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商的崛起
徽州人外出經商的時間很早，在晉代就有徽州人經商的記載，但是，大量外出經商並且以商人群體或商幫稱雄於世，則是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據歙縣《溪南江氏族譜》記載，出生於成化十年的江才，立誌經商，但苦於資金不足，他的妻子鄭氏對他說：“吾鄉賈之十九，君寧以家薄廢賈也！”意思是說：我們家鄉經商的十人就有九人，您難道因為家裏底子薄就放棄經商嗎？由此可見，當時徽州人外出經商已經成為風氣。
徽州人之所以外出經商並迅速崛起，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徽州山多田少，人口劇增。據《隋書》“地理誌”記載，隋朝末年，徽州人口戶數僅僅6千1百64戶，到了北宋元封年間，則達到10萬6千餘戶。到了元代，徽州人口戶數則已經增長到15萬7千4百多戶。但山多田少的地理環境卻難以有大的改變。人稠而缺糧，徽州人隻得外出經商。徽州民諺道：“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說的就是徽州人被迫經商的情況。
其次，處於山區的徽州有著豐富的物產，竹木、茶葉多，文房四寶早已聞名天下，徽州的瓷土質量好，鄰近的景德鎮需求量也很大。同時，新安江各支流上達徽州各地，下通杭州；閶江、青弋江也是徽州通往外界的水路。在古代，水係是重要的交通途徑。山區豐富的物產資源和相對便捷的水係交通條件，使得徽州人利用優勢，踏上了營商之路。
再次，利用朝廷政策。明代初年，朝廷為了解決西北邊境軍隊的糧食問題，頒布了“開中法”，商人將內地的糧食運輸到西北邊地，就可以領取“鹽引”（支鹽憑證），再支鹽到指定的地區銷售。弘治五年（1492）朝廷實行了改革，商人可以直接用銀子到鹽運司領取鹽引，從而省卻了運輸之苦，即“折色開中”。“開中法”實施的時候，對山、陝商人有利，“折色開中”後，對徽州商人則非常有利，因為朝廷在揚州設立兩淮鹽運司、在杭州設立兩浙鹽運司，所以成批的徽州商人來到揚州和杭州，經營鹽業，獲得了利潤。
史學界認為徽商的大批外出是在成化、弘治年間。但實際上在此之前已經有不少關於徽人經商的記錄，其時間可以上溯至宋代。例如《新安文獻誌》卷八十七有汪以質撰寫的《紫岩先生汪公宗臣行狀》，說傳主汪宗臣本來讀書，屢試而未竟，“因賈茗於常，不事產業。紹定壬辰，於荊溪息踵寧居”。這裏的“不事產業”，大約說的是他因為做茶葉生意，而沒有在家鄉購買田地、建造房宅；“紹定壬辰”是南宋紹定五年（1232），這個時間的徽州人已經在常州一帶販賣茶葉了。又如同書卷八十八收元代程黟南所撰《蔣市監宗元傳》，記載歙縣蔣宗元，父親早逝，他跟隨兄長入京師，“懋遷為業。時年尚少，心計顓敏，能辨物精粗，相時利便，賤入貴出，輒中機會，往往大獲，雖老於市者莫能與之校。……與諸昆弟族人同財，無纖毫私，以是益見信重”。顯然，這位蔣宗元不僅自己的生意做得精、做得大，而且還帶著自己的兄弟和族人一同發財。其情形和成化、弘治以後徽商的經商模式完全相同。
當然，作為“商幫”的徽商之崛起還是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在這之後，徽商之富有已經讓當時的文人學士驚歎不已並加以記錄了。明人謝肇淛說：
“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徽商之富在明代中葉以後的“三言”“兩拍”等小說裏有很多描寫，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裏的孫富就被寫成徽商。
諸多文獻的記載，無不讓我們感受到徽商的崛起：
萬曆年間的《歙誌》記載道：“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為兩京、江、浙、閔、廣諸省；次之而蘇、鬆、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故邑之賈，豈惟如上所稱大都會皆有之，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之人，但雲大賈則必據都會耳。”
