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冷戰的40多年時間裏，美國在南亞的利益和目標，以及美國的南亞政策都受冷戰的製約。隨著蘇聯於1989年從阿富汗撤軍，美國在南亞的主要目標變為避免印度和巴基斯坦走向核國家和控製南亞地區危機。克林頓政府在一係列廣泛的領域對印度采取接觸政策，但不擴散在美國南亞戰略中仍處於主導地位。然而，20世紀90年代在南亞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使美國在南亞的利益和目標受到重大挑戰。1995年印度政府不再支持《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第二年更是公開拒絕了這一條約；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用連續11次地下核試驗宣布自己成為核武器國家；1999年6月，在敏感的克什米爾山穀的卡吉爾地區，兩個剛剛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發生了一場嚴重的對抗，使冷戰後的世界第一次麵臨核戰爭的危險，這一對抗又直接導致了3個多月後巴基斯坦的軍事政變，民選的謝裏夫政府下台，成立了以穆沙拉夫為首的軍人政權。這些事態的發展不得不使美國重新審視美國的南亞戰略，包括美國在南亞的利益、目標、力量和政策等。
如果說冷戰時期美國在南亞沒有生死攸關的戰略利益，因為這裏既沒有迫在眉睫的威脅，也沒有至關重要的資源，那麼，冷戰結束後，按蘇米特·甘古力的說法，至少有三個原因使美國重視這一地區：第一，南亞的規模和人口，使美國作為一個有全球利益的超級大國不能忽視它；第二，南亞處於石油產地中東和不斷富裕的東南亞之間，具有戰略重要性；第三，南亞兩個主要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獲得核和導彈能力，使這一地區衝突的破壞性大大增加。
曾於上世紀90年代初擔任總統南亞事務特別助理的理查德·哈斯指出，把遏製共產主義擴大到南亞地區不再是美國的戰略議程，美國的外交政策已從把南亞印巴之間的問題與全球戰略掛鉤轉變為視南亞為一個獨立和不同的地區，因此，“我們需要與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保持友好關係”。可見，美國已開始用新的視角來看待南亞地區。
1993年4月23日，美國國務院南亞局助理國務卿幫辦約翰·馬洛（JohnR.Malott）在眾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提出了美國在南亞的基本目標，包括：第一，避免戰爭的發生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第二，支持經濟改革和發展，使美國的貿易和投資獲得更多的機會，改進知識產權保護；第三，支持和加強該地區的民主製度和實踐及對人權的尊重；第四，加強軍事聯係，獲得無障礙的海上通行權；第五，結束恐怖主義；第六，與有關國家一起控製毒品的生產和走私，幫助促進人口規劃，控製艾滋病的擴散，保護環境和支持救災活動；第七，支持國際社會對該地區3000萬難民的援助和遣返。同年5月，他訪問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在印度國際中心（IndiaInternationalCenter）的演說中指出，冷戰的結束，使“美國第一次可能直接麵對南亞而不必考慮地區外大國”。這表明美國在南亞的利益和目標不再與對抗蘇聯/俄羅斯聯係在一起，而與南亞本地區的狀況直接相關。
1995年2月9日，美國負責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魯賓·拉斐爾在出席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發言時，把美國在南亞的目標和利益概括為：第一，避免戰爭，緩和緊張局勢，幫助和平解決衝突；第二，避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的進一步發展和部署；第三，鼓勵自由市場經濟和美國與南亞地區國家的貿易和投資；第四，促進民主和培育廣泛公認的人權的保護；第五，打擊毒品的生產和泛濫。可見，美國的利益和目標是多方麵的，包括地區穩定、不擴散、經濟、民主和全球性問題等。
1997年7月10日，卡爾·因德弗思在被提名為負責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後，在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美國在南亞地區的主要利益和政策目標包括：促進和平與安全，特別是支持印巴對話；防止擴散；改進經濟和商業關係；加強傳統的安全合作；推動可持續發展維護地區環境。
克林頓時期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伯瑞特(DougBereuter)在2001年度B.C.Lee演講時提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三大利益：維持地區穩定和安全；開放和擴大亞洲市場，促使係統和結構改革以利於亞洲經濟的長期健康和繁榮；促進民主和保護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