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曆任地方官都重視文教，因此官府刻書一直得到延續。其刻書機構，一為府、縣官府，二為府學、縣學等官府教育機構，三為書院等民間教育機構。官府刻書數量有限，但刻印精良，質量堪為上乘。徽州的家刻也很多，它們多為文人雅士或有經濟實力的徽商出錢刻印的著作，數量上也占了徽州典籍文獻的相當大的比例。由於家刻是個人行為，因而在質量上特別講究。像明代萬曆年間祁門鄭之珍的《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清代程瑤田的《通藝錄》等，都是刊刻精良的作品。
徽州坊刻的數量在明代中葉後遠遠超過官府刻書和家刻。坊刻帶有商業性質，所刻之書往往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它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在徽州本地開設書坊，一種是徽州人在外地開設書坊。明代萬曆年間的吳勉學，歙縣人，他家世代經商，刻書則是他開辟的商業途徑之一，他給自己的書坊起名為“師古齋”，先是刻印了《古今醫統正脈全書》44種，獲得可觀的利潤後，他繼續刻印了大量的書籍，包括詩文、醫學、經學等各種書籍。休寧胡正言，號十竹主人，寓居南京，其坊名“十竹齋”，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創設了“餖版”，即將彩色分成小塊雕版，疊套印刷，將插圖套印成不同的顏色；他又創製了“拱花”，在凹凸雕版上壓印，其效果形似浮雕。使用這兩種新的印刷方法，他刻印了《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受到了廣泛歡迎，從而也更加突出了徽派刻書多有精美插圖的特點。
由於刻書業的興起，徽州也出現了一批刻書的能工巧匠，他們遍及南京、杭州、蘇州等城市。徽州的刻工不僅人數多，而且形成了以刻書為業的家族群體，特別是歙縣虯村黃氏宗族，從明代正德年間一直到清代道光年間，曆經12代，所湧現的刻書能手達到400餘百人，有些刻工非常有名，如黃鋌、黃一彬、黃一桂等。
2.戲台清音
明中葉後的江南地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昆山腔的興起，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賈紛紛蓄養家庭戲班。當時人陳龍正記載道：“每見士大夫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教習謳歌，稱為‘家樂’。”蓄養戲班的多是退居林下的官僚士大夫或豪紳巨富，如潘允升、錢岱、鄒迪光、申時行、屠隆、許自昌等人，均蓄有家班。富有的徽商當然不甘落後，也紛紛蓄養起戲班。
根據現在所發現的材料，有3則明代徽商蓄養戲班的記載。
一是萬曆間的士大夫馮夢禎在《快雪堂日記》記載的“吳徽州班”：
（萬曆壬寅九月二十五日）赴吳文倩之席，邀文仲做主，文江陪。吳徽州班演《義俠記》，旦張三者新自粵中回，絕技也。
（二十七日）赴吳文仲、徐文江席於文仲宅。同於中甫、文倩、無競兄弟鹹侍作伎。吳伎以吳徽州班為上，班中又以旦張三為上。今日易他班，便覺損色，演《章台柳》、《玉合記》。
馮夢禎所記載“吳徽州班”就是活動在蘇州的由徽商蓄養的戲班。關於這個戲班，馮夢禎所記載的情況不是太多，隻知道班中的一個叫張三的旦角演員在當時很有名，而且剛剛從廣東一帶回來；這個戲班演出的劇目之一是吳江派領袖沈璟創作的傳奇《義俠記》，張三應該在劇中扮演潘金蓮一角。
