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言詩體肇自虞，三百篇固詠，輒而作者之權術也。乃作名世大家集等類，海內詩人每每推轂崇尚，不啻，賦四言乃弗尊擬風雅，顧效慕阮公，辟之鼻祖，卻喧昆侖而頌嵩泰矣。本之謂何？是者必當追擬風雅，無容翦翦拘拘魏晉，所夷卑弱矣。
一、古樂府體肇自唐虞三代，而秦漢魏晉作者愈益眾多，大都流自天真而可播之音樂，屬文尤當樸，斯偕道間有作者，意或類焉。顧措文諺俚琢，猶然囂囂自得，謂可作求，似與古雅體大謬不然矣。餘欲擬議初體，罔敢弗肅，以俟大家采纂焉。
一、五言古詩肇漢蘇李，浸淫魏晉，洋洋乎風雅遺音也。以故作者熔意陶詞，誠克專一，漢魏庶幾得之。若唐，五言古詩雖成一家，違古遠甚，體奚稱焉？國朝李、何崛起，追聲古昔，昂昂然稱大家矣。餘竊出管蠡，嘐嘐漢魏，是可與知者道也。
一、七言古詩兩漢魏晉作者罕儔，然古樂府中亦間見之，實偕五言古體一也。唐室作者不類罔，應對君上賓客，必宗中土，談漢音，乃或不覺以楚語越音間之，雅邪？非邪？昔人談詩，無慮數千萬室，要皆得精亡粗，攻內遺外，若相千裏馬，然專一精內、詿誤於牝牡驪黃之表，未緘茲微病，餘固以為遺典也。以故特綴雅體，捐棄宿弊，未省大家作者誚讓不肖何如也。
一、唐人無賦，漢人無騷，乃自古議之矣。然謂唐無賦者，昧其體也；謂漢無騷者，遺其意也。是故，必具體肖漢而寫騷之情作賦，而崇本於騷，原騷而流衍為賦，斯屈、宋、馬、班所為難也。餘固有誌焉，然未之逮矣。
一、五言律《晚出左掖》詩雲“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奉陪鄭韋曲》詩雲“家家惱殺人”；七言律《九日藍田》詩雲“笑倩旁人為正冠，醉把茱萸仔細看”；《蜀相》詩雲“丞相祠堂何處尋”；《秋興》詩雲“寒衣處處催刀尺”，其曰“花底”，曰“柳邊”，曰“惱殺人”，曰“倩”，曰“旁”，曰“把”，曰“仔細”，曰“看”，曰“何處尋”，曰“處處催”，若茲類文，果諺邪？非邪？
而風雅、《離騷》文曾有是邪？篇中斯類茲甚，難以枚舉。在詩人嚆矢者猶然，矧下者邪？夫《詩》洋溢三百篇而流衍為《離騷》文，鹹渾雅嚴肅，絕無俚諺文辭，染點毫翰以穢簡策。嗣者空兢兢前輒，庶無失軌矣。猶之語言……（原文下缺）。
從現存的《原初漫談》來看，方承訓分別闡述了四言詩、古樂府、五言詩、七言詩的起源以及流傳，並且論述了文學的繼承性以及文學作品中使用口語等問題。四言詩體源於詩經，是中國詩歌的發展源頭，並且一直被後世人廣泛使用。但是到了明代，學習者大多追求魏晉時清談怪誕的詩學風氣，而忽略了風雅的原來意味。古樂府源於唐虞三代，秦漢魏晉時期作者甚眾，作品也是質樸可喜。但是後來的作者為了模仿其天真自然的特點，刻意采用了大量的俚語諺語，就使文辭流於粗俗。五言詩繼承了《詩經》風雅的特點，以漢魏時期的創作成就為最高。到了唐代，五言詩雖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獨成一家，但是已經失落了風雅的意味。所以以李、何為代表的複古派的學習對象是漢魏五言詩。至於七言詩這種文學體裁，在兩漢魏晉時期很少見到，但是卻存在於同時期的樂府詩作品中，所以其文學淵源應與五言詩是一脈相承的。
唐代的詩人群體多，創作出的作品也頗為壯觀，但是不少詩人多注重詩歌的內在精神卻忽略了詩歌格式、聲律等外在因素，因此也受到方承訓的批評。此外，方承訓還對古今文學作品中大量運用口語的現象表示了不滿，認為這也是喪失了詩學傳統的表現。
他進一步批評了唐朝的七言律詩。其前言道：
五七言律詩製自唐貞觀，盛於數大家，構意雖佳，字句鄙俚，茲多違風騷遠甚。即聖於詩者亦不免焉。五言猶雅，七言繩繩襲鄙俚罔覺矣。
宋元卑調，固不足言。即國朝名士追宗唐者，篇章雖富，踵弊猶然不易，餘竊病之。特為雅體上追風騷，此可與知者道也。其詩雲：“七言諧律肇初唐，逸思奇篇跨宋梁。綺麗猶然糅玉石，璠璵獨昧混蒼黃。雅詩精粹寥何續，騷語幽深竟渺茫。管樂窺天追起喜，千秋近體調重光。”
卷三十五的《與詹氏論文書》和《與詹氏論詩書》也體現了方承訓的複古文學觀點。在《與詹氏論文書》中，方承訓認為士子致力於四書五經和他們慕古詩文並不矛盾，相反還可以互補。《與詹氏論詩書》則涉及到其複古詩學：
夫五言古、七言古皆古風也，皆《三百篇》《離騷》流遺，當視為一體，無大謬不同者。我朝弘治以前詩習冒宋元體，無足尚矣。自李何崛起，複尊唐體，縉紳士大夫知慕效之，間能以詩鳴世。而江湖畎畝幽岩處士，亦稍稍追宗，若初唐盛唐複出矣。而經生塾師猶不免宋元調習，匪若三代李唐，上之廟堂，下之曲巷，鹹趨雅頌、近律，無人人殊，蓋亦風氣使然，不可知矣。李獻吉稱冠我朝，作者近體匹杜五言，古傲漢魏尚矣。至七言歌行與五言岐體，亦李杜儔耳。擬之漢魏，猶然別自一霄壤也。使李獻吉九泉可作，當以仆為忠臣矣。
方承訓以唐詩為學習對象，而對宋元詩不屑一顧。但是，他以唐詩為學習對象的終極目的是要成功效法秦漢魏晉時期的作品。此外，方承訓還提到自己學詩的經曆，按照他的說法，他並不是人雲亦雲的推崇唐詩，貶低宋詩，而是在大量閱讀唐宋詩之後進行比較，得出唐詩優於宋詩的結論，並對朋友隻注意魏晉時期的詩文而不閱讀唐詩的做法提出批評。
《複初集》卷四有古歌六首，分別為《宗詩經》、《宗離騷》、《宗史記》、《宗漢初賦》、《宗漢魏晉詩》和《宗杜近體詩》。客觀的說，方承訓創作這六首古歌還是為了補充說明自己的複古理論的，但是如果拋開他的創作意圖來仔細研究作品，卻發現其中隱藏的文學思想大可玩味。引文如下：
《宗詩經》：“二南兮正始。列國風兮婉孌。雅大小兮輝煌，三頌兮享薦姬。德季兮詩亡，秦漢代兮靡章。寥寥千祀兮不振，餘欲與古兮齊光。
賦事兮詠性情，起興兮托以成，比物兮引類，結構兮含精。”
《宗離騷》：“具內美兮修能，效靈均兮茲登。佩離騷兮辟芷，紉九歌兮蘭。服天問兮萁茝，扈杜蘅兮九章。駕青虯兮遊遠，卜居於漁兮徜徉。結汨羅兮既沉，嘉九辨兮嗣音。大招往兮靡紹，餘神交兮幽深。”
《宗史記》：“太史兮渾樸，記傳天成兮不斵，齊輝兮日月，相參兮川嶽。班楊兮欲接，武諸子作兮不類。魏晉六朝兮偶，斯文兮墜地，韓柳兮揚餘波，歐蘇兮托菖蒲。釋四乘兮駕，禦馬遷兮鳴珂。”
《宗漢初賦》：“屈宋兮托，賈莊祖兮孔陽。品橐兮駢儷，金碧兮輝煌。魏晉紉兮瓊瑤，南北作兮續貂。唐無賦兮遼，餘揉桂兮申椒。遠則兮騷經，步驟兮餘馨。純粹兮帷佩，蕭艾兮不寧。”
