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霞城山人”程誥的詩歌創作
嘉靖年間，河南的開封、商城一帶，是徽商的經營之地。徽商不僅活躍於那裏的商界，也活躍於文壇。當大名士李夢陽謫居河南時，一部分深受徽州文化傳統浸潤的徽商很自然地向他求教，希望得到他的指點和提攜，在李夢陽的文集裏，就記載有鮑弼（梅山）、佘修、佘育、鄭作等和他交往且有詩歌創作的徽商，可惜這些被李夢陽傳載的“文學徽商”都沒有詩集流傳。其實，與他有交往的徽商中，有一位留下了詩集，他的名字叫程誥。
（一）商遊：程誥的生平經曆
程誥，字自邑，號霞城。南直隸歙縣人，有《霞城集》。
在程誥詩集《霞城集》卷首，有東嘉侯一麟撰於“嘉靖癸醜（1553）夏五月至日”的《霞城山人傳》，記載了程誥的生平經曆：
山人姓程氏，新安歙人也，世家臨河之上。名誥，字自邑。幼負奇氣，不肯從諸生後，曰：“今仕道如吾身，吾焉用是百骸臣妾我也。”去，讀古書，慨然曰：“適吾，適自足，且吾寧能萬斛之舟而浮乎江海？不能也！然則並木之泭以乘乎溪渚之間，行且歌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真吾所宜。”人相從稱泭溪子雲。
山人既自許，顧念慮距躍無聞，以為昔賢遠遊，其文力乃肆，常寓諸山川。於是泛錢塘，道吳門，趨淮南，以曆魯宋之都。返棹荊、郢，泝沅、湘，橫截廣、閩以歸。臥山中，久之適沛而西，抵秦晉，登太華，賦太華詩若幹篇，出大梁，持謁空同李公。李公稱山人詩華山公案是已。一日從容對山人曰：子之詩神境融會，異時以散置名家，子不後矣！海內如黃省曾輩，爭序論山人詩，而山人亦益縱橫作者之場，自反而縮。
又二年，山人遊武當，出漢、襄。漢襄棗陽王賢下士，山人乃奉書踵門曰：“江左布衣某竊聞大王之高誼，善文章，且夫南麵稱孤，而不挾貴以卑天下之士，乃天下之士莫不願摳衣秉篲大王之門。某服膺久矣，以為男子生，弧矢懸門，示誌四方，故每聞奇山水，輒不遠萬裏命駕，天下九州曆六。乃其間文學之士，必造討究指歸，況躬際風雲之會乎！伏謁待罪殿下。昔梁孝於鄒、枚，陳思之儀、粲，賦詠宴語，猶足耀當時、駭後世，大王盛德越梁、陳，倘不以長揖拒，某或其人也。王大賢之，延山人，虛左。
山人謝不敢當。王乃三讓山人，曰：“子文出侯生，顧視予魏公子下耶？”
山人於是客上客之禮。
明年，山人遊蜀，瀘士王愈、李庭堅禮敬山人。有飛霞子韓懋者，瀘之奇士也，適自邛雅歸，聞王、李善山人，喜曰：“程山人海內才也，非二子識之，人其謂吾屬為主者何？”乃致書山人為恭。而山人答其書，略曰：
“某不羈人也，放遊名山，今二十稔，自惟小局於管窺，大拙乎瓠用，計乃在選長林，臥大壑，撰一家之言以托不朽。則是隱聃窮卿，不使絕美於前，乃區區素抱也。蜀中人乃益奇山人，而益禮重之。山人素饒，遊既久，盡散其囊金，臥黃山中，貲落而寠也。山人顧益怡，所善鄭玄撫十五人結社天都峰下，詠益豪。天都，黃山最高峰也，有霞縈焉，則又稱霞城山人。居十六年，而安平故人朱比部曰蕃投書，願割田資山人，使耕射陽墟山中。山人歎曰：“吾比者乃慵出戶，而使我求田射陽墟！”至則延之涇上之園。居九月，會淮漲，田半湛溺。或曰害於耕。
曰：“吾誌蓋如是也！”決謝去黃山中雲。
山人性敦方，與人語務自得，不甚為偽讓座，是寡偶，獨深乎知。山人與交，山人乃為之盡遊，盡海內僅數人可稱是而已。集凡若幹卷。
這篇傳記的撰寫者侯一麟，字舜昭，號“四穀山人”，浙江樂清人。其生卒年誌、傳未見記載，明王叔杲《玉介園存稿》卷七《和侯四穀社兄來韻》稱：“與君同年生丁醜春，兩人共為一百六十六”，丁醜為正德十二年（1517），當為其生年；他和王叔杲同年生，兩人的歲數相加為166，則王寫此詩時兩人均為83歲此年應為萬曆二十七年（1599）。侯氏有詩文集《龍門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卷十九《程山人傳》即《霞城山人傳》，然文字頗多異。《龍門集》有隆慶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影印，被收入《溫州文獻叢書》。
侯一麟的傳記不像墓誌銘、行狀之類的體式，述說其家世，甚至連傳主的生卒年也沒有提及，而是從人的“貴”和“賤”的論說出發，寫程誥有些奇異色彩的人生經曆。在傳記的第一段，侯一麟論說道：“昔士而為隱顯者，何嚐不並列天壤雲。隱者排下而顯者進上也。排亦一無已，進亦一無已也。吾若此役役何哉！是皆不貴其身而貴其物，馳其誌而不盡誌者也。楩楠中規矩，樗櫟棄繩墨，中也者，貴也；棄也者，賤也。世之所謂貴者，其不受尋尺者鮮矣，而賤者以全。雖然，猶為一之見也。苟循其本，顯則大行，不顯則龍潛升。榱棟之鄉而不異老，廣莫之野，伏嵁岩之下，而不異處廟堂之上，則奚貴奚賤哉！
以餘所睹程山人，則隱而貴乎？身盡其誌者也，有以自見於後世，豈同乎枯槁沉冥無聞哉！”這段話的意思是，“顯者”雖貴但被勞役，“隱者”雖賤卻可以“身盡其誌”，不僅獲得自由，而且能夠“有以自見於後世”。正是從這一看法出發，侯一麟對程誥的生平給予了讚揚性的傳述：
他“幼負奇氣”，不肯像其他讀書人那樣走科舉仕途的道路，認為如果入仕做官，那是被人“臣妾”自己，所以隻是讀書，覺得這樣的生活很閑適。他學著古人乘浮浮於海，也做了個木筏子，在徽州的河溪裏漂行，而且邊行邊詠歎著《詩經·周南·漢廣》的詩句。
他又想到，古代的賢人文章之美妙往往來自於遊曆，於是開始遠遊，從東邊的錢塘、吳門，到北邊的魯宋，再到南邊的沅、湘以至廣東、福建。在回來呆了一段時間後，他又繼續出遊，這次他到了西邊的秦晉，登了華山，寫了不少的詩作，然後到大梁拜謁李夢陽。李夢陽對他的登華山詩作很是欣賞，稱之為“華山公案”，有一天對他說：你的詩“神境融會”，他時散置名家之作中，不會落後。得到李夢陽的肯定和讚賞後，他的聲名也大為提高，在文人圈內有了影響。
或許是李夢陽的鼓勵讓他提振了自信心。他跑到漢襄間的棗陽王那裏時，做派已經相當的老到。他奉書一封，先是稱讚棗陽王禮賢下士之盛名，然後陳說自己遊曆四方，廣結天下之士，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凡庸之輩。最後提起漢景弟時候梁孝王對鄒陽、枚乘等人的禮遇，曹植對丁儀、王粲的器重，說：大王的盛德超過了梁孝王和陳思王，你不會將我拒之門外的。這封書信果然讓棗陽王將他延為上賓。
