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崇禎間的鮑應鼇曾經為其同宗鮑叔卿的詩集撰寫序言：
餘宗以公車業鳴者不乏人，而好古稱詩則叔卿兄弟並著。蕭然環堵，一室之中，伯仲叔季，自相師友，倡和賡詠，迭為塤箎。遂不能掩其聲歌，而“四鮑”詩名相藉起矣。俱有詩稿行世。餘早習公車業，既複薄遊京師，未能與叔卿兄弟翱翔；年來屏跡村居，叔卿兄弟又多容四方，獨叔卿時相過從，得讀其所為詩，才情協而氣韻清，蘊藉衝恬，翩翩有王孟風致，得置案頭亦閑居一快。若其人之端雅醇樸，又足重者。餘久欲敘叔卿詩而未得閑，今且北遊，姑綴數語以識之。
從序言中可見，鮑應鼇因為中進士遊宦京師等地，而他的同宗鮑叔卿兄弟在家鄉則“好古稱詩”，不僅“倡和賡詠”，並各有詩集。這些詩集雖然未必流傳下來，但鮑氏家族這樣“倡和賡詠”的事實卻是徽州文風昌盛的證明。
明代後期的李敏編撰《徽郡詩》，收錄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詩人上百人，詩作超過三百首，可見徽州一地詩人之多。明代嘉靖年間刊刻的《新安名族誌》裏，也記載了大量徽州人都“善吟詠”，並且有自己的詩集。
4.書卷飄香
重教重文的傳統和風氣，使宋代以後的徽州湧現了大批的學者和文士，還有大批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文人。他們將在徽州山水之間的思想、治學所得和各種靈感形諸文字，從而留下了一大批著作。據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徽州文獻課題組”統計，曆史上徽州人的著作達7千種以上，現在留存於世的還有3千種左右。徽州，可謂是書卷清幽、墨跡飄香的文化鄉土。
宋代，由於朝廷重視文人，徽州大族子弟紛紛通過科舉考試走向朝廷，他們秉承傳統，留下了不少的著作，如歙縣羅願，乾道丙戌（1166）進士，博學好古，效法秦漢詞章，著有《爾雅翼》、《新安誌》、《豫章羅先生文集》、《羅鄂州小集》等。
元代，徽州有多位隱居不仕、推崇朱熹的理學家，如鄭玉、趙滂、陳櫟等，他們都有豐富的著述，文集在後世多次刊刻。如休寧的陳櫟，教學鄉裏，與當時的學者文人多所切磋交往，見於著錄的著作就有《四書發明》、《禮記集義》等20餘種。《新安文獻誌》卷首元代的“先賢事略”共列87人，多有著述，如“汪杏山夢鬥，字以南，康範先生子，號杏山，宋景定辛酉魁江東漕試，授江東製幹，鹹淳間轉史館編校。元初用尚書謝昌言等薦，授徽州路學教授，嚐受檄考郡縣儒人為定籍，所著詩文曰《雲間集》、《北遊集》”；“程荀軒龍，字舜俞，前村先生從子，宋鹹淳元年進士，曆嚴州推官。元初改授永嘉縣尹，累官以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致仕，追封新安郡伯。所著有《尚書毛詩二傳釋疑》、《禮記春秋辨正》及《弄丸餘說》、《三分易圖》，詩文曰《歸田錄》”。
明代以後，由於徽商崛起，更加重視教育，徽州的刻書業也愈加發達，從事著述的人越來越多，被刊刻的著作也越來越多。一些朝廷命官退居之後，專心從事著述；一批學者潛心於學術；還有一些文人也熱心於地域文獻的搜集整理。
休寧程敏政在這方麵就非常突出。他是成化二年（1466）年的進士，時年22歲，被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後官至禮部右侍郎。他從小有“神童”的美譽，在朝廷又經常給皇帝和大臣講解經、史，可以說博覽群書，學問過人，其著述也非常豐富，除了詩文集《篁墩集》93卷外，他的著作還有《宋遺民錄》15卷、《宋紀受終考》3卷、《心經附注》4卷、《道一編》6卷、《明文衡》98卷、《新安文獻誌》100卷。此外，他還纂修了《新安程氏統宗世譜》20卷，輯錄了《唐氏三先生集》28卷。
清代，樸學興起，徽州湧現出了江永、戴震、黃生、程瑤田等一大批學者，他們的著述多有留存。
在地域文獻的編纂方麵，明中葉以後也為數不少。在程敏政編纂《新安文獻誌》以後，戴廷明、程尚寬等人編撰了《新安名族誌》，曹嗣軒編纂了《休寧名族誌》，汪尚和編撰了《新安藝文誌》，張陽編輯了《新安文粹》15卷。除此以外，家譜的編纂和刻印成為徽州文獻編纂的一個重要方麵，現存的徽州家譜不少於1500部，在一個人口不很多的地區，其數量是非常驚人的。
