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徽商與文人交往的資料非常多，相當多的文人的文集裏，都有徽商的傳記，這是他們交往的證明。另外一方麵，徽州留存的家譜也非常多，其中對徽商的傳載也常常記錄他們和文人交往的事實。徽商與文人的交往，既出於他們“好儒”的文化追求，也有種種現實需要的動因，其交往的心理和情形都比較複雜。於文學生態而言，“商、儒互動”或“士、商契合”對於文學思想和創作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一、方用彬：徽商與文士交往個案
在1998年召開的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績溪）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陳智超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新發掘出的徽州文書———方元素信件介紹》，披露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一批明人的信劄，它們包括書信747封，短柬及名刺179件，共有926通。文章介紹：“這些信劄裱在紙上，裝訂為七冊，每冊封麵分別標有日、月、金、木、水、火、土等字樣，並鈐有‘樂山堂文庫’收藏印。該館同時藏有日本書畫家玉置環齋編的《明諸名家尺牘人名略錄》7冊，每冊與上述7冊信劄對應，考證部分寫信人姓名及簡曆，但錯誤甚多。從玉置環齋所作跋語可知，這批信劄至遲在明治乙酉（十八年，1885）前已流入日本，後為玲木雲寶所收藏。這些信劄的裝訂成冊，似即為日本人所為，或經他們改訂過。又從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書章可知，這批信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55年流傳到了美國，由該館入藏。”
關於這批信劄的內容，陳文介紹道：“這些信件的收信人絕大部分為同一人，從有上款的信件可見，此人姓方，字元素（或稱黟江，應是他的號）。而寫信人則有當是領導文壇的王世貞、汪道昆，後七子中的吳國倫，末五子中的李維楨、胡應麟，公安派健將丘坦，抗倭名將戚繼光等。從內容上看，它們反映了明嘉靖至萬曆年間社會生活的多方麵，所以它們不但是希見的文物，更是珍貴的史料。”陳文分別考證和論述了幾個問題：一、收信人絕非金華府蘭溪縣的方太古；二、收信人是徽州府歙縣人方用彬；三、方用彬是嘉靖、萬曆一儒商；四、各地各界的寫信人；五、信件的內容及其利用。
2001年，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智超所著的《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通考釋》，使得難以親閱那批信劄的研究者終能讀到方用彬所收存的各封信劄的原文，同時，陳智超通過艱苦的努力，對方用彬以及每位信劄的作者、信劄的內容都進行了考證和資料的梳理，應該說，這是一份非常有價值的曆史文獻學、徽學的學術成果。但到目前為止，利用這批信劄的研究文章還不多見，據筆者所知，隻有韓國樸元鎬發表過一篇《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這裏，我們可以借此探討徽商與文人交往之情形。
（一）方用彬其人
陳智超在《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通考釋》之卷首，撰有《方用彬及其親友》一文，對方用彬的生平經曆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和考證。據安徽省博物館所藏歙縣環岩《方氏族譜》記載，方用彬生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歙縣岩鎮人。方用彬的家族自其祖父輩起以經商致富，《方氏族譜》記載方用彬的祖父為方岩相，字良弼；其弟方瑩，字良玉；另一弟方椿，字良材。方用彬的族叔方弘靜記載方岩相道：“良弼公貌魁梧，望之嶽立而和易可親，偉丈夫也。良玉公秀雅不群，賈維揚，第總大綱耳，日與縉紳大夫遊，坐無方君不樂。良材公抗直無忮心，蓋長者也。兄弟三人，同心奮發，鹹有過人者，使遇其時，何不可建哉！乃以起高貲，甲乙閭裏中，其所施隘矣。”由此可知方用彬出身於徽商家庭。
