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一樣，廖燕的文論中充盈著強烈的主體意識，“性情真而文自至，又何多求乎哉？”雲：“筆代舌，墨代淚，字代語言，而箋紙代影照。如我立前而與之言，而文著焉。則書者，以我告我之謂也。”“以我告我，宜聽之而信且傳也。”這一見諸於作者文集自序中的一段文字，顯然可以視其為作者平生詩文理論的精要所在。這與晚明以張揚個性為主的文學思潮正相符合。他認為詩歌當是人性的自然流注，雲：“人窮則呼天呼父母不已，呼不已則歎，歎不已則吟，方其一呼再歎時，其全詩已汪洋流溢於喉嚨唇吻間，特未著之筆耳，豈待吟之畢而後有詩也哉？”因此，他討厭受格法羈束甚嚴的唱和詩，雲：“和詩仆最不喜。”這是“以我性情之物，為供他人韻腳之用。”牽強湊泊，以附辭韻，以致“全詩皆為人用，而我不存焉。”他自謂“予詩予不能自禁不作。”當時，清代文壇也“奉行成例尺寸，不敢自主，非依傍即模擬，自己性情反欲掩抑，而就他人之步趨。”而廖燕所作則迥絕時流，“語語從赤心流出，嶔崎磊落，不特目中無儕輩在，亦並無古人在。”同時，廖燕的性情與晚明文人頗多相通之處，晚明士風以疏狂自放稱著，他們目空千古，但對魏晉士風十分欣羨，廖燕也是如此，他所禮讚的曆史人物是莊周、嵇康、阮籍等人。他在《醉畫圖》中，描繪了一個性喜清狂，情憎濁俗，棱棱傲骨於山林廊廟之外的廖燕，一個“豈是無端學楚狂”，“顛倒乾坤入醉鄉”的廖燕。一個擁被長吟，堆積滿床筆墨，看山獨嘯，攜歸兩袖煙霞的廖燕，這與晚明文士疏狂不羈的性情十分相似。他在《荷亭文集序》中雲“詩酒文章中別開一天地，驅天下英雄磊落之士於其中，則其胸中之塊壘亦可渙然而冰釋矣。”可見，廖燕與李贄、袁宏道堪稱異世同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