二是徽商吳越石的家班。萬曆年間的徽州文人在其《亙史》和《鸞嘯小品》中曾經多次提到或詳細描述吳越石的家班，他還為吳越石家班的演員們各寫了品題文字和贈詩，名為《豔曲十三首》。從其品題看，吳越石的家班共有演員14人，她們都是“吳兒”———蘇州人，所唱的當然是已經廣受歡迎的昆山腔。
三是汪季玄的家班。這個家班也為潘之恒所推許和記載的。汪季玄名猶龍，字季玄，歙縣人，曾經為潘之恒校勘過《黃海》，寄居廣陵（揚州），也是富有的商人。萬曆三十九年（1611），潘之恒到鎮江拜訪李維楨，並與他一同到揚州，在汪季玄家住了十天，汪季玄讓自己家班向潘之恒作了充分的展示。
汪季玄的家班有12名演員，她們到潘之恒的住處，請求他賜詩，並給予藝術上的指教，他也為演員們寫了十三首詩，名為《廣陵散二則》，分別對她們作了題品。從潘之恒的題品看，汪季玄家班演員的水平也不低，她們或者“歌餘縹緲舞餘姿”，或者“宛轉歌喉態轉新”，或者“年少登場一座驚”，或者“音如環轉體如弦”，或者“風前美度擅吳趨”。
清代，揚州成為徽商經營鹽業的重鎮，他們對戲曲的扶持更是不遺餘力。
康熙對戲曲的喜好和六次南巡，使徽商們意識到，討好皇帝的招數之一就是讓他過“戲癮”。所以他們紛紛蓄養自己的戲班，“以備大戲”，迎接聖上。李鬥在《揚州畫舫錄》裏記載了“七大內班”，從班主姓氏看，大多都是徽商蓄養的戲班。就在這個過程中，徽商頭腦的精明和文化素養再一次得到顯示：他們知道，一種藝術形式看久了也就沒有新鮮感了；他們也把握了皇帝的審美心理，戲曲演出不能太雅靜，要熱鬧一些；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無論何種藝術形式，水平都要高超，對皇帝可不能馬虎。因此，他們在蓄養戲班的同時，特別注意了兩點：一是打破昆山腔一腔獨霸的局麵，吸收“花部”地方戲作為演出的組成部分；二是從四方招攬高水平的演員和其他方麵的戲曲人才。
由於徽商資本雄厚，也由於他們要不遺餘力地討得聖上的歡心，這兩點他們都完全做到了，從而大大推動了戲曲藝術的發展。
揚州“七大內班”，從姓氏上看，多為徽商所蓄養，如洪、程、汪、黃等姓，都是徽州的大族和望族。就徽商與徽班的關係而言，江春對徽班的扶持更具有典型性。他高度重視“花部”地方戲，組建了“花部”春台班。李鬥記載道：
“郡城自江鶴亭征本地亂彈，名春台，為外江班，不能自立門戶，乃征聘四方名旦，如蘇州楊八官、安慶郝天秀之類，而楊、郝複采長生之秦腔，並京腔中之優者，如《滾樓》、《抱孩子》、《賣餑餑》、《送枕頭》之類。於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江春聘請了蘇州楊八官、安慶郝天秀等“名旦”，大大充實了春台班的演員陣容，又集花部之眾長，大大充實了春台班的藝術實力，使花部地方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江春還舍得花本錢投入，為徽班提供了厚實的經濟基礎。他不惜重金延攬名演員，李鬥還記載說，四川名優魏長生“年四十來投郡城江鶴亭，演戲一出，贈以千金”。他蓄養的德音班和春台班都招攬了許多演員和樂師，規模相當大；其排場也超出其他戲班，如在“戲具”方麵，他的春台班“聚眾美而大備”。道光年間，陶澍整頓兩淮鹽務時發現，“德音、春台二班，頻年鹽務並未演戲，僅供商人家宴，亦每年開銷三萬兩”。這已經是江春死後的事情，自不比它們主人在世時的投入；它們“僅供商人家宴”，也不比當年準備迎接聖駕時的排場，可盡管如此，每年開銷仍然達三萬兩銀子。可以想見，江春在世時，要給它們投入多少銀兩！