過了一年，程誥又遊曆蜀中。瀘州的名士王愈、李庭堅對他都禮敬有加，號稱“飛霞子”的名醫韓懋得知後，主動致書給他，他回書說自己是“不羈人”，稱自己“計乃在選長林，臥大壑，撰一家之言以托不朽”。這些話語讓他給人以高人的感覺，也讓蜀人更覺得他高深莫測。
在遊曆了東西南北以後，他回到家鄉黃山，與友人結社天都峰下，號稱“紫霞山人”。大約是在遊曆途中，他還結識了嘉靖年間的進士、官至南兵部員外郎的朱曰蕃，後者邀請他到射陽耕種。他雖然不想去，但礙於情麵，還是去了。結果碰上淮河洪澇，於是他又回到黃山。
侯一麟與程誥交往時間不短，在他的傳述中，程誥的確是有個性的人。
他的人生態度與許多追求科舉仕途的人不同。他追求自由自在的適意人生，同時也期望“撰一家之言以托不朽”。為此，他遊曆各地，形諸詩篇。他又以自己的詩作，獲得了包括李夢陽在內的文士們的讚許；甚至他的人生態度也讓諸多的士人對他刮目相看。
關於程誥的生卒年，可以從其詩作中尋覓到一些線索。《己酉生日》雲：
叢桂孤雲見在身，蒼崖翠璧媚芳辰。已多白發難辭老，可化丹砂未信貧。二歲再加邁甲子，幾宵獨坐守庚申。不驚神鬼搜奇句，肯騖塵埃逐眾人。
由此詩可知，程誥出生於壬子年，即弘治五年（1492）。《十二辰詩呈藍半村先生》中有“從來不殺鼠，吾生值子年”亦可佐證。晚年曾受之邀請，耕於射陽墟山中。其《自壽》（時寓涇上園）詩雲：“兩鬢蓬飛颯已秋，時間甲子已過周。苦吟撚髭意已得，自隨荷身何憂。楚畹幽蘭足紉佩，淮南桂樹聊淹留。
聞道有田堪養鶴，卜居吾愛射陽丘。”此時的程誥已年登六十，有於此安度晚年之意。但剛居九個月，“會淮漲，田半湛溺。或曰害於耕。曰：吾誌蓋如是也。決謝去黃山中雲。”
《霞城集》中有時間線索的詩中，最晚的一首《漕運》：
漕運東南歲萬艘，涉江踰濟不曾休。盡知奔走供臣職，敢謂瘡痍切主憂。近報田租增戶額，遙聞河決斷淮流。（壬子秋河決，邳蔡之間水遂散漫，淮涸而淺，由是漕運艱阻。）挽輸北上三千裏，借問何時達帝州。
詩中的自注亦可與侯一麟《霞城山人傳》相印證。程誥由涇上園歸黃山後的情況尚未見有資料記載。那麼，程誥的生卒年可確定為（1492—1552後）。
程誥的生平經曆中，還有兩點值得關注：
一是他的商人身份。侯一麟的傳記說他“素饒，遊既久，盡散其囊金，臥黃山中，貲落而窶也”。似乎他隻是出身於商人家庭。但他的同鄉王寅卻記載他曾“商寓大梁”。傳記隻說到他的登華山詩受到李夢陽的誇讚，其實他曾經“及門受業”，且與李“策杖遊華山”，“酬和於繁吹兩台之間”。在其《霞城集》中，有《酬空同先生》一詩，其中有“緬懷義利言，頹風激千古”之句，所謂“義利”之言，顯然是針對其經商活動的。又朱彝尊《靜誌居詩話》：“明以賈客而稱詩者眾矣。若歙州之鄭作、程誥，龍遊之童佩，皆賈也。然鄭、程皆受學於李空同，童執經於歸太仆，則不得以賈人目之。故錄雜流自穀淮以下，而兼從之能詩者附焉。”
二是他的交遊。由於他遊曆各地，交往麵很寬。除了前麵所提及的李夢陽、朱曰蕃等地位高的文士以外，他在各地都結交了一些朋友，例如為他寫傳記的侯一麟，還有在登華山時遇見並一同攀登的武夷陳汝賢等。《霞城集》中，也列有“投贈”、“送別”、“會遇”、“酬答”、“寄遺”等類別，自是交往酬答之作，也顯示了他的交往麵之寬。卷四收錄有《十子詠》，前有“敘”：“窮者士之常，君子斯固之矣！是十人者負振世之才，皆弗登庸於時，仆竊有感焉。歲月如流，存亡殆半，懷賢愴別，申臆撰文。”所列10人包括：“江陵藍半村純，字一之”；“金華方寒溪太古，字貴夫”；“邑人汪雪林道隆，字文侶”；“關中孫太白一元，字太初”；“尉氏左中川國璣，字舜齊”；“邑人鄭方作，宜述”；“常山徐自癡萱，字柏主”；“閩中陳武夷汝賢，字子齊”；“三原王渭濱承祚，字天寵”等。
不過在他的交遊圈中，他的徽州同鄉占據的比例更大，例如鄭作，在其《霞城集》中就有《過豐縣悼鄭宜述》（卷八）、《同鄭宜述過左舜齋宅》（卷十二）、《汴上別鄭宜述》（卷二十一）、《汴上聞鄭宜述訃》（卷二十一）等詩作。
前引《十子詠》詠鄭作道：“雙橋固多士，鄭子獨傑出。馳聲梁宋間，雄豪古無匹。弓慚羿徒名，劍惜軻無術。才高天實忌，中歲遽嬰疾。”其對同鄉鄭作的推崇和惋惜不難讀出。其所贈答、酬和者中，多程姓、汪姓、鮑姓、方姓友朋，他們大多是徽州人。
（二）《霞城集》：程誥的詩歌創作概貌
《霞城集》，今存明天啟二年（1622）程於廷刻本，原藏安徽圖書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9冊。
該集卷首除了侯一麟所撰《霞城山人傳》之外，還有程誥族侄程於廷撰寫的序言，稱“其板向藏方皇父先生家，殘闕不全，今歲予始購歸，複搜遺書，補其闕略。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毋亦先生有靈嗬護此寶，故而不容沒沒耶？抑珠還璧合信自有期耶？”末署時間為壬戌，當為天啟二年（1622）。
該集凡二十四卷，各卷內容大體如下：
卷一，收賦11首、辭10首；
卷二，收樂府84首，包括“雜曲歌辭”、“相和歌辭瑟調曲”、“相和歌辭相和曲”、“相和歌辭平調曲”、“相和歌辭清調曲”、“相和歌辭楚調曲”、“相和歌辭吟歎曲”、“橫吹曲歌辭”、“清商去歌辭西曲”、“清商曲歌辭江南弄”、“清商曲歌辭吳聲歌”、“琴曲歌辭”；
卷三，收古詩五言87首，分為“投贈”、“酬答”、“懷思”、“寄遺”四類；
卷四，收古詩五言63首，分為“送別”、“尋訪”、“會遇”三類；
卷五，收古詩五言66首，均為“登攬”類；
卷六，收古詩五言66首，均為“登攬”類；
卷七，收古詩五言69首，分為“遊泛”、“感述”、“宴集”、“行旅”四類；
卷八，收古詩五言67首，分為“閑適”、“雜詠”、“懷古”、“哀悼”四類；
卷九，收古詩七言43首，分為“投贈”、“酬答”、“遊宴”、“登攬”、“雜詠”五類；
卷十，收古詩七言46首，分為包括“寄遺”、“行旅”、“感述”、“送別”四類；
卷十一，收律詩五言77首，分為“登攬”、“遊泛”、“懷古”三類；