《宗漢魏晉詩》：“篇十九兮瀟灑，祖離騷兮追風雅。魏緝漢兮晉複武，陽春歌兮和何寡。有唐興兮繼作，倡和兮胥賞。成一家兮爰且，傳體不類兮安傲。餘駕辭兮乘陵，曹謝兮靡朋。效風騷兮本始，與漢晉兮偕登。”
《宗杜近體詩》：“唐有作兮更近體，杜之律兮蹕肯綮。與李聖兮相翱翔，十二家兮靡抗體。糅淡簡兮綺麗具，壯肅兮疾迅。蘭茝被兮峨冠，垂冕旒兮拂縉。五言兮獨步，七言兮孰附。餘更古兮徂今，以千羨兮為度。”
《詩經》、《離騷》、《史記》以及漢賦、魏晉詩、杜甫的近體詩都是方承訓讚賞的對象，他也在此一一作出評價。方承訓對《詩經》一直都很尊崇，《宗詩經》中明顯的表露了他的這種尊經觀。他分別概括了風、雅、頌的不同風格，並且準確定義了賦、比、興的特點。方承訓還把《離騷》推許到與《詩經》同等重要的地位，並對《離騷》中的浪漫華美的風格讚賞不已。
方承訓對史學一直都很有興趣，他對《史記》的評價相當的高，並曾經有花費重金購買《史記》的記述。在《與唐佐教論修史書》中，他提及“竊嚐誌野史之義矣”，認為史書應該做到“不沒善，不隱惡，侃侃然為萬世君臣程式”，並對《宋鑒書》作出批評，認為修史者出於尊華抑夷的考慮而擅自刪篡那些兵戈戰亂的曆史，是以人心來寫曆史，混淆了後人視線。而且，修史者抱著這種主觀的態度來寫曆史，實際上與寫時文並無二樣。所以，他有“論史偏仇宋，談詩偏愛何”的傾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宗史記》的這首古歌中，他並沒有讚揚司馬遷客觀公正的寫作態度，而是更看重《史記》的文學價值。他提到了班、楊以及韓、柳、歐、蘇等古文大家，說明他是把《史記》當成古文的表率來評論。他認為《史記》的總體風格是質樸自然，而且對《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評價頗高。
對待杜詩的評價也可以表露方承訓的文學觀。《宗杜近體詩》中，方承訓注意到杜詩的幾種不同的創作風格：綺麗、壯美、簡淡以及精煉等。他沒有象一般的複古派那樣揚李抑杜，而是把李、杜相提並論，給予杜詩公正的評價。
從六首古歌來看，方承訓大致認識到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要所在。盡管方承訓還不能明確認識到《詩經》和《離騷》分別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和浪漫主義文學的起源，但是他已經意識到這兩部偉大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特殊的地位，並且把這兩部作品視為後代詩歌的起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引用漢儒的話來解說《詩經》竟然引起了時人的非議。同樣曾經致力於儒業，和這些拘泥於朱注的文人相比，方承訓的閱讀視野無疑更加開闊，他對文學的認識也更加客觀公正。他高度讚揚了《史記》的文學價值，並且公正的評價了杜詩，這也是方承訓高於一般腐儒之處。
在方承訓的理論闡述中，“風雅”一詞出現了多次。他的“風雅”含義與風詩和雅詩中的“風雅”並不一致，而是與格調說有點近似。從行文含義來看，他的風雅側重於“雅”，指的是一種文學創作上的高雅。也就是說不僅要注重詩歌內在的精神、品格，還要注重詩歌外在的格式、聲律，強調詩歌的審美特征和藝術技巧。隻有兩者的結合，才能達到方承訓所要求的詩歌的完美境界，而這也是方承訓複古的終極目標。正因為立論於此，所以他才對詩文中運用口語、俚語的現象提出批評，甚至對流於揮灑性情而忽略外在形式的唐詩也表示了不滿。
“唐無賦漢無騷”的觀點是李夢陽提出的，也是繼“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外複古派的另一大理論支柱。但是頗有意味的是恰恰這一點卻受到方承訓的置疑。在《原初漫談》中，方承訓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所謂的賦和騷都隻是相同文學精神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文學形式，它們內在的文學精神是一致的。時代發生了改變，如果硬要今人去套用前代的文體，隻能是強人所難。胡應麟曾經提出：“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
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迭尚，而異曲同工，鹹臻厥美。”其實，盡管方承訓沒有像胡應麟那樣明確提出詩體詩格代變的問題，但是他的大致意思與胡應麟是相同的。可見，方承訓在品評文學時，並不是亦步亦趨的追隨在李何之後人雲亦雲，而是保持著一個清醒的頭腦。能夠透過文學現象去揭示文學本質從而注重文學內在精神的繼承性就是他的一大進步。
遺憾的是，方承訓身為小人物，加上自身才力學力所限，他沒有膽略也缺乏足夠的理論水平來駁斥複古派領袖，他隻能在心中存疑的同時又無條件的接受這種提法，並以此作為教條。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方承訓在《原初漫談》中對“唐無賦漢無騷”提出了異議，但是在古歌中卻又以“唐無賦”來充實自己的立論，並且提出屈原開創的離騷體詩歌和司馬遷開創的傳記文學都出現了文學繼承斷代的現象。盡管方承訓也隱隱意識到複古學說的不足之處，但是他沒有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懷疑，而任憑這一忽現的靈光埋沒在窮老白首拘拘複古的辛勞中。所以，他也始終不能擺脫後人對他“揚何、李之餘波”的評價。
（五）別有洞天———《複初集》的文學價值
方承訓對自己的詩文頗為自得，他多次在詩文中提到自己要超越韓、柳、歐、蘇，達到與李白、杜甫相伯仲的境界。“裁詩日十首，海內哂殊雙。賦慕離騷體，歌窺漢魏腔。”這首詩反映出他對自己詩文質和量的自信。但是，平心而論，方承訓詩文的成就並不高，他的創作受到了格調說的影響。