在揚州的徽商蓄養著戲班。在徽州本土，因為有銀子，他們以及他們的家族、家人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大方地消費著戲曲。萬曆抄本《茗洲吳氏家紀》卷七載：“吾族喜搬演戲文，不免時屆舉贏，誠為糜費。”作為族規族約，這個家族也反對“搬演戲文”，但喜歡搬演則是明白的事實。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記載，萬曆三十三年（1605）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馮夢禎由潘之恒陪同，到徽州遊曆了將近兩個月，其間，他到多家作客，也看了不少家庭的演出，如三月初一，“下午赴淩孚元席，優人改弋陽為海鹽，大可厭”；初五日，“元益、若渝兄弟作主，夜登席，作戲，有女旦二”；十六日，“江村設燕相款，覓戲子不得，以二伎代”；十九日，“騫叔招敘，同主君赴之，賓主凡十六人，有侑觴幼妓李六同甚佳”。這些記載都說明了徽州的家庭演出十分頻繁，作為徽商的家鄉，戲曲文化的消費是頗為可觀的。
潘之恒記載了萬曆二十八年徽州府城東的迎春賽會。那是一次規模盛大的戲曲演出活動。這次活動的盛麗情形是：“百工鹹悅，不令而窮極奇巧。
為平台三十六座，馬戲四十八騎，皆選倡優韶秀者充之。衣以尚方貂髦錦綺，五色炫耀，飾以金翠珠玉，合成天然。從來迎春之盛海內無匹，即新安亦僅見也。”在這次活動中，有一個戲曲演員格外靚麗，她姓張，藝名叫舞媚娘，是徽州本地的河西人，她的母親叫翠仙，也是一位有名的戲曲演員。迎春會上，舞媚娘獨占一座平台，台名“蟾宮折桂”，她扮演嫦娥，她的表演技壓群芳，讓“一郡見者驚若天人”。
清代徽州的戲曲演出活動更為普遍，而且延伸到鄉村。例如，婺源縣浙源鄉嘉福裏十二都慶源村，在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接來祁門縣姓章的樂師教鼓吹，給這位樂師的謝銀是十三兩，同時，也規定了學習的內容，“共學粗樂、細樂、十香、昆腔十五套”，其中，學習昆腔按照每套八錢的價格，總共給一兩銀子。看來這個村的村民不僅喜歡看戲，而且有學戲的熱情，他們願意出錢請祁門縣的樂師教習戲曲，可以想見，這個村子從此以後，演戲、看戲就是經常性的活動了。
乾隆年間的沈複在《浮生六記》裏，記述他25歲到績溪做客，曾經到仁裏觀看花裏會的經曆，那裏有座廟，“廟前曠處，高搭戲台，畫柱方梁，極其巍煥”，在經過了一些儀式之後，“既而開場演劇，人如潮湧而至”。可見清代徽州鄉村演劇之盛。
徽州是盛演目連戲的地方。明代萬曆年間，鄭之珍改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剛剛完成，就立即傳抄各地，“好事者不憚千裏求其稿，瞻寫不給，乃繡之梓以應求”，這些“好事者”當然包括徽州本地人。不久，劇本也由徽州虯村刻工黃鋌於萬曆十年（1582）刊刻。民國年間，徽州各縣目連戲演出的情形是“每逢夏曆閏年，均有所謂目連班者，紛紛演唱。每台五夜，不過唱詞道白不盡一致。其中劉四娘唱‘三大苦’，尤為婦女聖經、口頭禪。徽屬今日俗僧鈸所演《挑經》、《擔破》、《血湖》，又無不本於此。而方言、諺語如‘人善人欺天不欺’、‘舉頭三尺有神明’、‘閻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試看屋簷水，點點不差分’、‘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今猶耳熟於一般社會之口。此種語言，固非鄭氏創造，不過一經此書宣傳，流行尤為普遍爾”。
由於戲曲演出的普遍和頻繁，明清兩代的徽州興建了不少的戲台。據筆者不完全的調查，現存的徽州古戲台有14處。這些古戲台有的有興建的時間記載，大部分修建時間則有待考訂。從空間位置看，它們大都分布在鄉村，有的甚至相當偏遠，例如祁門縣新安鄉珠林村餘慶堂戲台，保存得相當完好，其精美程度和建造樣式，都令人稱奇。然而，該村靠近牯牛，處在叢山峻嶺之中，極為偏僻，如果不做實地考察，很難相信那裏還有這樣精美的戲台。當然，正是由於它處在偏僻的山區，交通不發達，因而得以保存下來。它們最為充分地展示了當年在整個徽州戲曲演出都受到歡迎的曆史事實。而這一切，都和徽商獲得的財富以及文化喜好密不可分。