家境的富有，包括其叔方瑩“日與縉紳大夫遊”的熏陶，使方用彬在年輕時也向往著走科舉入仕、做一個有地位的文士的道路。恰巧同鄉汪道昆在休官家居期間，組織一幫家鄉的有誌青年成立“豐幹社”，方用彬在汪道昆弟弟汪道貫的介紹下，和汪道昆相識，並且加入“豐幹社”。對此，汪道昆的《豐幹社記》中有明確記載。此後，汪道昆對方用彬盡力提攜幫助，於萬曆元年讓他進北京國子監讀書。可是，命運似乎和方用彬相左，他在科舉考試中不順利，最終還隻是一個“國學生”，而且是花了銀子捐來的名分。
陳智超在《新發掘出的徽州文書———方元素信件介紹》明確將方用彬的身份定位為“嘉靖萬曆一儒商”；樸元鎬則直接以“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為文章題目，文中第三節的小標題為“典型的儒商”。不過樸氏對方用彬從事的商業活動沒有多少論述，隻是這樣表述道：“作為商人，方用彬活動領域很廣泛，遍及於北京、南京、南直隸、山東、浙江、江西、湖廣、廣東等地，據載，他主要從事書畫、古籍、骨董品、墨、硯等文化商品的買賣，也經營了典當業和借貸業。”陳智超在《方用彬及其親友》中的考述則詳細很多。他不僅以具體的信劄為依據指出方用彬賣墨、硯、書籍、書畫乃至爐、鼎、瓷器等古玩，並認為方用彬有店鋪，且店鋪不是他個人單獨經營。陳智超進而指出，“方用彬看來並不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至少可以這樣說，他經商所得並不能支持他的交遊活動的花費”。他還找到方弘靜《題黎秘書書陶詩冊後》中關於方用彬的話：“餘侄用彬好遊，家故饒也，而以遊貧。”
故而，方用彬其人，出身於徽商家庭，在汪道昆等鄉賢的鼓勵提攜下，力圖走士大夫的道路，但未能如願；他不得不像祖、父輩一樣經商，但對文化情有獨鍾，以經營文化商品為契機，與當時諸多的士大夫文人多所交往，乃至於家業耗損，逐漸貧困。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與士大夫文人交遊所獲得的信劄，在400多年後成為一筆珍貴的曆史文獻，他本人的名字也隨著這批信劄的被發現而被重新記起。
（二）從信劄看方用彬與文士的交往
方用彬保留的信劄是他與文士交往的證明；700多通信劄表明了他交往麵之寬闊以及交往的人數之多。陳智超將發信人分為三個群體，一是方氏族人，計有53人；二是方用彬的鄉人，也就是徽州人，計有150人；三是徽州的地方官，計有25人。另外，按照地域，比較集中的有寧國府、南京、廣東、湖廣麻城四個地方。這樣的分類當然能夠見出方用彬交往的人的社會層麵以及地域範圍。但是，從徽商與文人士大夫交往的視角考察，我們也可以重新梳理這些發信人的角色和身份。
給方用彬信劄的第一類人是通過科舉考試步入朝廷的士大夫。筆者依據陳智超在每封信劄後對發信人生平的考察資料進行統計，發信人中有進士60人左右，這些人大多都擔任過朝廷命官，大多也不是徽州人。他們給方用彬的信劄情形不一，有的數量較多，如徐桂共有7通，有的則隻是一帖名刺而已，如申時行、王錫爵、沈鯉、許國等台閣大臣。
第二類是舉人以下以及通過歲貢等途徑步入仕途的文士。這一類約35人，其中有不少是徽州及其附近縣的知縣、學正、教諭、訓導、主簿。如田藝蘅，歲貢，歙縣訓導；劉守複，監生，先任休寧縣丞，後任廣東保昌縣令。在這一類發信人中，朱權的幾位七世孫頗令人矚目，他們是皇族後裔；還有明朝開國功臣的後代，如李言恭還承襲了臨淮侯的爵位。
第三類是沒有功名的純粹的文人。他們或長於詩歌，或長於書畫，或兩者兼而有之，在當時都有一定的影響，如璩之璞，“字君瑕，南直華亭人。少負奇氣，善屬文，應童子試，江陵何學使置第二，之璞曰：‘我固不當冠軍耶？’遂棄去，放情詩酒。年三十餘，遊董文敏其昌、陳徵君繼儒之門，工山水，醉後揮灑，趣致天然，未嚐越於規矩。文敏見而歎曰：‘君瑕乃能爾耶？五百年後必有識者。’與邑中陸光宙友善，每當初秋徂暑，以紫薑青豆置一野航，浮遊三泖間終其身。”