卷十二，收律詩五言97首，分為“感述”、“尋訪”兩類；
卷十三，收律詩五言94首，分為“送別”、“會遇”兩類；
卷十四，收律詩五言85首，分為“行旅”、“閑適”兩類；
卷十五，收律詩五言84首，分為“投贈”、“酬答”、“宴集”三類；
卷十六，收律詩五言93首，分為“寄遺”、“懷思”兩類；
卷十七，收律詩五言62首，分為“詠物”、“雜詠”、“時序”、“哀悼”四類；
卷十八，收排律五言56首，分為“登攬”、“宴集”、“投贈”、“酬答”、“懷思”、“尋訪”、“送別”、“行旅”、“感述”、“懷古”、“題詠”、“哀悼”十二類；又收律詩五言六句13首，分“感述”、“雜詠”、“行旅”、“閑適”、“尋訪”四類；
卷十九，收律詩七言81首，分為“登攬”、“遊泛”、“閑適”、“遊宴”、“感述”、“懷古”、“時序”、“行旅”八類；
卷二十，收律詩七言80首，分為“投贈”、“酬答”、“會遇”、“寄遺”、“懷思”五類；
卷二十一，收律詩七言39首、絕句七言75首。律詩分為“送別”、“尋訪”、“詠物”、“哀悼”四類；絕句分為“懷古”、“贈答”、“酬答”、“會遇”、“登攬”、“遊泛”六類；
卷二十二，收絕句七言122首，分為“感述”、“尋訪”、“送別”、“行旅”、“寄遺”、“懷思”、“遊宴”、“雜詠”、“哀悼”九類；
卷二十三，收絕句五言131首，分為“感述”、“行旅”、“閑適”、“時序”、“懷古”、“投贈”、“會遇”、“登攬”、“遊泛”、“詠物”、“尋訪”、“懷思”、“送別”、“雜詠”、“哀悼”十五類；
卷二十四，收絕句六言10首、詩餘50首。詩餘亦分“遊宴”、“行旅”、“懷思”、“送別”、“閑適”、“詠物”、“懷古”、“贈答”、“雜詠”、“哀悼”十類。
《霞城集》總計收錄作品近1700首（篇）。其編排兼顧體裁與題材兩個方麵，各卷目錄下均標明體裁和篇數，同時又分為若幹題材類別。卷二十三所列題材類別最多，達15種之多，其中有些類別之間界限不清楚，或者重合，例如“宴集”與“遊宴”、“登攬”與“遊泛”、“投贈”與“贈答”、“酬答”等。
不過這樣的編排也顯示了程誥在體裁上的優長———五言詩的創作。從各卷所收作品看，他的創作體裁涉及辭、賦乃至詞（詩餘），但最多的還是五言詩，達十五卷，占卷數的一多半。七言詩則隻占五卷，在數量上遠遠比不上五言詩。所以朱彝尊才評其詩作道：“自邑好為汗漫之遊，山川郡邑，凡所經曆，必紀以詩。氣格專學空同，第才情稍鈍，色澤未鮮，五言庶稱具體。”而在題材上，也顯示了程誥的創作特色———遊曆，如“登攬”占去兩整卷，在其他各卷中也有同類之作，其他如“行旅”、“遊泛”、“尋訪”、“投贈”等，均為遊曆題材或與遊曆相關。
按照該集的題材分類，其實程誥的有些思想和個性、情感被遮蔽了。
盡管他是商人，但仍然關心民生疾苦，卷八《鄰叟三首》之一寫道：“府帖已下縣，縣牌將下鄉。點夫運皇木，差撥隨丁糧。憶昨九廟災，民心久彷徨。一身無弟侄，行矣早趣裝。”，另外一首寫道：“田園十餘畝，鄰舍四五家。耕獲幸有托，安得長歎嗟。稚子廢讀書，荊妻罷績麻。胥吏早已至，張威肆喧嘩。”詩作中所寫的老叟的生活雖然不乏農家風味，卻又見出其生活的艱澀。
他也關注倭寇的侵犯，如卷十九《金陵聞賊陷上海縣》：“十二都門曉不開，堠烽何處報倭來。江天風雨貂裘入，海邑兵戈羽檄催。負郭蘇生無厚產，悲愁楚客漫多才。傳聞百裏空廬舍，誰暇淒淒戀草來。”
盡管他更多地讀書創作，似乎是個文人，但其性格中有著豪俠、仗義的一麵。
卷二《少年行》：“白馬誰家子，紈絝綺秀裳。解鞍垂楊下，調笑當壚倡。
手提碧玉壺，索酒臨街嚐。自言賣珠兒，承恩埒諸王。殺人鬧市中，結客遊俠場。廷尉不敢捕，天子借輝光。出入掖庭內，意氣何揚揚。”作品雖然從古題而來，但還是流露出程誥內心的豪氣。卷八《雜詠》之一：“杖劍千裏道，報士來韓城。許身與刺麵，大義存死生。嚐讀俠客傳，久欽聶政名。人生感意氣，寧論金重輕。”該作與前一首相同，都表達了對俠客的向往之情。
程誥也是有情感的人。卷十二《蜀中得家書三首》之一：“久客依江邑，書傳故國新。歡騰簷雀曉，愁破砌花春。未白親雙鬢，俱安族百人。萬金真自慰，醉酒肯辭頻。”詩寫他在蜀中得到家書的欣喜之情，仿佛屋簷間的鳥雀都在為他歡騰，他所有的憂愁也都一掃而光，台階下麵都是春天的景象。卷十九《小孫》：“小孫半歲解呼爺，趁食初驚出齒牙。學人調舌如鸚鵡，翻墨塗書似老鴉。夜聽鼓聲知踴躍，曉看花朵競紛拿。願言黠慧長如此，不負家藏有五車。”該作大約是其老年之筆，看到半歲的小孫子喊他爺爺，又忽然發現小孫子長出了牙齒，聽他咿呀學語、在書上塗鴉，這些情景讓他感到親切，覺得人生有趣。
程誥的詩歌題材其實相當的豐富。他四處遊曆的山川景物，他廣泛的交遊和對朋友的掛念和情誼，他獨特的人生態度，等等，都值得分析和品味。
（三）遊曆與田園：程誥詩歌的特色
就程誥詩歌創作的特色而言，體裁上以五言居多，題材內容則以遊曆與田園閑適為特色。
如侯一麟的傳記所載，程誥遊曆了很多地方，他曾經“登太華，賦太華詩若幹篇，出大梁，持謁空同李公。李公稱山人詩華山公案是已。一日從容對山人曰：子之詩神境融會，異時以散置名家，子不後矣”。他拜謁李夢陽時所寫的華山詩，就是收在卷五的《遊華山四十首》。它們既寫華山之景，也寫登山的經過，如第一首《七月十八日始入山，遇武夷陳山人汝賢，遂與攀陟》：
嚐觀西嶽圖，夢寐蓮花峰。今來履茲麓，踴躍孤雲蹤。獨往予信勇，豈期君與逢。頤言淩絕頂，容與金帝宮。
詩中寫了西峰、南峰、玉女峰、毛女峰、朝元洞、水簾洞乃至洗頭盆、仙掌等景色，如寫南峰“天橫浮雲去，影落龍門鬆。秋曠氣易爽，山深翠多重”，算得上是好句。但大部分還是以陳述為主，如《孫真師山房二首》、《下山及青柯平》之類，至於《希夷睡洞與陳山人談武夷之勝》更非寫華山之作。這四十首華山之詩，其實重心在詩題中的“遊”。從第一首《七月十八日始入山，遇武夷陳山人汝賢，遂與攀陟》到最後一首《舟中望嶽》，完整地記錄了作者遊華山的經曆。《遊華山四十首》詩前有小序稱：
夫遊情貴適乎興，發興必藉乎言，宣言在止乎義，三者具張，萬象森著。予登太華之峰，賦詩而哦。評者謂其詞羅邈曠，神境融會，可為茲山公案，同存永久。因而錄之，以藏於家。