三、徽商“好儒”的文化性格
生長於重文重教的文化土壤，浸染著書卷飄香的氣息，走出故鄉徽州的徽商在文化性格上也必然與其他地域的商人有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同是出自徽州的著名學者戴震做出了概括：“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為據，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然山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賈者，鹹近士風。”近人許承堯則以“商而兼士”概括之，他在所撰《歙事閑譚》中引《歙風俗禮教考》語：“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業鹺於淮南北者，多縉紳巨族，其以急公義敘入仕者固多，而讀書登第、入詞垣躋膴仕者，更未易仆數，且名賢才士往往出入其間，則固商而兼士也。”現代史學研究者則以更為簡練的“賈而好儒”四字以概括之。正是這樣的文化性格，決定了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文化、文人、文學結下了深厚的緣分。
1.儒商性格
儒家思想，是積澱於徽商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因子；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為核心。
參見張海鵬、王廷元主編之《徽商研究》第七章《徽商的“賈儒觀”和商業道德》。
明代大名士王世貞對於徽商曾經有一段分析，他說：
徽地四塞多山，土狹而民眾，耕不能自給食，故多轉賈四方，而其俗亦不諱賈。賈之中有執禮行宜者，然多隱約不著。而至其後人始往往修詩書之業以謀不朽。
他分析了徽商之所以走出徽州的原因———徽地四塞多山，土狹而民眾，耕不能自給食；他也讚賞徽商“不諱賈”的態度；他更指出徽商之中“有執禮行宜者”，也即儒商性格；他甚至關注到徽商的後代則開始進行由“賈”到“儒”的轉換。的確，曆史上的徽商與其他地域的商人相比，顯示出比較突出的儒商特征。
“君臣、父子、夫婦”和“仁、義、禮、智、信”，是儒家規定的行為準則。宋代的程頤、程灝和朱熹，將儒家的倫理綱常上升到宇宙本體論的高度，將它們變為客觀真理。而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又認同自己是“徽州人”，並且贏得了一批徽州的追隨者；理學思想從徽州的精英層走向了徽州民間。徽州人從小接受著這些“真理化”了的儒家倫理綱常。當他們走出徽州，成為商人之後，這些根置於他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儒家的倫理綱常、行為準則，也自然地支配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並且貫穿於他們的經商活動之中。
審察有關徽商的文獻記載，他們的文化性格就凸現在我們的麵前：
他們的身上有著濃厚的倫理色彩。徽商傳記裏，有很多的“事父並繼母極孝”、“母早故，事父與祖母極孝”之類關於“孝”的記載，有很多的“周急濟荒”、“赴人之急”、“慷慨尚義”乃至“見義勇為”之類的評價，有很多的“重然諾，敦信義”“待人接物，誠實不欺”之類的描述。總之，他們是道德君子，他們是倫理的化身。———他們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標準的人。
他們常常麵對“義利”的矛盾，並且總是以“義”為取舍標準。在儒家傳統裏，“義”絕對高於“利”。君子要“舍身取義”；孔子雲：“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徽商既然是商人，當然“義、利”並求。但當兩者發生矛盾時，依然舍“利”而取“義”。他們“尚義”的故事很多，在經濟往來中，有的不負友人重托，有的寧願虧了自己，也不虧別人。