3.園林擅勝
徽商富有之後的一個很大的投資指向是建造園林。徽商建造的園林分為外地和本地兩類。
徽商在外地建造的園林，在揚州有著最集中地體現。特別是在清代，徽州鹽商雲集揚州，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建造了大量的園林，使之成為揚州文化的一個重要景觀。
根據李鬥的《揚州畫舫錄》記載，徽商在揚州多有建造園林之舉。例如方士庹“於北郊壽安寺西築西疇別業，因號‘蜀泉’，又號‘西疇’”。歙縣鹽商鄭氏家族兄弟數人，“兄元嗣，字長吉，構有‘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王氏園’；超宗有‘影園’，讚可有‘嘉樹園’，士介有‘休園’。於是兄弟以園林相競矣”。影園由當時著名的造園藝術家計成設計，其柳影、水影、山影獨具特色，因由明末著名書畫家董其昌題名為“影園”。鄭元勳《影園自記》描述這個園林道：
東向臨水，隔水南城，夾岸桃柳延袤映帶，春時舟行者呼為“小桃源”。入門山徑數折，鬆杉密布，高下垂蔭，間以梅、杏、梨、栗。山窮，左荼蘼架，架外叢草漁罟所聚，右小澗，隔澗疏竹百十竿，護以短籬，籬取古木槎牙為之。圍牆甃以亂石，石取色斑似虎皮者，俗呼皮牆。小門二，取古木根如虯蟠者為之。入古木門高梧十餘株，交柯夾徑，負日俯仰，人行其中，衣麵化綠。再入門，即榜“影園”二字，此書室耳，何雲園？古稱附庸之園為影，左右皆園，即附之得名可矣。轉入窄徑，隔垣梅枝橫出，不知何處穿柳堤，其灌其栵，皆曆年久苕之華，盤盤而上，垂垂而下。柳盡，過小石橋，亦亂石所甃，虎臥其前，頑石橫亙也。折而入草堂，家塚宰元嶽先生題曰“玉勾草堂”，邑故有玉勾洞天，或即其處。堂在水一方，四麵池，池畫荷堂，宏敞而疏，得交遠翠，楣楯皆異時製。背堂池，池外堤，堤高柳，柳外長河，河對岸亦高柳。
這樣的園林或許算不上奢華，卻是一個風景優美的所在，也是一個雅致的文化空間。歙縣鹽商汪玉樞建有“南園”，其中有“深柳讀書堂”、“穀雨軒”、“風漪閣”等景致。乾隆辛巳（二十六年，1761），他得到九尊太湖石，置於園內各景，乾隆皇帝南巡揚州，臨幸此園，賜名“九峰園”，並賜詩二首，其一曰：“策馬觀民度郡城，城西池館暫遊行。平臨一水入澄照，錯置九峰出古情。雨後蘭芽猶帶潤，風前梅朵始敷榮。忘言似泛武夷曲，同異何妨細致評。”
此外，鄭俠如的“休園”、程夢星的“筱園”等，都是揚州的名園，也是徽商建造的名園。至於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小玲瓏山館”、江春的“康山草堂”，因為是文人雅集之所，更是曾經擅名一時。現存於揚州的個園，就是徽商留下來的園林建築代表。它的主人是清代徽商黃至筠，他字個園，故以字名園。他以鹽業起家，曾經為兩淮總商。在購買了馬氏兄弟的小玲瓏山館後，重加修建，因為喜歡竹子，故命名為“個園”。園內遍植翠竹，又有重疊的假山點綴其中，是文人士大夫們詩酒文會的最佳場所，也集中反映了徽商曾經的輝煌。
在徽州本土，徽商們依山傍水，也建造了不少的園林。
早在明代，徽商們就在本地建造園林。有的園林至今仍然保存下來，如坐落在歙縣唐模村的東邊的檀幹園，清代初年建造，乾隆年間增修。據說，唐模村的一位商人，生性極孝，因為老母親很想去遊覽杭州的西湖，但她年事已高，而徽州去杭州的交通又不方便，因此，這位有錢的商人便模擬西湖的樣子，修建了這座園林。它的中間，就是“小西湖”，水麵並不大，卻有“白堤”、“三潭映月”、“湖心亭”、“蜈蚣橋”等景致。園子中間的鏡亭，坐立水中央，四壁係由大理石鑲砌而成，並嵌有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頫、朱熹、董其昌、文徵明、查士標、朱耷等曆代名家書法刻石18方。又如位於歙縣西麵的西溪南村的果園，其主人就是明代號稱“百妾主人”的富商吳天行。據說，它的設計者是祝枝山和唐寅，園內有池子以及亭台樓閣，還有內、外西湖，可惜早已廢毀。除了檀幹園、果園外，徽州還有曲水園、娑羅園、水香園等名園。它們當然都是富有的徽商建造的，同樣顯示了徽商曾經的輝煌。