他在將這些詩作呈送給李夢陽的時候，當然還沒有編刻成集。將這些詩作編入集子裏時，他在前麵加了小序予以說明，其中所謂的“評者”，從侯一麟的傳記可知就是李夢陽。讀過這些詩作，我們多少能感覺到空同先生的評價有些溢美，說這些詩“神境融會”，大約它們重在記遊蹤，故而處處有作者的身影存在。稱它們為“茲山公案”，大約是因為它們是組詩，體量很大。如果從山水詩的審美看，這些詩作並不出色。
不過，隨著不斷的遊曆，又受到李夢陽的鼓勵和指點，程誥以遊曆為題材的詩歌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其長詩《發蜀中東歸黃山乃述南北遊曆留別雲巢王子》可說當時的一篇規模最巨的漫遊長卷：
夙抱山水誌，八極馳神遊。閑棲五嶽雲，渴飲四瀆流。曆覽遍遐曠，豈雲跡九州。衝年弄篇翰，經史事校讎。詩禮聞庭訓，素業承箕裘。下筆驚哲匠，恥為祿仕謀。清秋抱琴劍，首泛錢塘舟。溟濛衝海氣，奔騰駭潮頭。蘇台眺震澤，茂苑趨長洲。闔閭鑄劍所，煙樹環荒丘。騎驢入建業，雙闕紅雲浮。地壯龍虎勢，天高鳷鵲樓。簪纓二族盡，顏謝詩名留。
回橈遡歙浦，高臥黃山幽。躬耕擬鄭穀，丘壑娛藏修。草木我為伍，著書非窮愁。大昧海鱉樂，多為井蛙羞。緬懷漢太史，探奇禹穴裏。標明赤誠霞，影弄耶溪水。岸拂荷花香，湖深櫂歌起。草清藏書地，樵風暮帆駛。閩區訪仙山，幔亭九曲涘。悵憶武夷君，曾孫會宴此。踰嶺躡羅浮，丹丘尋葛子。竹葉留仙符，鼎空泥色紫。山登蔚佗台，石識五羊址。炎嶺騰瘴煙，蜃氣噓海市。庾嶺度梅關，沿流放舸還。灘深章貢水，城峙鬱孤山。帆趁南風便，洪都路不艱。緬懷赤鬆子，想像鬆門間。湖波冒彭蠡，廬阜躋孱顏。雲開石鏡淨，蘚積屏風斑。書院白鹿古，禦碑天池劖。
橋經三笑處，高風邈難攀。反棹向沅湘，廬溪越萍鄉。五峰挹嶽秀，九井餐靈漿。竹痕妃淚紫，蘭氣楚騷香。褚公洗筆水，池色猶輝光。卻載籃輿去，秋風上都梁。金聲擊石磬，草衣謁瑉王。豐宴醉一月，詞筆叨擅場。揚舲過洞庭，九月下巴陵。範老先憂處，登樓見儀刑。水天遙不辨，風度魚龍腥。軒轅張樂地，漁歌中夜聽，七澤驚雲夢，遙遙至南荊。鼓枻霜月白，濯纓滄浪清。閑尋絳帳台，坰草霜自榮。遲回莊冩吟，誰見登樓情。花光渚宮麗，柳色章華輕。忽憶中原遊，枉道淮南城。淹留攀桂枝，劉安有賢名。重湖越甓社，射陽趁宵征。一飯德漂母，猶說胯下生。觀海陟孔望，一槎泛澄瀛。夜濤翻火光，島風振鯨聲。圯上懷一編，下邳屢經行。壑窺呂梁險，郊曆中都平。二陵瞻王氣，帝業壯生成。驅車適徐沛，翩然向鄒魯。鬱鬱禮樂區，光焰燭萬古。回首芒碭山，浮雲靄煙莽。
三山陟宋嶽，廢苑登梁台。授簡憶司馬，延召鄒與枚。唯見金明池，禾黍青長垓。塵沙日暮起，萬裏長風來。時無赴死者，誰貴抱關才。涉洛度崤函，二華倚雲開。攜詩問青天，足底吼風雷。秦宮接漢疇，霜色森嵩萊。悵望三閣峰，終南但崔嵬。攀躋積雨阻，歸夢停雲催。黃河沿積淩，掛席踰江淮。除夕拜家慶，繞膝兒女偕。把酒賦新詩，行山辦青鞋。荏苒歲時換，遠興縈幽懷。盛暑遡清漢，飛霜過郢門。楚王宮殿盡，霸業餘荒原。盤空陟人嶽，峭壁垂鎖援。金闕閟紫城，披霞扣天閽。郊平俯鄧苑，城遠見襄樊。賓館食有魚，彈鋏非徒喧。（時棗陽王殿下館予於右文堂）青陽入三峽，花鳥雙崖繁。攢峰蔽天日，絕壁啼哀猿。危灘斷石積，亙古禹跡存。江流一萬裏，雨漲桃花渾。蜀道豈不險，渝歌斷人魂。五月抵瀘陽，僑居北岩麓。石磴延鬆門，川華照雲木。三伏失炎蒸，清風午枕足。行將陟大峨，踏遍煙樹綠。遙憐佛現光，五色墮吾目。雷洞即須叩，鳳歌會當續。更有名山興，青城有瓦屋。此時遇夫子，契投幽。
君抱丘壑姿，晶晶荊山玉。紙裹或無錢，瓶儲僅有粟。榮辱非所驚，毀譽信流俗。棲身屋數椽，漉酒巾一幅。有時得佳句，往往似皮陸。我本不羈人，憐君如骨肉。鳴橈發汶東，征途值上冬。青天出菡萏，碧迓西來峰。草堂浣溪曲，名城接芙蓉。去去江水遠，飄飄轉飛蓬。重來寶山麓，握手桃花紅。遽爾一判袂，離憂無終窮。逝將適恒岱，大荒驚鴻蒙。歸來天都下，霞城問蔥蘢。選鬆構雲巢，為橋駕星虹。翩翩引鶴馭，來往浮丘公。舍精煉金液，玩世容成宮。嚴城下荊鄂，趣裝倘君同。我為東道主，並作采芝翁。
全詩230句，曆數自己的遊曆所到之處，以及各處的景色、曆史、人物、風俗，大約是文學史上最長、涉及遊曆之地最豐富的旅遊詩。全詩以“夙抱山水誌，八極馳神遊”開頭，氣勢已自不凡，詩中寫所到之處，多有精警之句，如錢塘江“溟濛衝海氣，奔騰駭潮頭”，洞庭湖“水天遙不辨，風度魚龍腥”，華山“攜詩問青天，足底吼風雷”，三峽“攢峰蔽天日，絕壁啼哀猿”，既有氣勢，也生動形象。像這樣以本人親身遊曆為素材並且有一定審美價值的詩作，在一般的文人那裏反而很難覓見。
程誥的家鄉徽州本是山水秀美的地方，侯一麟的傳記寫程誥在遊曆很長時間後回到黃山，盡管資財耗盡，但“山人顧益怡，所善鄭玄撫十五人結社天都峰下，詠益豪。天都，黃山最高峰也，有霞縈焉，則又稱霞城山人”。
這個時候，程誥的生活由“遊”改為“處”，故而他的詩歌題材中，又增加了不少田園詩的內容。這詩作在其詩集的分類裏，集中在“閑適”一類。例如下麵三首：
柴扉修竹裏，犬吠出煙霞。借斧來樵客，提壺問酒家。藤蘿依樹暗，籬塹引溪斜。回看穀口路，夾岸失桃花。（《過山家》）
穀口風煙麗上春，幾家茅屋倚嶙峋。鶯疑客過渾無語，蝶撲花香不避人。流水自隨村徑曲，卜鄰預喜土風淳。王租輸畢無喧吏，爭似桃源故避秦。（《山中憩村家》）
場麥已登農事隙，草堂樽酒對高天。馴除鳥雀時雙下，映日葵榴午更妍。豈有鄰翁來往數，喜於村墅起居偏。年豐幸自饒新釀，安用區區掛杖錢。（《夏日郊墅》）
這些詩作所寫的山家和農家都處在美麗的自然環境之中，柴扉修竹、穀口風煙，流水曲徑，這是山水徽州的景象。在這樣山水畫卷的疊印之下，農家的生活是安寧的，不僅“王租輸畢無喧吏”，甚至黃鶯、蝴蝶也不怕人。農家的生活也是悠閑的，場麥收獲之後，就是“草堂樽酒對高天”，有鄰翁來往，可以起得很晚。這樣的農家生活自然讓作者感到“閑適”。
最後談一談程誥的詞。程誥的詞作見於《霞城集》卷二十四，共50首。
《全明詞》不錄，周明初《全明詞補編》輯出47首。其詞據題材排列，分為“遊燕”、“行旅”、“懷思”、“送別”、“閑適”、“詠物”、“懷古”、“贈答”、“雜詠”九類。其詞風格不拘，兼得豪放與婉約兩體。
豪放者如《滿江紅·憶關河舊遊》：