從上列三類發信人看，方用彬的交往層麵很不低，這與他投於汪道昆門下且得到汪道昆的提攜有關，因為在第一類發信者中，有不少與汪道昆關係交好，如龍膺等。但是，僅僅有汪道昆的引介還不夠，他本人的交往願望和交往技巧才是擴大交往圈的根本。可以從徐桂給他的信劄中看出他們交往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徐桂字茂吳，萬曆五年進士，授袁州推官，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第十五《徐推官桂》說他“恃才自放，坐計吏斥免”，《浙江通誌》卷一七八《文苑》引《兩浙名賢錄》則稱他“堅正不阿，失上官指，遂投劾歸”。此後，他隱居杭州東隅，“有亭池竹木之勝，亭中列圖史金石遺文與彝鼎諸法書名畫，日婆娑其中，興至發為詩歌，競響漢魏六朝間”。他的交遊麵也很寬，和屠隆、馮開之同榜又同被免官，錢謙益記載他“扁舟白袷，往來吳、越間”。他中過進士，曾經是官員；他又是文人，甚至還收藏文物字畫。對於這樣層次高、人脈廣的文士，方用彬是很樂意交結的。徐桂給他的第一封信劄寫道：
侍生徐桂頓首拜。屢辱見詣，兼之款貺稠渥，良感不遺，愧不能一報謝門下，更自恧也。擬遣一介行李為候，迫發不能。不腆之將記宣存之幸甚。屠長卿詩雲已付詹君矣，附複來信。臨楮增戀，冗劇不盡願言。
看來，方用彬用了最“真誠”的態度去結識徐桂———“屢辱見詣”———不斷地拜訪；他又使用了中國最能讓人不得不感謝的交往方法———饋送禮物。
同時，他也找了一個小事情作為由頭，就是索請屠隆的詩作。從徐桂的信劄看，他饋送的禮物到了“稠渥”的程度，這就使得徐桂感到不安乃至慚愧了，所以他必須表示自己的感謝、報答之情，並且告訴他屠隆的詩作已經交給“詹君”了。
自此以後，他們之間的交往就進入了友好的狀態。日冊所收的041、042、044通徐桂致方用彬的信劄，都是回複方用彬索請詩畫的請求，他為《燕台驤首卷》和《美人畫蘭》兩幅畫都題了詩，完全滿足了方的請求；對於方用彬請求為涇縣知縣張堯文《回生傳》寫詩的請求，他也回答“張明府《回生冊》可發來”，實際上也是答應了方的請求。
第043函頗令人玩味：
數出失迓，即三四詣亦竟相左。索王少司馬詩，晤間當為致之。給諫許僅交一臂，恐不能為公紹介，倘相見，亦不敢應尊指也。
此信劄先說徐、方兩人多次互相拜訪而未得見。繼說方請徐索要的王世貞的詩，等到徐和王見麵時轉達其請求。後麵是對方請求的婉拒：方想讓徐介紹和某給諫相識或去拜訪，但徐和這位給諫交情很淺，所以非但不能介紹，即使和他見麵，也不能滿足方的請求。看來，方用彬的交往圈擴大之途徑之一就是先結交一位有地位身份的文士，當兩人的關係比較友好的時候，再請後者介紹新的有地位身份的文士去結識。
應該說，方用彬交往的文士大多是有文化的士人。進士也罷，舉人也罷，都在科舉製度下苦讀多年，在晚明風習的影響下，他們亦宦亦文，甚至棄宦為文。即便是皇室勳戚之後，也都喜愛或者精通詩、畫。方用彬少習舉業，特別是在汪道昆的熏陶和提攜之下，對文學有所心領，對書畫也有造詣，自己也能創作———盡管他的詩集沒有留存下來，但他能寫詩，也能作文，這些在信劄中都可以找到蹤跡，如日冊020通吳國倫信劄稱：“生日詩甚佳，謝謝！”自是答謝方用彬所寫慶賀其生日的詩作；日冊079通高維嶽的信劄說：“讀足下《義俠傳》而知俠之自有真也。”可知其有《義俠傳》之作。也因此，他與文士們的交往就有了別人所缺少的紐帶———文化。在諸多名士們給他的信劄中可見，他很少請托他們辦世俗的事情，而是請他們在畫上題首詩，或者是題個扇麵，這樣的請求對於文人來說，是對他們作為文人的價值的認可和推崇，再加上方用彬送上的禮物，他們對方用彬的請求就難以拒絕了，他們對方用彬的感覺和印象也比較好，甚至反過來饋贈方用彬———盡管方用彬和他們相比，沒有地位可言。
（三）交往的動機和效果
七百通信劄的保留是個奇跡；七百通手劄的存在也證明了徽商———至少是方用彬這樣的文化用品商人———和文士們交往的事實。方用彬為什麼如此熱衷和文士們交往呢？其行為背後有什麼樣的動機？
被裝訂的手劄的卷首，有方用彬寫的“識語”一篇：
餘昔弱冠，誌在四方，蓋欲縱觀山水，廣結英俊。間有交遊文酒會，每得翰墨輒藏之，永以為好也。往見遊客寓中遍貼縉紳名刺，此乃誇視於人，殊為識者所鄙。及詢之，則曰：“所交貴顯，恐遺忘疏問以取咎譴，故特存之耳。”予深不然其言，複諭之曰：“非夫！即欲親迎賢豪，須布之臥內可乎？何必標於堂而招奔競之議！竊為諸君不取也。”餘自少迄今，三十餘載，所遊南北京省，曆覽名勝，而交諸文士大夫，結社題詠及往來書翰，不啻盈幾篋矣。久之，慮將湮沒為蠹魚殘食，於是興懷感事，遂檢點分類校定。其柬牘詩詞，凡文字俱妙者，裝為數帙；其短刺手劄，簡約精絕者，亦裒成數帙。至夫禮請辭謝之帖，皆明公高士之諱，猶不可棄，亦編成集。因歎世之雅好文墨者鮮矣，餘固珍襲，喜其華藻，故片楮不遺，非敢與張於堂而炫耀者相比。何則？吾且貯之笥中，異時傳諸後代，使之知餘生平重交誼、寶翰墨之諄切也如此，宜深念之，當保惜之。萬曆庚子歲臘月魚餘日，世儒生方思玄直敘書於竹林園之清音閣中。