4.文采風流
徽商“賈而好儒”，這個“儒”，從思想傳統上看，是儒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從文化載體上看，則是書卷墨香；從行為舉動上看，則往往表現為對高雅文化的追求和崇尚。
徽商對結交文人學士非常看重，甚至不遺餘力。在這一方麵，他們很舍得投入。因為有很好的經濟條件，他們和文人學士的來往，也真的顯得很高雅。例如，康熙年間，汪玉樞建造了“南園”別業後，曾經舉辦過一次很高雅的聚會，王躬符曾於是園徵城南宴集詩，邀集了一大群文人來到園內，連自己在內共有36人，每人賦七言古詩一首，後結集為《城南宴集詩》刊刻。
應該說，有些徽商在經商成功後，真正一心追求高雅文化，他們的行為高雅，他們的精神也變得高雅起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小玲瓏山館”、江春的“康山草堂”，都是文人雅集之所。馬氏兄弟與過往揚州的四方名士結成“邗江吟社”，他們的園林就成為文人學士相互酬唱、觴詠竟日的場所，而他們自己濡染其間，文學修養也愈見精深，雖是商人身份，卻同樣有著文學創作成就。江春不僅蓄養戲班，也廣交文士，他的“秋聲館”裏，也是雅集不斷，他和弟弟江昉合著有《二江先生集》。
隨著徽商資料的不斷發現，其文采風流的一麵更加得以顯現。筆者從於藏國家圖書館的《率口程氏續編本宗譜》中閱見幾則徽商傳記，其中就有他們長於文學的記載，如《明故蒲溪處士程公行狀》：
公諱梧，字來風。……公年甫十五遽失怙，即能卓然自樹。……先世商池陽，公乃幹公之蠱，偕伯兄石峰公輩貿遷。惟比玉季不讓同胞，因而財產日隆起池郡。……幼穎異常，慕李杜才為千古人豪，力習詞章，落筆有驚人句，駸駸乎盛唐家法，殆將抵漢魏階梯，陋下乘而參上乘矣。故新都一時名士願交公，結有白嶽、中州、七潭三社，麗澤之益，不啻率濱吟社而已。詩稿若幹卷，有足傳世者，或勸之曰當付諸梓也，公愕然曰：是欲自暴其短也？胡可哉！
這位叫程梧的徽商15歲父親就去世，他和族裏的兄長到池州經商，很快就獲得了利潤。他的文學誌向也很高，所仰慕的是李白、杜甫那樣的大文豪，自己的文才也是“落筆有驚人句”，所以徽州的文士們都很樂意和他交往切磋，他也參加了幾個詩社的活動。讓人感到特別的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文學水平。在他經商成功後，有人勸他將詩稿刊刻傳世，他“愕然”回答：這不是自暴其短嗎？怎麼可以！他真的是非常聰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沒有順著少年時候的文學路一直走下去，而因為父親去世去經商了，盡管當年的文學才能頗受讚賞，但和長期吟詩弄文的文人相比，肯定是相形見絀，所以不答應刊刻自己的詩稿。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另外一部明代徽州宗族詩文集《祁門金吾謝氏仲宗文集一卷吟詩一卷》裏也反映出徽商的詩歌才能。該集中謝時英的《臨清旅況》一詩道：“蠅利牽人作遠遊，那堪巨浪欲顛舟。滿囊琬琰成糜爛，亙夜令人歎未休。”描述的顯然也是經商的艱苦不易。集中共收謝時英詩作10首，可見他既是一位商人，也長於作詩。
除了文學創作以外，徽商在其他文化領域也呈現出了很好的才能。有的善畫，有的善篆刻，有的鑽研經學，有的攻習醫術，他們並不是僅僅生活在銅錢眼裏的商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