萬曆年間的《休寧縣誌》說，徽商“藉懷輕貲遍遊都會，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視時豐歉以計屈伸。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
清康熙《徽州府誌》記載說：“徽之富民盡家於維揚、蘇鬆、淮安、蕪湖、杭湖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廣之漢口。遠如北京，亦複挈其家屬而去。甚且輿其祖父骸骨葬於他鄉，不稍顧惜。”
的確，徽商經營的地方遍及全國各地。在湖北的漢口，明清以來就是徽商的經營據點，各行各業都掌握在徽商的手中，鹽、米、木材、藥材、典當、棉花無不經營。明代末年，徽商葉文機在漢口開設葉開泰藥店，經過數代經營，最終發展成為全國的四大藥店之一。徽商在漢口人數多，勢力大，除了經商外，各種輔助的事業也得到發展，康熙時，他們修建了規模甚大的會館，名曰“新安書院”；雍正時，他們又修建了“新安碼頭”，專門供徽商船隻停泊；為了鼓勵子弟們讀書學習，他們又在碼頭附近修建了一座“奎星樓”。徽商在這裏買地建房，比屋而居，於是有了“新安街”、“新安巷”、“徽州街”等地名。
民國《歙縣誌》卷一《風土》裏說：“沿江區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而這句諺語說的意思是：徽商主要的經營地域是在江南。既然記載中說“向有”，流傳時間應該很長了。
徽州與杭州由水路相連，順著新安江走600裏水路，就可抵達杭州，因此杭州是徽商雲集的地方。如黟縣宏村的汪氏，在明代末年就移居杭州經商；著名文士汪道昆的先世也在“武林”經營鹽業。徽商在杭州經營的行業很多，有鹽業，有木業，有典當業，有米糧業，有飲食業。杭州有“五杭”特產，即杭剪、杭扇、杭線、杭粉、杭煙，杭剪其實就是張小泉剪刀，而張小泉的祖先就是徽州人，其祖張思家從歙縣到杭州，在城隍山下大井庵開設張大隆剪刀店，他改進了嵌鋼技術，使剪刀鋒利無比，聲名漸起，到張小泉，遂擅名全國。由於杭州是徽商雲集之地，徽商到杭州登岸的地方被稱為“徽州塘”。
揚州是徽州鹽商經營的重鎮。“折色開中”後，朝廷在揚州設立兩淮鹽運司、在杭州設立兩浙鹽運司，所以成批的徽州商人來到揚州，經營鹽業，獲得了厚利。萬曆《歙誌》記載道：“邑中以鹽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則黃氏，後則汪氏、吳氏，相遞而起，皆由數十萬以汰百萬者。”清代，揚州著名的徽州鹽商有鄭元勳、汪應庚、江春、鮑誌道等，特別是江春，上交乾隆皇帝，榮耀一時。
徽商不僅雲集在大都市裏，在江南的市鎮也紮下根，擴展自己的商業。
嘉定縣盛產棉紗和布，那裏的很多市鎮都是“徽商輳集”的地方，如南翔，是嘉定第一巨鎮，也是徽商活動的重要地點。嘉靖時，“其地東西五裏，南北三裏，北貨填集，甲於諸鎮”，萬曆時，“往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於市鎮。比為無賴蠶食，稍稍徙避，而鎮遂落”。南翔鎮因為徽商而“甲於諸鎮”，一些無賴蠶食，迫使徽商離開躲避，它就走向衰落，可見徽商對於江南市鎮的繁榮起著重要的作用，“無徽不成鎮”的諺語在這裏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二、徽州“好儒”的文化傳統
從中原遷徙到徽州的世家大族本來就重禮儀、重教育。南宋之後，朱熹理學成為徽州人推崇的對象，宗族期望族內子弟成就功名，明代中葉後徽商帶來的經濟基礎又可以在物質上保證教育的基本條件。在這種種合力之下，徽州人對教育越來越重視。其結果是使這個偏僻的山區人才輩出、文風昌盛。
1.重文重教
在很多徽州的文獻資料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徽州的各個宗族對教育的高度重視。休寧茗洲吳氏宗族的《家典》“家規八十條”中就規定：“族中子弟有器宇軒昂、資稟聰慧而無力從師者，當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兩個好人，作將來楷模，此是族黨之望，實祖宗之光，其關係匪小。”