回首關河，凝眸處，遙山一發。雲淡淡，萬裏長空，望中鳥沒。鑫詞筆揮殘梁苑雪，簫聲吹徹秦台月。問別來，戎馬遍中原，久流血。 銅駝陌，已荊棘。金穀燕，草青色。歎千年空複，馬蹄車轍。鼎湖龍去鳥號墮，函穀牛西紫氣歇。悵舊遊，卻憶少年時，徒悲切。
此詞選韻與嶽飛“怒發衝冠”一詞相近，悲切之風凜然在目。程誥也有不少風格近於北宋之詞，如《玉樓春·西湖春遊》之“可憐翠袖歌金縷，年少拋人留不住。一聲檀板羽觴飛，醉倒花前在何處”極似珠玉詞。《浣溪沙·春思》也婉約纏綿。詞雲：
燕外飛花攪獨愁，江幹憶共木蘭舟。楚雲千裏夜悠悠。 無可語時空懊恨，最難忘處是溫柔。夢魂長繞水東樓。
其“行旅”、“送別”詞風格多近沉厚蒼涼，如《清平樂·旅次渭城》雲：
垂楊幾樹，舊是銷魂處。不識陽關多少路，何限離人西去。 客舍猶連古丘，荒城自枕清流。暮嗚馬芻投宿，天空賓雁橫秋。
此詞境界空闊蒼涼，未寫羈旅之愁，而愁苦之思自在意中。
文學史對於程誥的詩歌創作沒有給予哪怕一點點的注意。這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因為程誥是個商人，沒有功名地位。但作為一個與文學相關的古人，程誥的生活道路和他的創作，的確有其獨到之處。這大約是錢謙益、朱彝尊等人還對他的作品給予一定肯定的緣故。
二、由“儒”而“賈”的方承訓
現存的方承訓的《複初集》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集後有四庫館臣的評語：“明方承訓撰。承訓號鄈邖，徽州人，是集乃承訓所自編，前有萬曆癸末自序，稱家世役什一，不趨士進，蓋賈人子。
又稱間有玉獻即被摒斥弗用，蓋終於不遇之士也。集首冠以《原初漫談》七條，大抵揚何李之餘波，而變本加厲，於唐以來詩文如李杜韓柳無不排擊，然核其所作，乃了不異人。”四庫館臣們看到的方承訓作於萬曆十一年（1583）的自序現在已經無從尋覓了。但是，通觀《複初集》全書，記述事件發生的年限不超過萬曆十一年，所以，全書當在該年定稿。
《複初集》涉及內容豐富，信息量大。原書為三十六卷，現存三十一卷。
集中現存的詩歌共有一千八百九十七首，各類散文二百八十一篇，計有十餘萬字。其中卷一為模仿《詩經》所作的古詩十七首；卷二為古歌，十四首；卷三為琴操，七首；卷四是離騷歌，十三首；卷五是古樂府，一百二十一首；卷六是五言古詩，現存二百二十一首；卷七也是五言古詩，一百二十四首；卷八是七言古詩，一百四十首；卷九同樣是七言古詩，一百零八首；從卷十開始是五言律詩，一百四十五首；卷十一和卷十二都是五言律詩，分別是二百九十一首和二百八十首；卷十三中有五言律詩一百二十一首，還有六言詩十五首，雜言詩六首；卷十四包括了七言律詩二百七十四首；卷二十為賦，四十三篇；卷二十一為銘，二篇，讚，十二篇；卷二十二是序，二十七篇；卷二十三是碑記，五篇；卷二十四是記，八篇；卷二十五是記，二十八篇；卷二十六是論說，九篇；卷二十七是墓誌，九篇；卷二十八至卷三十都是人物狀，分別有二十一篇、二十篇和四篇；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則是人物傳記，分別是十八篇、十九篇和二十一篇；卷三十四為諷喻論文，十一篇；卷三十五是書信，九篇；卷三十六則是祭文，十四篇，論文，一篇。從現存的詩集來看，卷十五至卷十九殘缺。
根據詩集排列順序來判斷，所缺少的部分應該是方承訓所作的七言律詩。
另外，僅僅從詩歌數量上來比較，《複初集》中五言律詩共計八百三十七首，而七言律詩僅僅為二百七十四首，數量上遠遠遜於五言詩，這也是不符合創作規律的。
對於詩文集的發現和研究，曆來似乎是文學史家的事情，而對於方承訓的《複初集》的情形恰恰相反，目前研究主要見於兩位先生：李琳琦先生在《明清徽州的蒙養教育論述》一文中，選取《複初集》作為原始資料，以此推論明代歙縣的教育發達，已經形成專業化規模化的塾師隊伍。王振忠先生2002年出版了《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16－20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一書，書中的第一章《村落宗族和社會變遷》裏，同樣是以《複初集》為例，專篇論述了作者的家世背景和全書的敘事模式、《複初集》所見明代中後期歙縣社會生活環境、徽商在南北各地的活動以及徽商對明代社會的影響。
文學史家對《複初集》的忽略或許是因為它的文學價值不高，或許因為它的作者不是士大夫文人。其實，方承訓出身於商賈家庭，本人早年業儒，中年經商，他獨特的家世和個人經曆，既為研究徽商現象及徽學提供了一個典型範例，也為文學史研究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方承訓一生都沒有邁入主流社會，成為士大夫中的一員，他的創作隻能定位於民間文人的自發行為；作為長期被文學史忽略的民間文人和商人，他們有著什麼樣的創作思想和創作麵貌？
（一）商人家世
徽州的世家大族曆史悠久，遠肇漢唐。據《新安名族誌》記載，最早遷入徽州的家族是方姓。任漢司馬長史的方紘“因王莽篡亂，累征不起，遂家於歙之東鄉”。由於漢末的社會動亂，方氏始遷到江南歙東鄉，而唐末五代的動亂使方氏家族由歙東鄉繼續向徽州其它地區移民，造成方氏家族的第二次遷移。縱觀方氏家族的遷移史，從公元一世紀初的兩漢之際到十六世紀初的正德、嘉靖年間，方氏遷移的方向是從北方中原地區到江南平原，又從江南平原遷往江南山區，再從山區遷居深山的更深處。在方氏家族的第二次遷移中已經包括三十三世祖方傑興，三十三世祖方景圮和三十四世祖方承威。
根據《複初集》的記載，唐昭宗時藩鎮割據，一世祖方承威（又稱“三評事”）由嚴郡淳邑鸕鶿源遷到歙縣瀹川井塢。說到方氏的這次遷移，還得力於一位女性的先知卓見。方承威之母張氏出漳潭，認為此地有吉兆，故力勸方承威舉家遷移，而張氏之墓葬也定於此處。井塢有天然井泉，居住條件尚佳，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地勢偏狹，不能容納更多的人口居住。“北宋式微，胡戎紛作”，一方麵為了躲避戰亂，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克服有限的土地與不斷增長的人口之間的矛盾，宋欽宗時，方承威的六傳子孫方子華舉家由歙縣瀹源翻逾桐嶺遷到離井塢不過數裏之遙的瀹潭，從此定居下來。方子華死後，其子方汝霖居上門，派徙漳潭。方汝霖的子孫後來又散分五門：大圓門、鋪前門、裏中外門、中山門和坑上門。