他們也常常麵對“賈”、“儒”的矛盾，並且總是以“儒”為最高目標。明代小說“兩拍”裏寫到，“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這或許是徽州人的整體意識，卻不完全符合徽商的心理。在“儒”、“賈”之間，徽商更重視的是“儒”，也就是傳統的讀書、入仕的道路。有不少的徽商在為賈之前就在讀書，因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外出經商。他們在經商有所積聚後，隨即醉心於文化，或讀書吟誦，或繪畫，或書法，或收藏古董，有的甚至頗有建樹。他們更多地將自己未實現的人生理想寄托到下一代身上，興辦和投資教育，期之於將來。
徽商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背影。他們不像莎士比亞筆下的精明、嗜錢如命的威尼斯商人。他們是商人，似乎又不是商人。除了比別人有錢，他們從本質上看，仍然是傳統文化中的個體。他們的身上，積澱著太多的傳統文化的成分。與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傳統文化在徽商身上的烙印更深，更明顯。
2.“賈而好儒”
徽商的文化性格，決定了他們在經商的同時，非常熱衷於文化教育事業，他們結交文人，自己也喜歡讀書吟賦。如果不是商人身份，他們也實在算得上是一個個讀書的儒生了。
商人因為和錢打交道，所以形象往往帶有銅臭氣。可是明代嘉靖、萬曆年間一位叫鄭孔曼的徽商卻大不一樣：
處士新安（歙縣）人，姓鄭氏，名孔曼，字子長。……雖遊於賈，然峨冠長劍，裒然儒服，所至挾詩囊，從賓客登臨嘯詠，閹然若忘世慮者。著騷選近體詩若幹首，若《吊屈子賦》、《嶽陽回雁》、《君山吹台》諸作皆有古意，稱詩人矣。
這位徽商雖然以經商為業，卻“峨冠長劍，裒然儒服，所至挾詩囊，從賓客登臨嘯詠”，這哪裏像一個商人？完全是一個書生的形象！是商人與文人兩重身影的疊合！
由於徽州教育一直很發達，不少人小時候都讀過書，但因為生活所迫，或因科舉無果，不得不走上經商的道路。清代的一位徽商汪孟翊21歲就補博士弟子，但屢試不第，隻好繼承父親的鹽業經營，他自己說：“賈山涉獵，不為純儒；子貢廢舉，亦稱賢士。”在他看來，雖然做了商賈，就算不上純粹的儒者了，但子貢雖然也經商，卻仍然是孔門弟子中賢人。故而，即便是入了商賈行列，並不妨礙自己做一個賢人。
又如清代婺源縣的董邦直：
董邦直，號古魚，國學生，城東人。昆季五，俱業儒，食指日繁，奉父命就商。奔走之餘，仍理舊業，出必攜書盈篋，經紀三十餘年，無私蓄，無矜容。……善交遊，大江南北名宿時相往還。稍暇，手一編不撤。喜歌詩，兼工詞，著有《停舸詩集》四卷，《小頻伽詞集》三卷，唐邑侯額以“才優學贍”，雨艽徐禦史贈以“藝苑清芬”。
董邦直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先“業儒”———讀書，後來不得不經商，在經商的同時仍然讀書不輟，最後在文化上還小有建樹。他弟兄五人，本來都讀書，但“食指日繁”的家庭生計需要他經商，在奔走之餘，他沒有丟掉書籍和愛好，借著經商足跡，他廣交名流，自己也不斷創作，編有詩集四卷、詞集三卷。徽商是商人，但他們醉心於文化；他們是商人，卻曾經讀書。
他們有很重的商人氣，但也不乏書卷氣。
徽商的“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和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上。萬曆時的婺源商人李古溪經商於吳越荊襄間，他和各地的士大夫們來往密切，聲名也很高；明代休寧商人汪新在揚州經營鹽業，既富有，又以文雅周遊於縉紳之間，當時的名公巨卿都很高興和他來往。至於清代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與文人的交往，更具有文化氣息，可謂是文壇佳話。還有清代揚州總商江春，在相傳是明代文人康海（對山）的讀書處建起了康山草堂，還築有江園、深莊、東園等別業。江春建築這些園林別業，既供自己享用，也用來聚會文人，吟風弄月，顯示其風雅。錢陳群、曹仁虎、蔣士銓、金農、陳章、鄭板橋、戴震、金兆燕，以及吳敬梓的兒子吳烺等文人都經常聚會其中。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他邀集了一批文人在康山草堂懸像賦詩，以紀念蘇東坡誕辰700年，成為一時盛會。有的文人，如蔣士銓、金兆燕就居住在康山草堂的秋聲館內。