這個家族還規定，必須要設立學田，以作為家族教育的經濟保證：
族之興也，必有賢子孫為之綱紀；子孫之賢，必先納之養塾之中，俾讀聖賢之書，明義理之歸，授之成法，寬之歲月，涵育熏陶，而後人才有所成就。然方其入學也，有修晡執贄之儀，有禮傅膳供之費。及其長而能文野，則有筆劄之資、圖籍之用、膏火之需。其出而應試也，則有行李往來之供；其從師訪友也，則有旦夕薪水之給、朋友慶吊酬酢之情。故欲教之，使之有所成就，尤必先有以資其養，使之有所籍賴而卒其業。……自宜創立學田，垂之永久，使世世子孫，有所憑籍而為善。
在徽州的楹聯裏，我們也能感受到這個地方重文重教的風氣：“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友天下士，讀古人書”；“得山水情其人多壽，饒詩書氣有子必賢”，“繼先祖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徽州民間還流傳著一個諺語：“三世不讀書，等於一窩豬。”
盡管徽商在經濟上已經富有，但他們的目標並非富有而已。他們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讓自己的子孫讀書、做官，才是他們最可觀的收益。
因此他們發財之後，在投資教育上毫不吝惜，他們有的設立塾學，廣請名師，以培養自己和宗族內的子弟，從而光大宗族。有的還設立義學，為貧寒的子弟提供上學讀書的機會。曆代徽州的地方官也重視興辦教育，本來，擔任地方官的人都是儒雅文士，他們來到徽州後，又受到徽州重教風氣的感染和推動，更加重視興辦教育。正因為如此，徽州自宋代以來，社學、塾學、義學、縣學、書院一直保持著穩定，在清代康熙年間，徽州的社學有462所；除了每縣都有縣學外，還有書院54所。真是十裏之村，不廢誦讀之聲！
徽州人不僅重視教育，而且有很多具體的措施。徽商首先給予了多方麵資助，從興辦塾學、義學到捐助縣學、書院，他們出力最多，甚至還資助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路費、試卷費用等。宗族也給求學的子弟們給予經濟上的扶助和激勵。很多家規裏都有資助和獎勵子弟讀書應試的條文，休寧黎陽汪氏就規定：凡是讀書的子弟，一年給1兩銀子的燈油錢；子弟能夠到縣學學習，給賀銀2兩；科舉應試者，給試卷費用1兩；能夠考中舉人、進士，可以在祠堂前插上旗子，在祠堂裏掛匾額，考中舉人，給予做旗匾的銀子5兩；考中進士的，給做旗匾的銀子10兩。有些宗族，資助和獎勵的費用更多，還規定如果中了舉人，宗祠裏要演戲一台以示慶賀。有的宗族規定，隻有科舉有成的子弟才可以在祠堂裏掛匾額，進士、舉人所掛之處也不同；而獲得科舉功名的人，將可以在祠堂裏享受永久的祭祀。凡此種種，都幫助和激勵了徽州的讀書人努力上進，使得讀書風氣越來越濃鬱。
2.人才輩出
重視教育的風氣，促使徽州自宋元以來人才輩出。一個宗族裏往往是“科第蟬聯”，一榜內同時有數人考取舉人或進士。根據地方誌記載，宋、明、清三代徽州共有進士2134人，宋代783人，明代508（文進士452，武進士56）人，清代795（文進士684，武進士111）人。徽州甚至還有“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的美傳：“連科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休寧黃軒、歙縣金榜、休寧吳錫嶺均為當年狀元；“十裏四翰林”則指同治十年，歙縣洪镔、鄭成章、黃宗惺、汪運鑰，所距不過十裏，同科且均為庶吉士。還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父子四進士”等佳話。徽州有不少的宗族代代都有顯貴，從而成為累世簪纓的名門望族。今天的徽州也留下了不少這些文化遺存，在今黃山市徽州區的唐模村，就有清代朝廷為許承家、許承宣兄弟立的“同胞翰林”的牌坊。