詩歌的格調本意指的是詩歌的格調聲律，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高華雄壯、富於變化的美感。具體到詩歌創作上來，就是論詩時不講究知人論世，而是提倡通過熟讀涵詠的方法對詩歌的藝術風格作整體上的把握。李夢陽、李攀龍等人在學習唐詩的過程中推崇李杜，主張詩歌要有雄渾的格調；何景明、王世貞等人也都熱衷於追求雄渾博大的氣象，理論與創作均偏重風骨。雖然格調說不排斥情、誌，李夢陽在文學批評中也再三提到情誌的重要性，但是長期以來，在格調說的影響下，作詩者一味從格調入手去追慕古作，必然是得其形而遺其神，招致膚廓模擬的弊端。正如袁宏道所指出的：“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也。……夫複古是已。然以剿襲為複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合。”而方承訓就恰恰走入了這一個誤區，這種一味的模擬成為他詩文創作的總基調。
李攀龍曾經把《古詩十九首》和《陌上桑》僅僅改動幾個字就當成自己的作品，這同樣是方承訓所采取的創作手法，而且模擬範圍之廣遠在李攀龍之上。在模仿古樂府的過程中，他大量采用已經膾炙人口的前代作品如《戰城南》、《有所思》、《白頭吟》、《行路難》等的立意、布局、構思來創作自己的作品，至於有些作品僅僅改動幾個字也就堂而皇之地收錄入自己的詩集中。如《擬上邪》：“上邪，結交以心相知，生死無絕衰。黃河如帶，岱宗如礫。長夜日光，日中見慧，天地覆，而後與君離。”《箜篌引》：“公無浮海，公竟浮海。墮海而亡，誰為公悔。”這兩首樂府詩與《上邪》和《公無渡河》極為相似。他的《擬古詩十九首》和《雜詩三十三首》也是抄襲前人的立意，文辭。方承訓還屢次將《詩經》中的四言詩每兩兩並為一句，成為一首新的七言詩。他甚至還樂此不疲地把《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等詩篇改為七言，用來“示五七言一體”。而這樣類似於文字垃圾的模擬之作除了讓人生厭之外，還讓人感到深深的悲哀：方承訓的一生就在這樣所謂的“複古”中不能自拔，他的創作始終是帶著鐐銬跳舞，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精力，並且到死也沒有意識到這種複古創作的害人害己。
除了泥古、襲古的弊病之外，受到自身才力所限，方承訓的詩文中還有很多雷同之作。他有很多描述晴天的詩歌。
首夏稀雲影，和風喜霽晴。麥黃奚沃雨，秧綠愛蒼明。穗浪花翻錦。
萌針水刺丁。飽餐忻有日，事稼逐牛耕。（《初夏喜晴》）
午輝晴未老，昏夜雨愁盈。日赫疑蒼，電明。婦姑虞麥病，桃李畏飆驚。黴雨時傾，嗤候逆。（《朝雨午晴》）
三月愁淫雨，今春羨獨晴。農人爭易菽，詞客稱吟鶯。麥秀歌岐穗，蠶盈詠網駢。鼎調牛不喘，淑氣遍蒼生。（《喜晴》）
春蒼忻雨澤，春卉喜晴風。石鶯不時起，濯魚或駛。方暄熏色媚，歘雨訝籠叢。納二乾坤大，甄陶物在籠。（《春晴雨不常》）
春草雨稠綠，春花風色顏。震雷喧晦息，東作喜晴明。晝賞葩繞笑，宵滋柳向榮。世平殊雨露，萬彙屬陶威。（《霄雨晝晴》）
麥吐蒼捐雨，蠶營網欲明。喜天遙對酒，得句漫題晴。山聽鶯聲巧，湖漁鯉漫盈。晚霞飛散采，千裏可遐征。（《喜晴》）
黴雨苦頹傾，茲聽喜間明。原田耘好火，舟艇荷長行。淹稻欣欣茂，泥蔬菀菀成。坐觀堯舜世，風雨愜晴。（《喜晴》）
江晚生風霽，陽殘映樹明。暮鍾音散亮，岑閣影搖清。柳暗鶯猶喚，林昏鴉未。春霖愁判月，更夏喜初晴。（《晚晴》）
暮春霖苦浹，早夏霽忻晴。雙麥驚岐穗，孤蓬喜藝蘅。耘田禽有噪，播穀語繁聲。蒼帝機難測，愁饑駛徒盈。（《喜晴》）
春晴景色媚堪題，句步邯鄲未與齊。蒼蕊盈枝空吐秀，禽聲在樹自卑低。陶篇俊逸才難擬，謝詠清新興苦睽。遲暮深憐春欲晚，寧愁蒼鳥日忘西。（《春晴》）
從這十首吟詠晴天的詩作來看，盡管在季節上有春晴、夏晴之分，時間上有午晴、晚晴之別，但是它們的雷同之處很多。從格局上來說，開篇大都是從陰雨入題，頷聯頸聯來描寫晴天的景色，最後再歌頌大好盛世或者表明對晴天的欣喜。從文辭上來說，方承訓反複使用了黴雨、稻穗、柳枝、禽聲等詞語，表現的意象也十分有限。此外，詠歎夏夜和述懷詠誌的詩歌在方承訓的詩集中也是屢見不鮮。同一題材的大量泛濫，而方承訓又缺乏足夠的才力去駕馭把握，他的這些作品隻能成為簡單詞語的堆砌，而絲毫沒有寫出新意和特色。
盡管方承訓的詩文成就從總體上來說並不高，但是也有一些值得稱道的地方。而正是這些獨特之處，才是研究方承訓詩文的真正意義所在。
（一）商旅生活
明代中後期以來，有大量的民間文人加入到文學創作的隊伍中來。與傳統的士大夫文人相比，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而最主要的就是因為他們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引發的視野、審美趣味以及美學思想的差異。士大夫文人身處廟堂之上，他們憂國憂民，關心國事，對國家社會有很強的責任心和參與感。他們目光所及的多是上層社會，偶爾也會以俯視的眼光去觀察民間生活。而民間文人因為一直生活在下層社會，與一般的民眾息息相關，所以他們對民間疾苦有著切身的認識，對民間的描述也有真情實感。
由於方承訓一直都沒有如其所願地脫離民間去成為廟堂上的一員，始終都生活在民間，盡管他的交遊中會有幾個達官顯吏，但是，他的人生經曆主要是在民間這一社會層麵展開，他對現實社會和下層平民的生活非常熟悉，特別對於徽商，他置身其中，嚐其甘苦，曆其艱辛，他將這些商人的經曆和感受寫入自己的詩文，便為文學史貢獻了一個士大夫文人所不能書寫的題材內容。
從明代到今天，在人們的印象中，徽商都是一些豪賈巨商，擁有數額龐大的財富，進而結交官府，雄霸一方。文學作品中所描寫的徽商也往往都是一擲千金，風光無限。而方承訓卻把目光投向成功徽商的背後，在他的筆下大多數時候出現的是一些小本錢營運的小商販。這些小商人沒有獲得成功，一直在社會的底層掙紮，但正是因為有這些默默無聞小商人的辛勞作為奠基，才能創造出徽商的輝煌時代。《新安歌三首》以民間歌謠的形式感慨了商旅生活的艱辛。