他也喜歡藏書、刻書，曾經在北京一次就收購了數萬卷古書，刻印的書籍也很不少。
有的徽商不僅“好儒”，而且棄“賈”業“儒”。清代乾隆年間的程晉芳頗為典型：
程魚門晉芳，新安大族也。治鹽於淮。時兩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聲伎狗馬。魚門獨愔愔好學，服行儒業，罄其資以購書，庋閣之富，至五六萬卷，論一時藏書者莫不首屈一指。好交遊，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討論世故，商量舊學。無何，鹺業折閱，家道中落，庶務皆由門客、悍仆處理。又好周濟親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他人，一任侵盜，不勘詰。以故雖有資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
程晉芳本來是鹽商，卻一心好儒，廣購圖書達五六萬卷，年過四十後，終於考中進士，四庫館開，他被選為翰林院編修，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包括袁枚在內的很多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和他都有交往，對他都很推崇。
另外一位棄“賈”就“儒”的典型人物當是淩廷堪。這位著有《禮經釋例》、《燕樂考原》、《元遺山年譜》等多種著作的著名學者，在13歲的時候因家境貧困而開始學做生意，但到23歲的時候他決意棄“賈”就“儒”，作《辨誌賦》，其序雲：“某春秋二十有三，托跡溟海，抱影窮巷。為賈則苦貧，為工則乏巧，心煩意亂，靡所適從，用是慨然有向學之誌焉。乃為《辨誌賦》以自廣，求聖道於《六經》。”
3.商、儒互濟
徽商的文化性格決定了他們的價值取向，也讓他們尋找出了一條能夠獲得心理平衡的、也是商業策略的路徑———商、儒互濟。
商、儒互濟的第一種情形是家族和家庭的分工和世代轉換。徽州人知道，經商能夠為讀書提供經濟保證，而讀書入仕則可以廣大門楣，反過來為經商提供政治靠山。因此，他們往往是父兄在外經商，子弟在家讀書；如果兄弟數人，則有的經商，有的讀書，大多數情況是兄長經商，弟弟讀書。徽商吳次公一生經商，有4個兒子，他臨終前留下遺言，要大兒子和二兒子繼續經商，三、四兒子讀書，要求“四人者，左提右挈”，以使家族興旺。另外一種情形是上一輩經商，下一輩讀書入仕，形成良性循環，很多徽州籍的學者、文人都出身於商人家庭，先輩給他們創造了良好的讀書條件，他們才得以成材，汪道昆、金聲、戴震、淩廷堪、王茂蔭等都是如此。
商、儒互濟的第二種情形是徽商的文化修養，使他們比其他商人更具有經商的智慧，更善於把握商業機遇。他們憑著自己的文化修養，能夠比較容易地結交文人士大夫，而後者往往又是朝廷的官僚，於是，他們就可以便捷地了解朝廷的經濟政策和各種經濟信息，自己的地位也隨之抬高。清代，徽商在兩淮鹽業中占據優勢地位，就是和他們的“好儒”分不開的。擔任過商總的江春，年輕的時候就讀書，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後來雖然經商，卻喜歡結交文士，他自己著有《隨月讀書樓詩集》、《黃海遊錄》，在康山草堂，他築“秋聲館”，經常和文人聚會其中。而這些活動，又使他增長了見識，增強了才幹，使他進一步以金錢和學識結交到乾隆皇帝那裏，成了“以布衣交天子”的徽商，有了政治資本，他當然更可以叱吒商界了。