徽州重文重教的風氣和傳統，不僅使大批徽州的學子在科舉上得到了成功，而且成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做出了重要的建樹，這裏可略舉幾位。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縣回溪鄉人。他出生於元代大德三年（1299），從小就勤奮苦讀，46歲考中舉人。在為母守孝三年後，被授予池州路儒學學正。但他更多時間都在家鄉隱居，設館講學或主講於當地書院。元至正十七（1357）年，尚未稱帝的朱元璋拜訪了朱升，朱升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九字策略，深得朱元璋的讚賞，從此，他成了朱元璋的重要謀士，為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最後官至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嘉議大夫、知製誥、兼修國史。在朱元璋稱帝的次年，朱升就告老還鄉，隱居終身。毛澤東曾將其九字策略改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胡宗憲，出身於績溪龍川胡氏宗族，明代重臣。他於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進士後，先後擔任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縣令、浙江餘姚縣縣令，其間，他的父母親相繼去世，他盡了一個孝子所盡的義務。嘉靖二十八年（1549），蒙古俺答部大舉犯邊，胡宗憲被任命為巡按宣府、大同監察禦史，司理北方邊防監軍之職，走上了軍事家的道路。他在任上整飭軍務，嚴明紀律，鞏固了北方的防務體係，從而擊退了俺答的進攻。由於成績顯著，朝廷一旦遇到邊警或叛亂，就調他前往，先後被委任為北直隸巡按監察禦史、湖廣巡按監察禦史。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被調任浙江巡按監察禦史，讓他在抗擊倭寇的鬥爭中發揮作用。隨著功勳的不斷建立，他的職位也不斷提升，被加封為兵部右侍郎，總督浙江、南直隸、福建等處軍務。他延攬了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派人招撫了汪直、徐海等與倭寇勾結的海盜，積極操練鄉兵，從而遏止了倭寇的進攻。但是，在倭患逐漸平息之後，朝廷中的政敵借故彈劾胡宗憲與嚴嵩有勾結，最後，他留詩“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的詩句，悲憤地在獄中自殺。
許國，歙縣東門許氏家族人，明代重臣。他是嘉靖四十四年進士（1565），隆慶元年（1567），他出使朝鮮，調解了朝鮮內部事務；隆慶六年（1572），他被選拔為日講官，為年幼的太子講書。萬曆皇帝登基後，重用許國，任命他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又加封他為少傅兼太子少傅，曾經代理首輔之職。他一生廉潔謹慎，提出了不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治方略，但也在政治旋渦裏和別人有矛盾，所以屢次乞求退養。萬曆十二年（1584），他就告假回鄉，並督造了一座“許國石坊”。這座八角石坊以其特別的建築形式和精細的雕刻，至今仍然保留在歙縣城內。
在清代，歙縣雄村的曹文埴、曹振墉父子均為朝廷重臣。他們分別是乾隆庚辰科（1760）、辛醜科（1781）的進士，均被選為庶吉士。曹文埴曆官南書房行走、詹事府詹事、順天府尹，晉級為戶部尚書，諡“文敏”。曹振墉曆官翰林院編修、通政使、吏部侍郎、吏部尚書，晉太子太保，後又晉為太子太傅。曹氏父子被稱為“父子尚書”，雄村被稱為“宰相故裏”。
歙縣南鄉杞梓裏的王茂蔭，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提到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道光九年（1832），他考取進士；鹹豐三年（1853），升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成為清王朝主管財政貨幣事務的要員。在此任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貨幣改革思想，主張有限製地發行可兌換的鈔幣，反對鑄造大錢。王茂蔭的主張被當時的俄國使節寫進《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一書裏，該書被翻譯成德文後，被馬克思所閱讀，王茂蔭的名字也因此而進入了《資本論》。