方承訓一支屬於中山門。始祖方酋，字汝金，號中山，曾任元提舉司大使司，仕於海陽（即今休寧），有政聲。據記載，滿腹詩書的方酋在出仕時並不得誌，後辭官歸孝於家，督過子孫儒業。他曾建中山書屋，供族人讀書。中山門的二世祖方再成，娶妻孺人張氏，三世祖方寧，娶妻孺人張氏。傳到方承訓的高祖方謙童，已經是中山門的第四世了。
方謙童，字尚卑。他兄弟共四人，方謙童為長，其餘為正童、得童、員童。正童和員童早卒。方謙童以務農起家，發家甚饒：“倉粟至紅腐不可勝食，財緡盈篋笴”，是一個中富之家。平日裏，方謙童好行善事，濟人饑困。
因為妻子張氏、繼室潘氏都無所出，方謙童五十八歲時，又娶桐城十八歲的朱氏為妾。朱氏入門兩年後，相繼生子方社員、方社成。方謙童以六十高齡而生子，是當時鄉裏的一大奇跡，眾鄉鄰都持羊酒來賀。方謙童認為這是自己多行善事的回報，於是越發行善不倦：出資修建橋梁、津舟、憩亭，向窮苦人分發穀粟、衣服等。這位善心的老人因為長子早逝，年八十八歲時傷心而卒。
方承訓的曾祖方社員，字惟完。他少年老成，性情豪邁，很小的時候就顯示出超乎年齡之上的成熟與老練。方社員十來歲時，方家因為一塊地的邊界與族人發生糾紛，雙方爭執不下。幼小的方社員瞞著家人獨自到官府裏訴訟，地方官對於方社員小小年紀即能辯白事物曲直大為驚異，遂判方家獲勝。
此事一時大嘩。對於土地，方社員有特殊的敏感。十四歲時，為了營造先人的墓地，他不惜以兩百金的重價去購買當時價值不過幾十金的山地。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方社員的深謀遠慮：不僅祖先墓地有所，方家後代三四世的子孫都倚仗此山林不慮衣食。方謙童認為兒子的鋒芒太盛，不利於養生，所以每日調教兒子的謙卑之性。二十歲以後的方社員溫雅過人，以樸降傲，與年少氣盛時判若兩人。但是這樣一個才幹出眾的人卻早卒，卒時年僅二十七歲，留下了妻子潘氏、一子方聰。
方聰，字廷敏，承秉祖業力田而作。他娶妻查川姚氏，生二子方太乙、方太二。方聰和父親一樣也沒有逃脫早逝的命運，妻子姚氏僅二十六歲時就喪夫守寡，獨自艱難地撫育二子。此時，方家的生活並不寬裕，仍以務農為業。太乙、太二兄弟倆經常結伴到城裏去賣柴。姚氏在含辛茹苦撫養二孤的同時，看到族人方廷珂出賈的巨大成功，遂“紅番息肆成資斧，命二孤從從伯廷珂公賈越、汴間。”從此，方太乙、方太二兄弟二人交相出賈，漸漸以經商為業。方家的生活道路也由此發生轉變，由百年力田之家轉向了商賈家庭。
方太乙，字首之，因為方家世居瀹江，以崇崖峻岩為倚，遂號瀹崖處士。
方太乙自幼能言善辯，三四歲時對長者言事，即可讓長者歎服。七歲喪父的經曆，使他比一般人更早地嚐到生活的艱辛，也因此使他磨練出過人的才幹。
成年後，方太乙娶妻汪氏。汪家祖居星源大阪，當時也家居瀹潭。因為家境稍饒，又沒有兒子可以繼承家業，嶽父母遂出資讓方太乙隨方廷珂去汴上經商。方太乙經過一番努力，起家數千金。汴上發家後，方太乙和方廷珂一樣，也將大批的方氏族人帶到汴上經商。方氏族人的蜂擁而至不僅使方太乙的本錢增加數十倍，也使他成為汴上方姓徽商的實際領導人物。經商期間，他還積極與汴上的縉紳士大夫交往，詩詞唱和，士大夫們也推轂孝順寡母的方太乙為狄梁公第二。其時，徽州大族都是族有譜祭有祠，而方家此時由於子孫分散流廣，家譜有近百年未曾修訂，而祠堂也因為兵火而敗落。方太乙提議續譜建祠，得到眾人的響應。方姓徽商紛紛集母錢以畜息，最終完成這一功業。
方太二，字亞之，和兄長一樣有辯才。他在武林經商，以誠厚忠信取利。
因長期在外，遂在武林納二姬妾，最後卒於武林。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大特色，而富裕起來的方家也開始對儒業產生濃厚的興趣。其實方聰之妻姚氏就是一個精通《孝經》、《列女傳》的識書女子。
姚氏在家貧之時仍然堅持教兒子讀書，晚年則親自教授孫兒詩書。方太乙熱衷於和文人詩詞酬答，而且“最好讀書，身即在賈而心倦倦書史，手不釋卷，即專一攻進士業者，其勤勞不逮公十三”，方太二“猶好閱史書，凡有言輒引喻之，即業儒談經史者不及叔父遠甚”。在這種好儒的家庭氣氛下，方家的下一代人在選擇人生道路的時候，就不再限於祖輩的務農和父輩的行商，而是轉而致力於儒業，希望能夠在讀書方麵也取得不凡的成績。
方承訓之兄方承誥，字元經，號青溪子。他在少年時即顯示出超常的文學天賦：“七歲知好經史，十歲能詩詞，且有風骨，超脫時習……誌欲攻進士業，經傳旦暮不釋手。”盡管他繼承了家庭商業，但最終還是棄賈從儒，考入禮部儒士。他死後，亦有詩集行世。次子方承訓幼年即以業儒為人生目標，祖母姚氏手授詩書；叔父“每每決餘當與計偕公車，旦暮趣餘先君為餘授業先師，時入書社督過”；兄長方承誥“以儒業委訓，恒督過之”。方家上下已形成共識，齊心協力培養方承訓在儒業上開拓新的前途。
（二）“儒—賈”生涯
方承訓生活在明嘉靖至萬曆年間（約1525—1586），家居歙縣瀹潭。他的父兄以經商為業，本人起先從事儒業，碌碌無所成，所以在做了三十六年生員之後，轉而棄儒從賈。早年的方承訓對讀書頗感興趣：“十三習策喜欲射，談經每羨亮天功。十五殊好左與馬，左傳閱暇史尤攻。毛詩優柔窺大義，騷人清深擬其類。”家庭的培養和自身的興趣使他獲得“總角持本業，弱冠移官池”的傲人成績。方承訓弱冠時即入博士籍，名列諸生之中，成為士林的一員。此時的方承訓，少年得意，家境饒裕，讀書入仕似乎指日可待，所以他也自視甚高：“古風追漢卑盛唐，近體杜陵實所誌。降此論文即大家，韓柳歐蘇奚足事……寧同司馬論覺夢，不侔四家相伯仲”。他立誌以韓、柳、歐、蘇自居，雄心勃勃，期待能在舉業上有一番大的作為。可惜造化弄人，方承訓名列諸生三十六年，始終是科考坎坷，一無所獲。萬曆元年，他再次趨試稽南，又一次無功而返，連母喪也未能趕上，實在讓他痛心不已。