徽郡歙休商山高，逐末江湖波濤。辭家萬裏輕其遠，雲貴蜀廣日策蹇。多錢善賈暴客驚，無錢單客負擔行。黃河水凍守孤舟，鬥米不濟窘口謀。江漢乘風舟且覆，僥幸能生十罕六。君不見、下塘億萬富家翁，坐獲子錢何偉雄！（之二）
下塘富室天侔福，新安之富何碌碌。子錢跋涉阻且艱，即欲灌園窘諸山。食衣溫飽輒為足，醪膳局促坐無縟。出門孤使供其役，慚彼前呼後擁赫。富傳十世花無園，田盈千畝草其門。君不見、南翁起家億萬金，木床本質猶布衣。（之三）
徽州商人離家萬裏逐末江湖，多是迫於生計不得已而為之。一些小本錢的徽商，僅靠一人一擔跋涉於山水之間，辛勞是可想而知。特別是遇到冬天黃河封凍這樣的時節，隻能夠枯守一舟，過著極端窘迫的生活。此外，長途販運可能還會遭到舟覆人亡的慘劇。所以，這些行商不由羨慕起放貸的巨商能夠坐獲本息。經過這樣的苦楚，即使是僥幸發家的徽商也舍不得揮霍無度，而保持著一貫的樸素本色。
除了經商過程中的艱苦之外，徽商們還要經受自然與社會的雙重考驗。
古時交通不暢，長途貨物的運輸隻能依靠陸路和水路，而陸路往往蜿蜒盤繞，不如水路快捷。為了搶占市場先機，徽商們通常會選擇水路來販運，而一旦河道淤塞，他們的損失是慘重的。卷十四《河淤商民交病》前言有雲：
湖口至漣城，河道僅百裏，爾邑三十裏黃河沮洳。貨載病陸艱移，或出淮子港，膠淺十日可至漣，或循海入河，天風不順，二旬猶有至，不至且臭厥載。而有司坐議通河，猶豫靡決，民商交病矣，遂作。
其詩如下：
漣台川道自聯河，河水淹淤舟苦軻。淮港可夷湍涉淺，蒼溟冒險巨濤多。魚鹽倚載商供利，風浪摧艇上不屙。糾令鳩工疏故道，帆檣鱗次日城過。
自古黃河、淮河的自然災害就特別多，氣候無常。徽商們在長途販運的時候即使特別小心，也免不了有意外之險。方廷珂一開始出賈的時候就因為運輸貨物渡黃河的時候翻船而失敗。除了自然因素給經商帶來困擾之外，各路官吏的吃拿卡要也是徽商的另一大難題。淮河一向是南北商旅運輸貨物的必經之路，而官吏憑借手中職權來作威作福，對徽商百般刁難。《淮吏羈舟》描述了徽商對此無可奈何的心情。其前言記述道：“淮郡南北商載道經，古來設征耳。胥奸滋，百弊叢集。苛法稽長年舟，由舟師窘措，或鬻子，計由以應，商每坐泊旬日始釋。”其詩雲：“漂泊攜貲逖故廬，百蒼獵一己為魚。
餉軍無辦分商利，戴治尤宜供國儲。猾吏萬端零葉盡，窮舟孑蔭並根鋤。旬餘稽守囊空病，久滯天涯無報書。”作為小商人，他們遠遠沒有資金本錢去以布衣結交天子，連一般的小官吏都無力結識，隻能對官吏的刁難逆來順受，委曲求全。
盡管經商之途充滿艱辛，但是，經過一番苦難之後滿載而歸的心情才是徽商們真正的愉悅。正如《歸自寧川》：“十年甘僻宿，半百寂無音。楚水遊幾遍，吳山入已深。飄飄萍蕩水，隱隱愁心。征覬空囊滿，青錢複爾尋。”作為商人，經商獲利是最終的目標，也是他們的人生指向。就算是沒有獲得滿意的收獲，但是“賈而好儒”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徽商們也為慰藉自己失落的情緒找到好的去處，他們轉而寄情書史，樂以忘憂。《暮歸》有雲：“生理憑吾道，無遑別業籌。緡錢依定柄，樽酒每登樓。晏日移梁水，投鴉趣蟻舟。到門燈遍闌，綴史複忘愁。”
明中葉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賈逐漸成為經濟生活的重要角色。
一向被視為末流的商人在那個時代獲得巨大的成功，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因素，它在意識形態中也迫切需要代言人來鞏固自己的優勢。所以，富裕起來的徽商廣泛結交文人士子，並且積極培養下一代進入主流社會。因為家庭、職業的原因，方承訓自覺的轉化為新的經濟因素在意識形態中的代言人，他觀察事物具有獨特的商人視角，為商人立傳，為商人寫心成為方承訓詩文的另一特征。《商節》一詩就頗似商人的自我告白：
遐挾微貲賦北征，無雙聊試子錢輕。支吾需給忘謀粗，食飲盈餐莫擬精。車覆前途渾慢省，功成後事自今庚。金銀夜識雖無意，居室循循重子荊。
徽商多是以鹽業起家，方承訓卻更多的描繪了鮮為人知的徽州魚商情況。漣湖是徽州魚商的重要聚集地，此地魚資源豐富，商賈也很多。《冬日憶漣湖》：“冬仲水初結，漣魚畜愈多。罩罿閑不事，鯽鯉草成窩。岸岸棲莊賈，艟艟荷笠蓑。蘆齋煨顆芋，酒肆濡腴鵝。六物需春試，單錢待臘過。舊朋缸滿鹵，新信水漂波。浮海無前險，眠途絕後軻。萬重山迥阻，千裏水徒歌。
鴻便音傳友，梅繁色映波。椒盤魚憶味，歲首鷁飛梭。”《湖興五首》之一：“春水迷湖草漫齊，東昌西口賈盈堤。嘉魚潑潑群魚躍，響節嘵嘵鼓若鼙。紅杏影搖新景媚，白鷗翔集故江棲。魚人籍籍滋罾罩，煙市銀鱗作菜鮭。”此外，如《寄宗弟應君釣漣湖十二韻》中“莊賈群豹，行商戈鮮禽”都記敘了魚市的興旺。冬季是魚市的淡季，但為了搶占來年的先機，徽商往往選擇冬天前往魚市。《送友人冬往漣湖》：“秋晚期同涉，冬寒尚滯家。江湖常動羨，蓬簞每興嗟。去去魚潛丙，盈盈價足誇。行商多內顧，莊賈獨浮楂。菊盞憐分手，椒盤憶頌花。雲煙連客爾，雁鯉到何遐。漣水永堪渡，彰山雪已。京城遲出馬，玉口早投鴉。瓜渚酬偕艇，魚昌謝惠茶。祖酣舟蟻宿，奚畏夕陽斜。”在諸多徽商的努力之下，漣湖成為一個夜不閉戶的世外桃源：“歙賈魚昌樹市叢，四方圍水絕梟雄。柴扉不掩如邀月，寢戶疏防隻襲風。鰱鯉慢藏驚俗羨，稻粱雲積似年豐。村居形勝偕斯險，比屋熙熙帝世同。”
除了漣湖之外，其他地方也有徽州魚商的足跡。《淮郡南溝北湖俱足魚貿事甚殊》就記述了淮河一帶的魚商：“二湖春暖足嘉魚，賈客奔馳道異廬。昌水乘舟迎釣叟，沙渠坐旅待魚車。孤帆漂泊風波夕，聯社梟廬傳塞殊。四顧寥寥成獨臥，誰知夷坦樂居諸。”寶應湖也留下了徽州商人的足跡。《泛寶應湖序》中方承訓一邊浩歌興嗟感歎寶應湖的壯觀景色，同時想到商賈從事漁業的不易：
……斯水族而從畜。大者或吞舟兮，纖者億萬其族。魚艇莫可枚舉兮，罾罿實夥於寰陸。徽商資以糊口兮，巨賈亦受其多福。維勢巨難以夾其河兮，乘風而濤每驚天。屢晝夜而不息兮，舟人哀號而可憐。苟長飆之橫飄兮，臭厥載而覆萬船。……商賈之出入兮，潛其窟而何之。
除了直接介紹徽商人物、事跡和徽商寄寓地之外，在方承訓所接觸到的事物中，隻要有可能，他就會將其與經商聯係起來，用商人的眼光去品評事物，比喻生動，妙趣橫生。在說明利弊時候，他往往借放貸來比喻，一目了然。