3.文風昌盛
重教育、重禮儀、重科舉的傳統，為徽州帶來了昌盛的文風，就文學傳統而言，從宋代就已經開始形成。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由於科舉考試製度的恢複，在徽州萬山之中積壓很久的一批青年學子有了進身之途。有學者統計，整個宋代徽州籍的進士達783人，有的甚至是一門數人中進士，例如歙縣的舒雅、舒雄兄弟，舒雅“南唐保大間舉進士第一”，舒雄則“登端拱中進士第，官至尚書郎”。又如歙縣呈坎的羅汝楫本人為政和二年（1112）進士，其子羅願複中乾道二年（1166）進士。《宋史·羅汝楫傳》記載道：“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子）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煉，朱熹特稱重之。”這批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徽州讀書青年，構成了宋代徽州的士大夫群體，他們聲名的顯要和地位的升遷，既顯示了徽州的文化張力，也進一步豐富了徽州的文化元素。其中，文學風雅成為重要的元素之一。胡可先《兩宋徽州籍詩人考》通過對《宋詩紀事》、《宋詩紀事補遺》、《宋詩紀事續補》、《全宋詩》等文獻的梳理，挖掘出宋代徽州詩人118人，其中歙縣35人，休寧35人，祁門3人，婺源30人，績溪7人，黟縣8人。
元代的曆史比較短，隻有97年，而且科舉考試中斷多年。但是，地處偏僻山區的徽州，其地域文學傳統卻在加強。《新安文獻誌》所列元代的“先賢事略”共列87人，其中有詩文集或有文學創作的有38人。諸多未能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的讀書人，雖然身為布衣，卻吟詠不輟，例如“葉梅嶠朱，字孔陽，一字宗晦，休寧人，有詩集，曹弘齋序”；“程鬥山以南，字南仲，休寧千秋南鄉人，有詩集，虛穀序”；“胡存庵初翁，字成性，婺源柏田人，別號敬存，有集曰《存庵吟稿》”。有些“先賢”看似與文學沒有關涉，但實際上卻關涉密切，例如陳櫟，以理學家著稱，上引“先賢事略”中對他的文學成就也沒有提及，但他文學上卻有著自己的特色。其族孫嘉基所刊《定宇集》收錄文十五卷，詩及詩餘一卷，《別集》一卷，可知他在究心理學之餘，也從事詩詞創作。元代徽州的文學創作，仍然像宋代一樣，有的是家庭、家族共同為之，如程端禮、程端學兄弟，號“大、小程”；又如鄭貞白和鄭玉父子，文詩相承。有的是師承關係，如陳定宇“初師鄉先生黃常甫”，而“常甫出於婺源藤氏，私淑朱子，為時碩儒”。
故而元代的徽州文學傳統上承宋代而在延續。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逐漸崛起。不少徽商在從商之前，都曾經讀過書。
他們經商成功後，又有經濟實力培養子弟讀書；入仕作官的人不僅是鄉裏的楷模，他們退居回鄉後，也倡導著重教重文的風氣。因此，明代中葉以後的徽州，上承宋、元的文化傳統，徽州村村都是朗朗書聲，處處都有吟哦聲，在這個偏僻的山區裏，呈現著濃鬱的文雅之風。
明代中葉以後，詩社、吟社成為活躍於徽州民間的組織。它們的組成成員，既有退居回鄉的官員，也有以宗族為單位的族內成員。嘉靖、萬曆年間的文學家汪道昆，退居回到歙縣後，就組建了白榆社、豐幹社，經常舉行詩歌創作活動。明代中葉休寧縣率口程氏宗族也成立了一個“率濱吟社”，其成員則完全是本族族眾，它製訂了吟社的《條約》，規定每人每月作詩一首，每年聚會一次，聚會時既呈交自己個人的詩作，也要作一首同題的詩，並進行評比。這樣的活動陶冶了族內子弟的性情，也留下了一些可圈可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