徽商的“好儒”也因為他們在骨子裏有著濃重的自卑感。他們的身上，明顯表現出自尊和自卑的矛盾。在傳統觀念中，“商”為四民之末。他們不得不經商，從而成為富有者。但是，在傳統觀念中，他們仍然是“末等公民”。因此，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自尊，可以一擲千金；他們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可以花很多的銀子捐官、買官；他們不惜代價，與有地位的官員、文士交往。他們自己“好儒”，又竭力培養子弟走“儒”的道路。這一切似乎讓他們贏得了自尊，而它的反麵，恰恰是他們的自卑心理。在巨大的傳統麵前，他們無法做到平淡自然，無法有一顆“平常心”。
四、徽商的文化貢獻
1.藏書和刻書
明清兩代，徽商經濟上富有，收藏有價值的書籍成為他們的一大愛好。
在徽州本地，就有不少藏書家。歙縣汪梧鳳，設立“不疏園”收藏書籍，著名學者江永、戴震、程瑤田等都曾前往閱讀；績溪胡培翬在道光十七年（1837）創設世澤樓，購置了大批書籍收藏其中，供族人閱讀學習。祁門倪望重耗銀上萬兩，於光緒十年（1884）在家鄉建立藏書樓，他的兒子倪啟佑又收藏一批書籍於其中，該樓被稱為“萬卷樓”。
在外地，徽商兼藏書家更引人注目。他們不僅收藏書籍，也刊刻有價值的書籍。
歙縣鮑廷博隨父經商杭州，卻酷愛讀書和藏書，收藏宋元善本甚多，他的藏書樓名為“知不足齋”，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庫全書》開館，他獻書六百餘種，多為宋元舊版。《四庫全書》修成後，乾隆皇帝對他特別予以褒獎，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發還全部獻書，並在所獻《唐闕史》等書上題詩，還特賜他為舉人。他刊刻的《知不足齋叢書》，是清代影響甚大的一部叢書。錢泳《履園叢話》記載：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為世業，而喜讀書，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詔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齎浙江學政王傑上進，奉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賜廷博，鄉裏榮之。廷博嚐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轉禁中，仁宗見之，傳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書，亦名知不足齋，為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呈，有旨賜舉人，傳為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祁門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經商於揚州。他們既是大鹽商，又是清代著名的藏書家和詩人。他們好古博雅，考校文藝，評騭史傳，旁及金石書畫，尤以詩詞最出名，馬曰琯著有《嶰穀詞》1卷，《沙河逸老集》6卷，馬曰璐著有《南齋詞》2卷，《南齋集》6卷，另編有《韓柳年譜》。雍正年間，馬氏兄弟在揚州建造了一處園林，名為“街南書屋”，即今揚州著名的“個園”。園內有12景，“小玲瓏山房”就是其中之一。小玲瓏山房內藏書百櫥，多達10餘萬卷，有藏書“甲大江南北”之譽。《四庫全書》開館時，馬氏後人進呈藏書776種，位居個人獻書之首。如此豐富的藏書，吸引了一大批文人來到小玲瓏山房翻閱藏書，研究和討論學問，著名文學家厲鶚、全祖望均是其中的常客。馬氏兄弟還為朱彝尊刻《經義考》，“以千金為蔣衡裝潢所寫《十三經》，又刻許氏《說文》、《玉篇》、《廣韻》、《字鑒》等書，謂之‘馬版’”。
徽州的刻書業始於唐代，宋、元兩代則已經刻印了不少書籍，不過這以前都是官刻為多。明中葉後，徽州刻書業得到迅速發展，成為全國的刻書中心之一，其刊刻的質量則為上乘，頗得當時文人學時的讚賞和推崇，被稱為“徽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