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與竟陵分別是迭興於晚明文壇的兩個文學流派，同興於荊楚，同因播揚性靈、矯除摹擬之習而蜚聲文壇。公安與竟陵俱榮於一時：如中道雲“自伯鏡之好尚出，而推中郎愈眾。”又隨竟陵而被攻誚於身後：如朱彝尊雲：“自袁伯修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導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蘇各有神采，顧乃頹波自放，舍其高潔，專尚鄙俚。鍾、譚從而再變，梟音鴂舌，風雅蕩然，泗鼎將沈，魅魑齊見，言作俑者，孰謂非伯修也邪？”因此，就如同研究公安派的肇興不能不了解七子派一樣，論及公安派的衰微又不能不涉及竟陵派的代興。雖然七子、公安的關係與公安、竟陵的關係有所不同，公安代七子而興以革除為主，而竟陵之於公安的關係較為複雜：由開始的“宗中郎之所長，而去其短”，推挹承緒而漸變為其後的糾偏反撥，直至最終另標異幟。
第一節“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
竟陵派以鍾惺與譚元春為代表。鍾惺（1574－1625）字伯敬，號退穀，別號退庵。譚元春（1586－1637），字友夏，號鵠灣，別號蓑翁。都是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縣）人。當竟陵派乍興之時，“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鍾譚體”，他們所編的《古今詩歸》曾“盛行於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其影響“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公安與竟陵之間的關係，中道在《花雪賦引》中有載：“友人鍾伯鏡（敬）意與予合，其為詩清綺邃逸，每推中郎，人多竊訾之。自伯鏡（敬）之好尚出，而推中郎者愈眾。湘中周伯孔意又與伯敬及予合。伯孔與伯鏡（敬）為同調，皆有絕人之才，出塵之韻，故其胸中無一酬應俗語。予三人誓相與宗中郎之長，而去其短，意詩道其張於楚乎！”由於鍾惺等人的闡揚和推挹，宏道所高倡的“性靈說”而得以風行宇內。從《隱秀軒集》中，也不難尋繹出鍾惺對宏道的崇仰之意。他對具有慧性雋才、奇情孤習的少年周伯孔頗為賞識，稱讚其具有“自為伯孔”的器識，而周伯孔則是“於明詩則絕不掛於目與口”，“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又警示伯孔雲：“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為石公、鍾子者則不可。”將自己與石公（袁宏道）並列而稱，視石公為同道。而譚元春則與宏道之子袁述之過從甚密，《袁中郎先生續集》以及述之的文集《特丘文稿》曾索序於譚元春。元春讚歎述之“奇情古質”，而“與予交如一人。”可見他們的交誼之篤。
竟陵派是作為增公安之華、糾公安之偏而出現於文壇的，但這又是一個命運多舛的流派，當其經曆了“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的一時之盛後，便屢受通人所譏，錢謙益、顧炎武、朱彝尊、王夫之、紀昀、毛先舒等人無一不矢口切齒，發聲征色，痛詬竟陵，如錢謙益謂之“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痛詆鍾、譚之詩，為“詩妖”，具“鬼氣”、“兵氣”，以至引起國運之衰微。在錢氏看來，譚元春更是“譾劣彌甚，以俚率為清真，以僻澀為幽峭。”“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一篇章不破碎斷落。一言之內，意義違反，如隔燕吳；數行之中，詞旨蒙晦，莫辨阡陌。”鍾、譚所作，雖被“海內奉為壇坫”，但錢氏則認為鍾、譚所編的《詩歸》：“金根繆解，魯魚偽傳，兔園老學究皆能指其疵陋。”在他看來，鍾、譚都是學殖譾陋之徒。而朱彝尊則視其為是國之將亡的征兆，並且將公安與竟陵一起詆諆謾詬，視其為是使風雅蕩然消失的梟音鴂舌，是泗鼎將沈之時的魑魅妖孽。如此酷評，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中實屬罕見。錢氏所雲，顯然是意氣之論，竟陵派並非不學無根之輩，鍾、譚二人都頗重視學養之於創作的作用。他們選編《詩歸》，就是要力避鄙俚輕率之弊，涵茹古學，以求開新。他們認為“學”比“才”更為重要。鍾惺曰：“人之為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興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他們推讚具有“奇奧工博”之致的古詩，學者當好學深思而後悟得其中的意蘊，鍾譚論詩寧厚無佻。所編的《古今詩歸》“家置一編”並非出於偶然。當然，鍾、譚所謂“學”，首先是指熟諳古人詩歌的精華，其次是指更廣闊的學術文化背景。其中，受佛學的浸潤尤為顯著。清人納蘭性德就認為鍾惺“妙解《楞嚴》，知有根性”，成就在對鍾惺攻誨殊甚的錢謙益之上。