這篇“識語”作於萬曆庚子歲，時方用彬已經59歲。它既表明了他保留這些信劄的動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和這些文士交往的想法。保留這些信劄，是為了讓後代知曉他“重交誼、寶翰墨之諄切也如此”，希望後代不僅要好好保存這些信劄，還應該像他一樣“重交誼、寶翰墨”。他和文士們交往的動機，一是年輕的時候就誌在四方，期望“廣結英俊”，這應該是受到汪道昆的影響。二不為世俗的目的，而是雅好文墨使然。他鄙視那些將縉紳的名刺張貼在廳堂的作為，而這種作為恰恰是為了誇耀與文士名家的交往，或借以抬高自己身價，或借以招搖耳目以獲得世俗利益，就如今天的一些商人把和領導、名人的合影高掛廳堂一樣。方用彬不屑於這樣做，他認為這些翰墨應該珍惜收藏，即便像那些展示名刺的人所說的，是因為“恐遺忘疏問以取咎譴”，也仍然沒有必要懸掛廳堂。
雖然方用彬和名士們交往沒有很強的世俗動機，但在給他的信劄裏，我們也嗅到了幾許世俗的氣味。如日冊第014通南京國子監祭酒餘孟麟的信劄：
方丈遺禮過厚，正欲送還而尊翰適至。若止持書候見司理公，托優遇之則可，如別有所幹，恐不能應。止領燕窩、川扇，二紬當完璧，何如何如？
陳智超推測該信劄收信人並非方用彬，但無論是否，信劄所寫的是他有事情請托餘孟麟，而且送了厚禮。餘孟麟告誡他隻能拿著他的信候見“司理公”，而不能像對他一樣送厚禮。他本人對所送之禮也隻收燕窩、川扇，二匹紬緞完璧奉還。
寧國縣令周良寅有4封信劄得到保留。日冊007通寫的是：“犬馬之辰，何足當瑤篇耶？受賜勝於琳琅矣。謝謝！《燕台驤首》容賡之。”和吳國倫的信劄相同，周良寅的信劄也道出了方用彬寫詩恭賀生日的“公關手段”，同時還有為《燕台驤首》題詩的請求，後者也是文人所樂於“留名”的風雅之事。
而第021通信劄的內容卻與風雅毫不沾邊了：
侍生周良寅頓首拜。四人法應擬徒，已從寬處也。但門下所教不敢不允，然不可輕許之也。幸得再一示。
四個人犯法，應該判處“徒”（發配）罪，卻從寬處理，是因為和他交好的方用彬求情的緣故。四人所犯何罪，“門下所教不敢不允”之“門下”究是何人，不得而知；“然不可輕許之也”大約是讓方用彬說話留有餘地；而且周良寅還希望方用彬就此事再給他“一示”。從這封信劄中，我們能夠看到方用彬交往文士的世俗效果，連官府對犯人的判決，區區子民方用彬的說情都起了作用，甚且知縣還要他進一步明示如何辦理，這個案件的公正性可想而知。以詩慶賀生日，請求在畫上題詩，還有其他的各種風雅之舉，方用彬和文士們大多是如此交往。或許是情勢所迫，或許是周良寅並沒有違反法律，存心給方用彬一個麵子，但無論如何，這樣內容的信劄實在是“俗”之非常。
七百通信劄盡管不是方用彬所寫，反而他隻是收取、保存者，但它們真實地再現了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文化用品商人和明代嘉靖、萬曆年間大大小小的文士官僚們交往的情景，同時也再現了這個“重交誼、寶翰墨”的徽商的身影：他攜帶著畫冊、詩稿，還有文人們所喜歡的扇子、綢緞、燕窩之類的禮物登門拜訪，當獲得他們的題字、題詩以後，他再去找下一位文士；在和有的文士變成友好關係後，他也請求介紹自己去找下一位文士。久之，諸多的文士們也非常看重這個商人了，對他禮遇有加，因為他可以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串聯各類認識和不認識的文士們。因為交結了這些文士兼官僚們，他有時候也會提出一些世俗的請求，幫助別人的同時也就幫助了自己。和文士們周旋往來的同時，他也順帶地推銷一點文化用品，當然方法很巧妙。可是靠這樣去賺錢實在是比不上那些鹽商，所以他越來越窮。他以由“富家子”變窮的代價，獲得了一大批人脈資源，最終，他把記載這批人脈資源的文字依據———手劄七百通———裝訂保留下來，並告誡子孫們珍惜這些信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