在《征寧賦》中他把嫁女兒比喻成放母錢，令人捧腹。卷三十四則記錄了一個以借貸母錢行騙的市井故事，發人深省。
（二）地域風光
對徽州自然環境山水景色的描寫同樣是方承訓詩文中的閃光之處。麵對自己熟悉的一草一木，方承訓飽含熱情的讚美故鄉，字裏行間浸透了自豪和驕傲。《新安謠》記述了新安江險峻的地理形勢：
新安江行難，三百六十灘。一灘增一丈，徽郡迥天上。石險水迅，一尺萬仞。篙師肩倒，柁老足懸。摧舟折檣，歸客倉皇。漲流順水，瞬息千裏。
《歙山歌》雲：
歙山峰嵂衝雲霄，四障奇特作其標。東有環翠屏之瀚，西從黃峰列楚翹。紫陽南峙雄華表，大障北阻巍且迢。鸞鳳交錯天呈巧，龍鳳參差怒若驕。回顧蒼鬱成圖色，鍾孕人文永未凋。
在卷十二的《紫陽城一十四景》中方承訓依次介紹了陽塚蒼鬆、廟蔭隕石、龜山雄寺、龍液甘泉、問政鍾聲、碎金灘月、江山圖畫、北嶽齊雲、五魁兢秀、雙郭聯環、七山應宿、六水會殷、河西十寺和龍麓長虹的壯美景色。此外如卷十一的《黃山峰》和《敬亭山》等詩歌還描述了歙縣周圍的著名景色。
方氏詩歌中還介紹了大量的徽州一地的土特產。如需要“調攝判雌雄”的歙鰻、“花蔓長懸白，深秋棘暴黃”的板栗、“水晶渾作體，玉質稟穹蒼”的銀魚、“跋白饑毗飽，苗丹脆更香”的蕨菜、“湖產仍泥性，江流喜沃腴”的黃鴨、還有“擬形蛙靡異，啖味鱉偕臧”的石鴨，諸如此類，枚不勝舉。
生活在人傑地靈、物產豐富的故鄉，方承訓的生活也頗有意趣。他的生活中包括了“翻飛入書堂”的燕子，“磐石種桃異，移根作杖奇”的桃竹杖，還有“風雨嘉林過，朱英逐馬飛”的石榴花等。描述山村隱居生活的詩篇也有很多。如：
城郭行來晚，江崖舟次鱗。揭蓬娛水漲，廢漿臥天真。（《放艇》）歲月雲連水，尋常蒼使儔。風輕帆捷馬，雨溢逝迷牛。綠柳娛鶯趣，滄州泛蟻幽。……（《舟隱》）
江上日連雨，村今晚欲晴。青山涵返照，綠柳映殊明。鴉宿林爭鬧，蛙昏塘亂鳴。火熒紛隱草，倏忽星流盈。（《村晚》）四月村偏冗，三農務不休。伺蠶供構網，事穡飽餐牛。釣寢無心水，溝營為養麰。錯爪莖矧布，竟日逐田疇。（《村莊紀事》）
雖然是半儒半商，但是方承訓的日常生活似隱非隱，似農非農，悠然自得，一派淳樸自然。
（三）民俗風情
《複初集》還對徽州的社會狀況、民風民俗作了真實的描述。方承訓在詩文中記錄了大量民間生活的原始麵貌，而他關注民生、同情百姓的情感也躍然紙上。
明中葉後，為了增加稅收，政府準備重新丈量民間的土地田畝，來清查被隱瞞下來的田產。徽州一帶地少山多，為了完成任務，郡吏們竟然想出丈山一招，將山林與田地等賦，計入納稅的範疇。方承訓身為平民，敏銳的察覺到此舉對百姓利益的損害，所以寫下《欲上邑大夫丈山未果書》。在文章中，他曆述了丈山製定法則的舞弊之處、徽州的獨特地貌以及山民倚仗山林為生的艱苦，懇求官吏放棄丈山，認為這樣才能“上之不失朝廷優渥黎民至意，下之不使豪右產多賦鮮，疲困小民，官之無遺舊額原賦，民之不增減偏頗以遺後患，則於國於民均便，無損獲益矣。部使者監司必不以山不可丈而貶能文，胡必翦翦拘拘，等地偕田，瑣屑以丈山而茲病黎民，重失太平盛舉邪？”
卷九有《六茶歎》一首：“高塚茶柯漫荊棘，平原茗所盡稼穡，郡邑備貢仍舊貫，富者傾產貧匍匐。何以致之行縣刻，先時不戒空默默。當期迫促略無惻，哀哀六安民菜色。”為了上交所謂的貢茶，官吏們不惜毀壞農田來種植茶樹，並且不斷的向人民身上轉嫁負擔，絲毫不顧百姓的死活。百姓中富者已經是傾家蕩產，而貧窮者更是走投無路，了無生機。目睹百姓的慘狀，方承訓對此無能為力，他隻能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深切來抒發自己的同情。《新安歌三首》之一：
土隘民眾穀不支，辟山墾塹苦何悲。風雨夜行山塢道，秋成不豐猶餐草。猛虎毒蛇日與伍，東方未明早辟戶。一歲茹米十僅三，麥穄雜糧苦作甘。深山峻嶺茅屋潛，竟年罕食浙海鹽。
方承訓沉重地記述了山民的艱辛，讀之不由讓人想起了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說》，愴然泣下。他的《苦貧行》則將貧苦生活描繪的淋漓盡致：“蒼蒼上帝何其心，貧無緇銖富萬金。日食曾無儲升合，仰視徒羨飲啄禽。嚴冬單夾窘無衣，促襟肘見嗷寒威。窮廬雪夜苦何絮，妻孥煨草相困依。往釣水凍投其竿，出樵無山且艱餐。事耕驅牛饑無力，讀書飲乏口噪幹。……”
徽州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封建倫理的痕跡特別厚重，而對婦女身心的束縛也極為嚴酷。此種傾向在方承訓的詩歌中也有表現。如卷五的《河中之水歌》原本是仿照唐代詩人沈佺期的《獨不見》歌頌美貌少婦莫愁的，但是詩中卻出現“莫愁貞靜且閑幽……謙德卑卑事和柔……女工籍籍複何求”等讚揚莫愁婦德的詩句。除了為方氏家族中的孝婦烈女寫傳記之外，方承訓還不遺餘力的為所謂的貞女節婦大唱讚歌。如《聖姑操》：“嗟嗟父母，不聽女言。孰知大義之勝恩。嗚呼，汪生與生，汪存與存，生死為汪氏婦，以義秉諸乾坤。
吾寧斷發而絕粒，不忍適諸他門。”《節婦山》：“甘節光靈阜，靈崗以義升。山川偕不休，禽獸籍飛騰。鸚鵡州未遠，鳳凰台靡崩。萬年銘勒石，有斐喜常登。”
明代的民歌藝術價值極高，流傳很廣，大量的文人也因此模仿民歌進行創作。除了對民風民俗進行記錄之外，方承訓也創作了部分的民歌。有的民歌是對以往曆史事件的追憶。如類似兒歌的《汾陽》篇和《平關中》：“汾陽複，武穆胡不複？武穆被佞臣，朝夕在君側。一日十二牌，徽欽安返國。”“平關中，頌沛公。約三尺，屈群雄。敷漢德，棄秦宮。一戎衣天下定，赤龍升，楚候聰。”有懷念嶽飛的《思嶽公篇》：“思嶽公，懷戎衣，匈奴未滅公何歸。公何歸，彼讒言，軍旅驅旋複南翔。複南翔，誌堪憐，恨與匈奴共戴天。共戴天，殲厥身，天下萬世稱忠臣。稱忠臣，歎昏君，局促南渡棄陵墳。棄陵墳，國步艱，徽欽斃虜不生還。我公千載祀武林，忠勇浹洽士民心。”也有的歌謠是對時事的記錄。如《征倭夷》：“征倭夷，殲渠魁。肅清南海，安靖北台。雄威孔武，震懸雷。”如《從軍》：“一更鼓角鳴，促士盡歸營。戴星嚴部伍，巡邏號令明。二更警未眠，荷戟守寒天。兢兢長慮襲，念念罷屯田。三更帳結霜，冷冷苦夜長。遙望關山月，忽憶茝蘭房。四更星鬥移，驪駒逐曉嘶，甲胄原不解，東方曙且黎。五更月在樓，行戎愈增愁。雞鳴天作曉，悄悄進更籌。”