方承訓的妻子唐氏，也是商賈家庭出身。因為唐氏一直無子，後來又納吳氏為妾。嘉靖丙辰（1556）年，方承訓三十一歲時，才由吳氏生下長子。這個孩子生來聰穎異常，十月能言，兩歲即能頌詩書，可惜卻在四歲時因患痘疹早夭。下葬三日，方承訓夢見兒子長跪說：“我丁卯歲複來，來當冬產。”盡管這樣的夢充滿神秘色彩，但是在隆慶丁卯年（1567）十月，吳氏果然又添一子，聰穎不亞於前子，亦愛嗜詩書，但是不久也因為患痘疹而卒。二子死後，方承訓添了一女。“四十喪二雛，雌鳥成老醜。枯楊冀生梯，得女心已久。”而女兒生活的不幸，也給方承訓帶來很大的煩惱。他的女婿是“十載飄寧水，三秋絕報音。蘇門童梓道，槐裏雁魚心。楚館柳青羨，蜀房頭白吟”。女婿流連青樓，身為長輩的方承訓還得四處奔波尋找，內心苦楚，自不足為外人道也。《征寧賦》記述了他的無奈：“閨房之號泣兮，誓以隨夫長流……謂藍縷不可出兮，毫之聲妓而胡憐。餘擲女以母錢兮，故遙望以息子。胡子錢之寥寥兮，並厥母而就馳。餘跋涉此途兮，越三載而二矢。……誰無女之適人兮，餘偏蹈夫終否。……夫落晷何以複其家兮，旦暮安辭夫女訾”。
方承訓還有一子方獻民，就一直以經商為業，沒有讀書進取。就是這一個兒子，也不能常常承歡膝下，而必須為家計四處奔波。根據方承訓曾經寫下《泛舟篇秋日送子往瓜渚》的七言詩來判斷，他可能在瓜渚一帶經商。方承訓還在詩中記錄下父子久別重逢的喜悅：“漂泊三千遠，驅馳一月歸。星霜資斧逐，濤浪食衣祈。歲暮趨椒捷，車輕羨馬飛。夷門魚托夥，旦暮籍無威。”
“舊遊生死感，新俗枳柑移。汴水滋魚躍，鄣山報。子錢忻什二，長劍佩雄雌。暫釋驟頭絡，姑浮蟻滿卮。”方獻民之妻莊氏，同樣出身於商賈家庭。
科考的坎坷，加上個人生活的不幸，最終導致方承訓在名列諸生三十六年之後，無比沉痛地寫下《釋業告先考文》，從此告別了讀書人的生涯，重操祖業經商。而這篇自白式的文章真實地描述了方承訓的矛盾心態：“上之莫能媲晁擬卻有賢良權首之譽，次之莫能屬世列甲賜對公車齊出身之榜，次之又莫能與計偕求外任享夷金服紫之榮，下之莫能叼廩祿，累日積年取卑官以愜攻業始誌。四者無一遂，苟列諸生，碌碌瑣瑣奔趨迎送，愈益為爾考羞，遂堅決釋諸生業，喁喁慕古以成一家之言。”讀書人的四種出路：求名、中舉，入仕、取官皆一一向方承訓關閉，而身為生員不得不迎來送往的生涯又讓他日久生厭：“弱冠服藍袍，旦暮思以脫。……朝以迎上官，昔以伺師闥。”所以，方承訓痛下決心，在晚年一改初誌，向古今聖賢學習，發奮著述以成一家之言。所以，他的釋業，隻能說是放棄科考，而並不是與文學徹底決裂。
促使方承訓釋業的另一原因當是家庭商業的中衰。在父兄時代，倚仗父兄在外行走奔波，方承訓得以無後顧之憂，專一讀書。而父兄一旦棄世，家庭商業無人掌管，衰敗也在情理之中：“薄田原已隘，所籍有市行。少年朋不戒，故業蒼反黃。長江臭厥載，市門空其房。昔以忝溫飽，今以憂稻粱。離離供什一，言之斷中腸。”方承訓在詩中，多次描述到家境大不如昔的窘境。老母親是“衰齒餐葵藿，歲時罕甘肥，少壯娛溫飽，而老思常饑”。而自己則是“繈褓沉肥甘，中道辱摧折。突來出無虞，自守亦所缺。毛褐聊掩形，葵藿常餐啜。淡泊固養真，醇濃已久絕”。
對於方承訓來說，經商並不是陌生的事情，早在隆慶年間，他就從事過放貸。第二個兒子死時，他恰恰“以子錢故出遊淮”，所以未能趕回家。但是對一個自幼讀書的人來說，從業餘涉足商業轉化到完全靠經商為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經商生涯也不是很成功。方承訓大概後來又從事了數十年的商業，“遠遊十載客，歲月一何長”。他可能從事過棉布貿易：“市棉瓜渚美，爾羨武塘佳。十載留良賈……”，還可能涉足過漁業：有“漣水網羅龜……稱貸錢愁子……途窮斤斧虧……衰荊衣袂薄，稚女飯啼饑”等詩句。
客觀地說，終方承訓一生，在儒業和商業上，他都是一個失意者，沒有獲得過成功。而我們也隻有從他遺留下的《複初集》中，來探索這個平凡小人物的一生。
（三）雜色交遊
行蹤不定是商人的職業需要。因為出身於商人家庭，加上自己也有經商經曆，方承訓的所到之處甚多，可以說是遍遊名山大川，飽覽山河秀色。因此，他的交遊可謂形形色色，其範圍不僅包括徽州本地的文人士子縉紳大族，還有很多異地的士大夫；從交遊層次上來說，上至縉紳豪門，下至販夫走卒，各行各業的人員都有。縱觀方承訓的交遊史，非方氏族人而有名有姓記錄下來的就有一百三十三人之多。
士大夫是方氏交遊的第一類。他們多是本鄉本土的縉紳官員和在外為官的徽州籍人士，也有少數是方承訓在徽商寄寓地所結識的名門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類情況之下，交遊的雙方並不是完全平等的。他們一方是鄉賢前輩，早已功成名就，聲勢赫奕，而作為另一方的方承訓隻是子弟後學、平民百姓。後者對前者多是單方麵的仰慕，前者卻對後者缺乏必要的注意。所以方承訓的交遊考中，我們隻能夠看到方承訓單方麵的記述，卻難以在前者的文集中找到互證的資料。
周府賢宗室，巍亭道德尊。文章與匹，禮樂獻王存。宗學群英俊，倫坊挺翰藩。足淹日月。修左定乾坤。書傳羅間世，知交樂長軒。名園花卉異，俠客狗雞奔。求製門盈履，傳書扇布村。赤心丹濃座，白首紫薇垣。一省儀型表，三司名望。十年曾共，何日複談論！
這裏的中尉翁當指的是睦，《明史》有傳。方承訓與睦的交往主要是由於其兄方承誥的原因。方承誥“出遊唯以義取利，會詩講業是圖。其相交皆天下有名之公卿也。而周藩中尉西亭翁著書下士，蓋古劉向之傳，公獨師之”。既然方承誥以睦為師，方承訓通過其兄的引薦拜訪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據錢謙益的記載，睦“家固饒資財，僮奴數百人，皆逐羸車屑麥，執業自給，逐什一之利，其家亦大起”。身為宗室，而允許鼓勵家人經商，說明睦對於商業並不鄙視，他與商人的交往也在情理之中。
方承訓在《漣城聞祭酒許翁遷詹事喜成四十韻》、《奉贈許祭酒翁》、《寄許詹事翁十韻》和《送祭酒許穎陽翁赴北大宗師序》等詩篇中記述了自己與許國的交往。