錢、朱等人為何對竟陵派有如此苛評？吳調公先生所作的《為竟陵派一辯》一文已有論及，茲不再贅，其實，訾訶竟陵雖有萬喙一音之勢，但也不乏沉靜客觀，與錢、朱等人迥若天淵的評論，如王士禎、施愚山、陳伯磯等人都曾為竟陵派作不平之鳴。近人施蟄存先生在《譚友夏合集跋》中，對腹非竟陵的風氣也提出了異議，肯定了竟陵派文學作品的“可覽”、“可誦”，以至“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終成“決北地之藩籬，破茶陵之壇坫”之勢，竟陵派承繼了公安餘緒，具有廓清文壇因襲之弊的功績。錢鍾書先生雖然對竟陵詩作評價不高，但也肯定了鍾譚的詩論“識趣幽微”，而“未可一概抹殺言之。”對周亮工所謂“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合處。鳥不能琴而能聽琴，魚不能歌而能聽歌。”深以為然，前人的苛評“多耳食而逞臆說，更不足憑。”錢鍾書先生所雲甚是，竟陵派詩歌成就不及詩論，但是他們所編的《詩歸》，風行宇內，以至“無不奉一言為準的。”其詩學審美旨趣得到了世人的認同，實非偶然。公安、竟陵並稱，侈聲一時，並不是因為他們前後相繼，或同出荊楚，而主要是因為其文學旨趣的神韻互通。
公安派是因“疏瀹心靈，搜剔慧性”，即標舉“性靈”而稱譽文壇的，但時人則謂：“鍾、譚一出，海內始知‘性靈’二字。”即抒寫性靈成為時風眾勢，與竟陵派關係甚切，“性靈說”是公安與竟陵共同標舉的旗幟。在鍾、譚的文集中，“性靈”、“靈”、“性情”等語彙甚多，如鍾惺雲：“夫詩，道性情者也。”又雲：“意於林壑近，詩取性情真。”譚元春認為，“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表現了對”性靈”之言的企慕心境。他所稱羨的金正希著文之時，“自尊其性靈骨體，以冒乎紙墨之上，任其所往而不欲收也。”這裏，我們無需以統計學的方式來考求其論解“性靈”的次數，但公安與竟陵理論的趨同則是顯而易見的。
公安派主張不拘程墨、一任自然地表現自然情性，而竟陵派文人也有類似的論述，他們描述的創作過程，不是如七子派那樣，一味以古相高，而是靈均獨運、自然而發，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必有良質美手，吟想鮮集，足以通神悟靈，而又有硯潔思深、惕惕於毫芒之內者，與之觀其悟，通其變，探心昭忒，庶幾一之而不敢散。”與公安派“非從胸臆間流出，不肯下筆”一樣，譚元春狀寫的吟詠之態也是，“夫作詩者一情獨往，萬象俱開，口忽然吟，手忽然書，即手口原聽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測，即胸中原聽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強，而因以候於造化之毫厘。”
“性靈說”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代有升降，法不相沿。”古今不同時，“古不可優，後不可劣。”古今不得不更相迭代，文學也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這是晚明革新派文人與擬古派文學理論的根本殊異。竟陵派也直接承祧了公安派的餘緒，鍾惺雲：“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譚元春也不以古法為繩墨，雲：“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為法；趣不強括，以詣所安為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為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為才。”袁宏道雖然有過“唐無詩”，“秦漢無文”的偏激之論，但也並不廢古人，雲：“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為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為漢、不為魏，不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也。”