這些民歌有明顯的文人創作痕跡。從內容來看，它們反映的並不是民間生活，而是與民間生活頗有一段距離的曆史事件、軍旅生活，這與方承訓的個人經曆是相脫節的。從思想上來看，方承訓的民歌具有濃厚的教條色彩。
《折楊柳》本是一種普遍流行的民間小調，內容多是描述男女之情或者江南景色的。不過在方承訓的筆下，就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方承訓的《折楊柳行》是這樣寫的：“天罰不漫降，禍福自己求。鯀殛湮洪水，共工長幽洲。（一解）妹喜促鳴條，妲己受首梟。伐夷獲褒姒，姬業亡一朝。（二解）鴟夷言不用，夫差死成嗟。受璧謝忠諫，虞公竟斃邪。（三解）城市何容虎，賢者不危親。二桃殺三士，伯夷終逸民。”盡管方承訓采用了民歌的樣式，但是所寫的內容卻陳腐冗長。這些作品都應該是他模仿民歌形式的一種個人創作，用新鮮活潑的民歌形式來傳播古板封建的思想意識。
不過，方承訓所創作的民歌也有優秀之作。如前麵所引用的《新安謠》，就樸實生動的反映了新安江險峻的地勢。他還有些作品的風格也非常接近民謠。如《禽言》：“各家栽禾，此日不種秋，如之何！”《阿子歌》：“憶昔雙雙鳥，雙鳥綠毛頭。饑啄螄螺食，渴飲江潭流。”《女兒子》：“關塞長夜月明明，猿鳥交啼淚盈盈。”這些詩歌內容天真生動，讀來琅琅上口，藝術價值遠遠超過那些複古之作。
三、墨商方於魯及其詩歌創作
至少在已有的中國文學史上，除了那些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作家外，被排列出來的作家大多數是有頭臉、有身份的人物。他們是官宦，或者是進士，屬於精英文人，也可以說是“士大夫”，所以他們的作品往往得到重視，乃至刊刻留存。而在精英、士大夫階層以外的人，即使有文學創作，也難以得到重視，大多數作品也煙消雲散，未留人世。當然，這隻是一般情形，也有例外，如徐渭，在被袁宏道推舉為“奇人”之後，得到的關注甚至超過許多士大夫。但無論如何，身份影響著文學史對作者的選擇。
本節所介紹和評析的方於魯，和方承訓一樣，也是晚明時期的一個小人物，他沒有舉人、進士的功名，甚至連秀才也不是；他更沒有踏入仕途，沒有獲取一官半職。盡管如此，他在當時還有一定的名聲。他是個墨商，所造的墨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睞，而且他將自己所造的墨送入皇宮，得到了萬曆皇帝的高度讚賞，這一事件使得他在士大夫圈內很有臉麵。在製墨的同時，他也舞文弄墨，寫詩做賦，他的兒子將他的這些詩賦命名為《方建元集》刊刻出來，於是，我們得以進入這個小人物的文學世界中看個究竟。
（一）方於魯其人
因為是墨商，小人物方於魯結交了一些在當時屬於士大夫階層的大人物。這些大人物很喜歡他的墨，一來二往，對這個人也有了了解，他們就為他寫傳記。萬曆五年進士、曾任吏部主事、郎中等官職的屠隆就寫了一篇《方建元傳》：
方於魯字建元，新都人。初名大滶，字於魯。後以於魯墨銘聞於今上，今上亟稱於魯，遂更以為名，字建元。父時通公賈江陵，建元江陵產，生有異質，慧性天妙，識玄洞微，綜覽經史，尤精物理，雖古之詧勞薪、采柯亭、辨海鳧龍鮓者，殆無以過。束發慕向平、禽慶、賀監、李白之為人。
嚐入蜀，登高唐，觀望巫山雲氣，尋荊王、宋玉故跡。臨邛僰，出夜郎，吊碧雞金馬，複走燕趙，婆娑邯鄲鳴瑟跕蹝處。駐馬薊丘，登黃金台，慨然歎昭王不作，豪士淪於草莽。吟嘯太白酒樓，取一桮南向酹地，直欲呼昔人而與之激昂千古，麾斥八極。久之，以病歸。時通公用賈起家，建元手揮數千金，散給窮交賓客，家遂就落，益務讀書談藝，詩調清遠，方駕唐人。汪伯玉司馬招入豐幹社，嚐以端午日集同社泛舟豐水之上，時天雨，溪流暴漲，舟行如駛，擊楫鳴榔，吹簫伐鼓，樂甚，總得如幹首，命曰《泛舟詩》。鹹舂容沉古，洵有晉永和諸賢遺風。時司馬公執中原牛耳盟，海內修辭之士，蜂擁歸命，其二弟仲淹、仲嘉，文采朗射，塤箎協律，而建元諸君並以雄雋佐之，雅道大暢。議者謂谹中何必減鄴下。司馬兄弟，如曹子桓、東阿麗藻絕代，而建元諸君，如應、劉、陳、徐輩，各把一麾，同登壇坫，盛矣盛矣！建元又善製墨，妙入神品，前無李廷珪，後無羅秘書，詞林寶之，不啻圭璧。以意造雲箋貝葉，雖蜀江薛洪度不能過也。不佞聞建元名垂十年，頃應汪司馬、龍使君白榆社招，一抵新都，即與建元把臂入林，洋洋灑灑，益逾昔聞。嗟乎，博溺心物，喪誌雕繪，鞶帨何與道真？中郎、司空博矣，潘、陸、鮑、謝文矣，恨不聞道，香薰膏煎，卒不免於世味。
近代維琅琊、新都，並以鴻巨文人晚年入道，遺榮挫名，刳心遷累，從皦皦入冥冥，英雄結局大善矣。建元文既斐然，兼精物理，其為千秋名下士何疑？倘然能急返而索之家寶，葆此靈光，則有司馬公道門之白眉在。不佞讀建元詩，語剖靈竅，理入玄機，意象雙冥，神情兩詣。夫道，心印也；詩，心聲也。由斯以譚建元，超超玄著，其有出世之度乎？毋溺毋喪，道乃來舍。嗟嗟，是建元之藥也。餘取以返照，是亦餘藥也。東海友人屠隆撰。
這篇傳記，載於明刻本《方氏墨譜》的卷首。屠隆說他聞方於魯之名已有十年之久，直到汪道昆邀他加入白榆社時，他才認識方於魯。他介紹了方於魯的出身———商人之子，其父親方時通在江陵做生意，所以方於魯出生於江陵。但方於魯“生有異質、慧性天妙”，從小又好讀書，對於大千世界有著很濃的好奇心，年輕的時候，就仰慕向長、禽慶等古代隱士以及賀知章、李白的為人，並且漫遊蜀中以及燕趙、北京各地，既增長了見識，也感悟了人生。大約是富家子弟的緣故，他出手大方，以至於資財散盡、家道中落，然後他回到故鄉徽州。汪道昆將方於魯招入他當時組織的豐幹詩社，成為其中的骨幹。
屠隆盛讚方於魯造墨，稱讚其所造之墨“妙入神品，前無李廷珪，後無羅秘書，詞林寶之，不啻圭璧”，他做的墨曾被送入內廷，萬曆皇帝甚為讚賞，方於魯本名大滶，字於魯，因為這個緣故，就將他的字當作名字，而以“建元”為字。屠隆還介紹方於魯製作一些精美的紙箋，與唐代才女薛濤的“薛濤箋”相媲美。
至於方於魯的詩歌，屠隆也大加讚賞，認為其作品“語剖靈竅，理入玄機，意象雙冥，神情兩詣”。
隆慶二年中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的李維楨既為他的《方氏墨譜》寫了序，在他去世後又寫了《方外史墓誌銘》：
歲乙巳冬，方建元以其《佳日樓集》屬餘邑洪明府寄餘，俾為之敘。