《奉贈許祭酒翁》一詩中，方承訓記敘道：“許翁任南雍祭酒未盈秩，帝眷擢北祭酒，就道，眷愈益勤，遂徙詹事遼，喜持此奉贈。”《漣城聞祭酒許翁遷詹事喜成五十韻》中，方承訓寫下四百字的長詩，來表示自己對許國升遷的祝賀。從四篇詩文來看，方承訓記載的是許國由祭酒升任詹事時的事情。當時許國還沒有升任太子太保和大學士，所以，方承訓與許國的交往當是萬曆十一年之前的事情。
遊震得是徽州籍名人，亦有文集行世。卷三十一的《星源遊侍郎公傳》詳細記述了遊震得的生平。
公姓遊氏，名震得，字汝潛，星源濟溪人也。族人與公岐界溪滸地，辨界遊移，公笑曰：“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卒讓族人地，於是自號曰“讓溪居士”，人稱“讓溪先生”。先生生當宋末造，族居皆受什一力田，又多出為童子師，鮮業儒術。公獨崛起攻經術，為族倡治經，為諸生嚆矢，凡左右鄰鄉習經術諸生皆從公遊講業。公出就縣大夫試，即置第一人。於是督學使者行縣，複置第一人，遂籍名博士。諸生業門牆，然率皆名士。嘉靖辛卯，嚐與計偕，未就對公車歸，歸愈益精經術製策，不遺餘力。戊戌歲賜對公車，授行人，出使，駸駸名愈益盛矣，諸使君不逮公遠甚。於是拔擢給事，諫奏議日上，著直節，公卿大夫諸貴人皆斂跡。時兗州當國諫臣，諸諫臣鹹避諱不直言事，公獨上對事，不顧畏避嫌，無鹿馬瑕疵，然以是出為監司矣。所至厲水蘖聲，赫赫建績，以贛殊勳，超擢授禦史大夫，出鎮閩海。閩海時當倭奴紛亂，群盜充斥。公業平島夷，授諸帥良方，略指示，悉蕩平之。閩海籍第令守臣非公，閩海且不保矣。閩海又南畿浙江障翼，閩海不保，浙直事亦去矣。保江以南皆公之勳也，公特不旌其伐，乃乞骸骨歸。歸未逾年，世宗心注簡在，複以少司徙起，分理糧餉之官，未三年，公猶持初心，竟乞骸骨歸。歸家旦暮督過子姓經術不懈。公族為星源著姓，與大阪汪族矩相伯仲，而縉紳不逮。始與公偕諸生者千一，公屢悉力推轂，猶僅百一。後被公專一甄讚佐館穀，迄公老白首，諸生居族人什五矣。簪纓不絕，興大阪名，爭高相為故國，皆公光複之也。公多襯且辨有口，所在寮寀鹹服公奇才德且稱之，六邑皆頌公功德不倦。世宗皇帝方倚公為屏翰，邊曆出入將相，而公竟卒矣。卒時年七旬，世宗哀慟輟朝，寵賜愈加。公上紀丹扆，下浹蒼生而勒碑銘，遠垂竹帛矣。誠賢公卿載！
此外，《複初集》卷十三的《贈司馬汪公五十韻》、卷十四的《喜司馬汪伯玉公歸省》和卷二十二的《司馬南明汪公歸省序》記述了方承訓和汪道昆的交往，而卷二十的《梅林賦———送績邑胡尚書公被論之京》還說明方承訓對徽州籍的另一名人胡宗憲也不陌生。
方承訓結交的第二類人是一些和他身份地位相當的在野文人。這些人飽讀詩書，但因為科考或其他緣故，沒有出仕。他們和方承訓身份相當，境遇相似，所以會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很多人因此成為方承訓的知心好友。這些在野文人是方承訓交遊的主體，而他們之中也不乏能人異士。
鄭九夏是方承訓交往最為頻繁的在野文人之一。從卷六的《答鄭山人三首》、卷九的《寄鄭山人》、卷十一的《酬鄭子陽》、《懷鄭山人》、卷十三的《奉觀鄭山人畫清溪圖十韻》和卷三十三的《鄭山人傳》等大量文字材料來看，兩人的交往非常密切，不同尋常。
鄭九夏，字子陽，歙縣鄭村人，字詩畫在邑中號稱三絕雲。現存之《雙橋鄭氏世家圖譜》有鄭九夏所繪《鄭村十二景》，每景均題詩一首。
“我祖，遁跡丘園。卜居茲土，以姓名村。境之廣敞，歙之中原。青山環繞，儼若城垣。施仁尚義，賢哲勝騫。有以功德，廟食以元。有稱廉史，貞白表門。有工理學，解經立言。世代久遠，子孫繁衍。簪纓接武，文獻具存。繪圖記譜，永貽後昆。”落款為：雙橋鄭氏二十世裔孫鄭九夏寫集。
既然鄭九夏號稱字詩畫三絕，所以方承訓有《奉觀鄭山人畫清溪圖十韻》：“清溪浮練素，潭水蕩雕梁。點綴沙鷗渺，蒼茫水荇長。遊魚隨出，飛鳥逐舟翔。環翠鬆疑冷，金山宇恍涼。幽人驚自在，魚艇詫烹香。橘綠呈時景，楓紅受曉霜。愛溪情染細，托興物圖詳。繪事誇其筆，玄光感痛腸。十年哀不掛，三絕羨難忘。嚴鄭灑江後，丹青寶此章。”卷十一還有《酬鄭子陽》：
“鶺鴒憐共被，伐木念敷腸。契闊交侔白，光芒染過黃。史遷讎未帖，詩社哂偕臧。日注論樽想，秋深遠草堂。”
此外，與方承訓來往密切的人還包括葉茂材等人，因為他們與方氏一樣同屬民間文人，才氣不足，名氣也甚微，所以很難搜尋到生平資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商人是方承訓交遊的第三類。由於方承訓出身商賈之家，本人中年後又從事商業，所以《複初集》中提到名姓俱全的商人達七十九人之多。
方承訓交遊的第四大類是遍布歙縣及徽州一地的自由職業者，包括醫家、塾師、僧道等。王振忠對此論述甚詳。
（四）追慕李、何———方承訓的文學觀
四庫館臣將方承訓的《複初集》定位在複古之作上，而從篇名來看，方承訓也是傾向於複古的。明代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複古口號，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明史》的記載：
“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複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以下一切吐棄。操弧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
在這股波及極廣的文學複古潮流的影響之下，方承訓追慕李夢陽、何景明等的複古理論，並且極力向複古陣營靠攏。盡管李、何等人在複古運動中占有極高的地位，本人也有相當的文學成就，但是他們都沒有寫下論述複古主義的專著，隻是在一些尺牘序跋裏，寫下零碎的文辭。無獨有偶的是，方承訓也沒有專章論述自己的詩學主張，他的複古理論主要集中於卷首的《原初漫談》、卷四的《古歌》和卷三十五與友人的書信往來之中。《原初漫談》原有七條，現僅存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