意在學古而不泥古，“能轉古人，不為古轉”即以“我”為本，創造性地學習古人。同樣，鍾惺也“務求古人精神所在。”他們編選《詩歸》的宗趣，也在於“第求古人真詩所在。”他所謂古人之“真詩”，也是“精神所為也。”反對泥古恰恰是“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古今詩文之“途徑”，“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事實上，他們正是涵茹於古學而後發的，誠如李維楨在《譚友夏詩序》中所雲：“友夏詩無一不出於古，而讀之若古人所未道。”他們乃至以追古者自況，朱之臣雲：“友夏舉明詩追古者，首鍾伯敬，是稱知言。”
公安派是在文壇黃茅白葦，彌望皆是之時，以反對摹擬、拘守古法的姿態而登臨文壇的。七子派宗盛唐之詩、秦漢之文，但是，涵茹古學並無過錯，非古妄古，否定和無視文學發展的曆時性則是無知和虛驕。袁宏道以清俊流亮的詩文風格一掃王、李雲霧，其功在於反對擬古、泥古，而不在於所謂“唐無詩”、“秦漢無文”之類的偏頗之論。但是，擬古是摹似，步趨時人的作品同樣也是摹擬，明代的文人學士們似乎十分熱衷於步武開風氣者，以至形成時風眾勢，萬喙一音。看似宣盛，實質單調雷同。公安派是以反摹擬而譽著文壇的，但是，公安末流又步趨宏道，以至形成新的流弊，公安派末流與七子派實質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對此，鍾惺雲：“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慨歎：“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誠為肯綮之論。對效慕宏道的風氣，中道也曾深感憂慮，雲：“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宏道）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為俚俗，為纖巧，為莽蕩，譬如百花開，而荊棘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鍾惺對公安末流的批評實質是承緒了公安派自身的文學理念。因此，在鍾惺看來，公安與七子派雖然文學主張不同，但其流弊則是相同的。正因為如此，竟陵派能“允執厥中”，在文學發展的因與變中求得的諧和，認為李攀龍與袁宏道之間並無天淵之別，雲：“夫於鱗前無為於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於鱗者，人人於鱗也，世豈複有於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為奇。石公惡世之群為於鱗者，使於鱗之精神光焰，不複見於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就此而論，鍾、譚誠也不失為石公之功臣。明代文壇流派疊出，但一般都意氣豪橫、持論鮮明而不免過激，七子泥古而公安師心。身處明代末年，目寓明代文壇曆變的鍾、譚等人則能以較為平和的心態，提出了公允而係統的文學見解，在繼承與革新之間得到了統一。竟陵派最為痛絕的是群起效尤的風氣，認為黃茅白葦，彌望皆是，“此患最不易療。”主張“寧生而奇，勿熟而庸。”步趨效慕，看似尊崇，實則是開風氣者的罪魁，而宏道才是李攀龍的功臣。同樣，鍾惺對於公安派的態度，雖然沒有正麵言及，但在其對王象春的認同中，亦可透示出竟陵與公安的因革關係：“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為石公，則居於鱗時，亦必不肯為於鱗。季木後於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於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可見，他與王季木一樣，是“不肯為石公”，而實質是使石公自成為石公的功臣。鍾惺所說的“季木”，即王象春，是一位跌宕使氣，傲睨流輩，無所推遜，“自辟門庭，不循時習”的文人。錢謙益謂之“抑揚墜抗，未中聲律。”將其比作“西域波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顯然，這與宏道的性情基本相似的，因此，鍾惺推尊王象春，實質也表明了自己對公安派文學從變異中求發展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