明府，建元裏人也。會餘起家領鄜延節，拮據兵事。明年夏小休，敘成，以複明府及建元同姓中為河西小吏者致之。蓋三年而建元卒。逾年，餘始聞。又逾年，其子來乞墓誌，則前所托寄皆已至，獨建元報書浮沉耳。
憶餘客新安，汪伯玉先生與弟二仲，亟稱建元也，攜之過其館中論詩。詩大有致，而是時建元墨名滿天下，詩乃以墨掩。既與久遊，至今垂三十年，而知其人以墨與詩掩也。建元父時通，初娶於胡，生伯子大衍。已賈江陵，娶於陳，生建元。幼而穎悟，物至能名。好讀屈宋騷賦、漢魏六朝李唐諸家詩。而又好遊，西入楚蜀，至夜郎，北入齊魯燕趙，至薊門、盧龍諸塞上。感事吊古，形之篇詠。諸名士延入社中，據左席，浮白長嘯，醉或累日。夕鼾臥忽寤，而伸紙揮毫，多奇語，人益異之。又好從少年短衣楚製，馳馬試劍，牽黃臂蒼，捕生累累而返。或過青樓，自度曲被歌聲，五木六博諸戲錯舉遞奏。又好救人戹，振人不贍。所席父遺貲，揮斥殆盡，亦會有病，遂歸。而婦已產子，持門若丈夫，一切家政聽之，不複孰何。
第研精於詩，汪先生為豐幹社，能詩者推遜建元。顧其家貧，汪先生策之曰：“吾郡故能為墨，羅氏與金同價，今亡矣，子何不為墨？古人遠山磨隃糜以助文思，是或一道也，且可治生。豈賈豎之事，汙辱之處，如楊惲所雲乎？”建元諾，命其子按朱萬初、潘穀、郭圯、李廷珪父子諸家法，選煙和膠。墨成，傾其郡中。所稱名取象，本六經，綜百氏，通三才，該萬有。尚方底貢，文苑借資，四夷爭購，以為瓌寶。語具《墨譜》中。故為墨者嫉之，百計務出其上，卒不得。無所發憤，則中以獄。財勢所使，無如之何，走京師避之，久之事解。而在困難時吟詠不輟，識者益服其雅量。會怨家身扞文罔，眾皆快之。建元詔其子曰：“告往知來，始可言詩。吾以治墨而信學問之無終窮也。吾姑與若言墨，若以非煙至乎，進之而有寥天一，進之而有九玄三極。夫詩亦若是則已矣。”故建元墨，晚益精。汪中嘉品之曰“青麟髓”，歙令方伯文、海陽令李宗甫譽不容口。兩君者不直知其墨，又知其詩與其人者也。建元雖跅弛不羈，而行先惇倫。上世居聯墅，無宗祠，傾橐之半，偕宗人侍禦創為之。父祖以上久未歸於土，卜兆而厝之。與婦白首無反目，傷其兄無後，晚納姬生子以為兄後，命曰繼伯。事丘嫂潘二十餘年，葬祭備物。佳日樓不戒於火，所藏書畫化為煨燼，惟集與《墨譜》在，神所訶護，非偶矣。疾作，三日而沒。遺訓有雲：
“益者三友，善交在久。美者自美，醜者自醜。譽且不虞，毀於何有？”其襟期夷曠，識趣高明，略可征已。建元名大滶，字於魯。後於魯墨入大內，因以字名，更字建元。卒萬曆戊申正月二十有二日，生嘉靖辛醜五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八。
這篇墓誌銘較之屠隆的傳記顯然更為詳細。其一，李維楨清楚地記載了方於魯的生卒年：“卒於萬曆戊申正月二十有二日，生嘉靖辛醜五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八”，即生於嘉靖二十年（1541），卒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其二，對於其出身，李維楨指出，方於魯不是方時通正妻所生，而是側室陳氏所生，他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方大衍。其三，他和汪道昆兄弟關係極為密切，不僅加入他們組織的詩社，得到他們的稱賞，而且在回到徽州生存無計的情況下，是汪道昆指點他學習製墨，認為製墨既可“助文思”，亦可“治生”，方於魯聽從了汪道昆的建議，所製之墨品地和稱名皆佳，名重一時。其四，記載了他因為製墨被同行所嫉妒，受到壓製打擊，不得不避走京師。其五，記載了他對於家族、家庭所盡的責任，包括修建宗祠，安葬父祖，娶妾生子過繼給哥哥，贍養寡嫂等等。最後，李維楨還介紹了他的家庭和後代情況，他先後娶汪氏、楊氏，有一女二子。
（二）方於魯與程君房的恩怨
李維楨在墓誌銘裏提及方於魯和製墨同行之間發生過糾紛，那位同行就是程君房，也是徽州人，也出生於商人家庭。和方於魯不同的是，他曾經花錢買了一個鴻臚寺的小官職，因而和權貴階層發生了聯係。這大約就是李維楨所說的“財勢”，他足以讓方於魯“避走京師”。
關於方於魯和程君房之間因墨而起的是非恩怨，明人有不少的記載。最近，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博士撰有《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與方於魯墨業的開展與競爭》一文，比較詳細地分析了兩者之間的這段公案。筆者本來無需再多贅言，然此事涉及到對方於魯詩歌的理解，故不得不略加介紹和分析。
程君房曾經撰《續中山狼傳》，詳述了他與方於魯的恩怨經過：
裏人方於魯，一名大滶，父賈江漢間。幸一倡，遂生於魯。於魯長楚中，從父受賈。父死，亦溺誌倡家，喪其貲而還。居鄉貧甚，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聞餘喜士，士之困阨者，恒賙焉，於是構詩為贄，介餘友人來謁。比至，貿貿然，入門趦趄，囁嚅請以謳吟，當俳優供餘抵掌，餘笑而進之，使與末座。時值孟冬，薄寒侵人，於魯尚曳一絺衣，肌盡生粟。餘惻然加憫，隨解衣授餐，處以記室之任。當是時，於魯方病瘵，餘乃延醫視之。醫言夫，夫形既尫羸，脈複柔緩，藥非大劑參蓍不效。時參價踴貴，每十兩，值朱提一流。餘胠篋給之，如是者有年，未嚐厭怠。餘夙抱墨癖，遍訪古人搜煙和膠之法，試之果良，較羅舍人所製不翅（啻）倍徙。
居恒念於魯不能治生，盡以其法授之。法具矣，苦無貲，庚貸以貲；貲具矣，苦無仆，庚分以仆。於魯按法製墨，業駸駸起，衣食之外，頗有贏錢。
於是淫心複熾。會餘將入都，命內子遣一侍兒。於魯向居餘門，聞其美麗，陰令子嘉樹賂媒者，托以他人，展轉謀娶。餘歸訟之有司，卒致離析。
於魯窶複如故，詭製贗墨，以罔市利。餘重自咎，術授匪人，因損貲督製以矯之。而四方具目者不至於魯，而之予矣。乃於魯不知悔禍，反相讎憾。迨餘杖一老豎，兄子一鳳以恨餘責逐繼母之故，計移置之嶽廟中，實幸其死。於魯乘其創甚，賂醫投以犀角地黃湯，頃之死矣。於魯父子鼓市之無賴者，亡慮數十指，弁其死屍，蜂擁於餘之門，喧乎殺人，以激眾怒。予由是係居圜戶，六載始出。
方餘獄急時，謀密不泄。及事白，客有知者，從容為餘陳說，曆曆有征，蓋信其不誣雲。初餘構於魯，奪其伉儷。獄詞出嘉士手，於魯銜之甚。今嘉士寄謗書裏中，屬於魯災木流傳，交為貝錦。朝結仇讎，暮托肝膽。設令引鏡自照，其何以師眉目乎？嗟嗟！夫人以餓莩投人，而活之以衣食，已有更生之德矣。況病而湯藥之，又貧而生業之，貸資斧以給甕飧，分仆役以供任使，為恩已極，不翅（啻）生養之二天也！胡乃以淫奪理，而謀及閨闈之侍；又以怨叛德，而構其聚殺之謀；又以類結黨而肆其交謗之毀。即狼雖惡，恐不若於魯之特毒也。
在程君房的筆下，方於魯的身世頗有些可恥：他的母親是個倡家（妓女），父親死後，他也是溺誌於青樓，將資財揮霍殆盡，不得已回到徽州，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程君房描寫的方於魯拜見他的場麵更加可笑：因為聽說程君房對讀書人周濟大方，所以他帶著自己的詩作前往，進門後都站不穩，可憐巴巴地請求“謳吟”詩作，讓程君房將他當做俳優以取樂。孟冬時節，他還穿著夏天的粗葛布衣服。這副可憐樣子，讓程君房起了惻隱之心，將他收留下來。
他的身體有病，就給他請醫延藥，甚至不惜錢財，為他購置大補的人參。考慮他沒有經濟來源，生計無著，程君房就教給他製墨的方法，讓他發了財。程君房的這些敘述帶著鄙視的態度，也告訴人們：他曾經有大恩於方於魯。
他們的恩怨起於程君房的一個侍女。程君房在到北京前，讓妻子遣放家裏的一個侍女。方於魯因為在程家呆過，知道這個侍女生得美麗，就想暗地裏謀娶，此事讓程君房很惱火，就訴訟到官府，終於沒讓方於魯娶到那個侍女。
後來，針對方於魯製造假墨，程君房也製起了墨，而且比方於魯墨更吸引人，於是兩人的矛盾更深。接著，發生了一件導致程君房牢獄之災的事情：他杖責一個仆人，他的侄子程一鳳因為曾經被他責備過，故意將這個仆人移到嶽廟中，希望他死去，而方於魯則乘機賄賂醫生，讓其服用致命的犀角地黃湯，致其很快死亡；然後又鼓動市井無賴抬著仆人的屍體到程君房家，喧稱其殺人，於是程君房被拘捕下到監獄六年。
程君房的敘述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其標題就是《續中山狼傳》，文章的最後他寫道：“嗟嗟，夫人以餓莩投人，而活之以衣食，已有更生之德矣。況病而湯藥之，又貧而生業之，貸資斧以給甕飧，分仆役以供任使，為恩已極，不翅生養之二天也。胡乃以淫奪理，而謀及閨闈之侍；又以怨叛德，而構其聚殺之謀；又以類結黨而肆其交謗之毀。即狼雖惡恐不若於魯之特毒也。”顯然，他將方於魯比做忘恩負義的“中山狼”，甚至連狼也不如方於魯之“特毒”，由此可知他對方於魯怨恨之極。但這些畢竟隻是程君房的一麵之詞。問題是方於魯對此卻沒有什麼反駁，當然並非沒有反應：
其一，李維楨的墓誌銘裏記載他有遺訓：“益者三友，善交在久。美者自美，醜者自醜。譽且不虞，毀於何有？”這似乎在表明，任憑你程君房如何詆毀我，還是“美者自美，醜者自醜”。
其二，在他的詩文集《方建元集》所附續集《師心草》中，有《喻謗》文一篇，文前有“敘”道：“古人有言：息謗無辨；又曰：止謗莫如自修。自餘罹難以至於今，與仇麵絕十餘年，何謗書層見疊出，餘未嚐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詩忌名，因墨妒利，謗從二者而生焉。夫墨因磨而知真贗，文以試而以測底裏，法眼有在，何用謗矣！餘既不能已謗，既不能彌謗，不能有辯，不能無辨，於是做喻謗之辯，遊戲筆墨，將一解嘲。”該文采用了寓言的形式，說有一條白龍，化為魚形，被漁夫所得，即將被烹食。天帝讓使者托夢給漁夫，讓其放生。曆此劫難，白龍就去“登日者之門，揖而請卜”，日者問其所見，白龍就描述一物，它“怒目睜眉，若沐猴而冠，蓋若馬牛而裳衣，非魑飛魅，非熊非羆，磨牙鼓爪，餘甚驚危”，接著還描述了此物的種種可怕之情形，最後說，此物“胡天不厭而人不遺，既不能投之山鬼，又不能屏之島夷，將使俠者扼其喉而斷其舌，仇者殘其形而鞭其屍。彼斯惡之為害，誰能甘其肉而寢其皮！”這段話也充分顯示了方於魯對於程君房的憎恨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李維楨的墓誌銘說是汪道昆指點方於魯製墨的，但他從哪裏學、怎樣學得製墨技藝的？程君房說方於魯在窮困之極的情形下投奔於他，他教給方於魯製墨方法。對程君房的說法，沒有人反駁，方於魯也未曾辯白，在兩者鬧得沸沸揚揚的情形下，沒有反駁和辯白，意味著程君房所說是真實情況。如此看來，程君房確實曾經有恩於方於魯，這或許是方於魯沒有對程君房指名道姓的那篇《續中山狼傳》做出反擊的原因。
問題是兩人又為何成為仇家？或許確實像程君房所說的，方於魯暗中謀娶他遣逐的漂亮侍女，甚至用計讓被他杖責的仆人死去致使他下到牢獄。這些恩怨在當時的文人筆下都有記載，但事實真相隻有方、程二人最清楚。按照方於魯的說法，程君房對他的誹謗打擊，“大都因詩忌名，因墨妒利，謗從二者而生焉”。這可以部分解釋他們之間的矛盾。
方於魯從程君房那裏學得墨藝以後，以他的聰明，很快發財，所謂“業駸駸起，衣食之外，頗有贏錢”，與此同時，他還開始編撰《方氏墨譜》。譜中收錄了380多張的墨樣，請了王稚登、李維楨等人作序。該書刊刻後，既得到文士們的喜愛，也擴大了方於魯的名聲。在這種情形之下，程君房自然不甘落後，除了製墨外，也編撰《程氏墨苑》，其規模遠超過《方氏墨譜》，收錄500多張墨圖，同時遍請名士為之題序或為墨樣撰寫詩、讚、銘之類的文字，不僅如此，他還將“人文爵裏”作為書的一部分內容，收錄包括焦竑、顧起元等在內的諸多名士的文字，從而使得該書遠超方譜。
盡管如此，程君房在另外一方麵卻超不過方於魯，那就是詩歌創作。其實從《程氏墨苑》中許多出自程君房之手的文字看，他的文化素養並不低，文才也很好。但他顯然沒有加入到以汪道昆為核心的文人圈裏。他可以憑借著製作精良的墨和徽州以外的文士們交往，獲得他們的讚譽，但在徽州本地，家居的汪道昆卻是方於魯背後的靠山。方於魯參加了汪道昆的豐幹社，在白榆社建立後也可能參加了活動，他和汪道昆還有姻親關係。在這個地域色彩濃厚的文人圈裏，方於魯不僅得以結識李維楨這樣位高權重的大名士，而且詩歌創作的水平也不斷得到提高。方於魯說程君房“因詩忌名”，表達的是他在詩歌方麵超越於後者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