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義、利之辨”一直是思想家們討論的話題。而在徽商傳記所傳載的徽商經商實踐中，“義”總是被放置在“利”之上。程嘉遂曾經記載過一位姓汪的徽商的事跡：
嚐與其族人約，共販賣，然未嚐合資。公先行，會鹽滯無所售，公急假貸，積若幹。已，淫雨，翔貴，且若幹倍。客鹹謂公曰：“人未嚐以資付公，公可獨有也。”公笑曰：“餘豈忍為是哉，必推讓與共。”
這個故事很有些道德意味：傳主汪姓商人本與族人相約共同販鹽，但別人並沒有出資。一開始他經售的鹽滯銷，後來碰上下雨，鹽價上漲數倍，他很好地賺了一筆。有人就勸他，既然別人沒有出資，你賺的利潤可以獨有，這於情於理於法都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卻不願這樣做，而是“必退讓與共”，汪姓商人的誠信乃至高尚的形象從而也站立起來了。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中的徽商形象好壞參半，但有相當一部分作品也描寫了徽商良好的德行。《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五《韓侍郎婢做夫人顧提控掾居朗署》中，寫湖州一農民因欠官銀二兩被監禁，其妻子為救丈夫將家裏唯一值錢的豬買掉，誰知被人用假銀騙去，絕望之下，她準備抱著兒子投水自盡，恰好碰到一個徽商將她拉住，並贈以銀兩，贖出丈夫。可是，她丈夫卻懷疑銀兩來路不正，晚上非要和她一同去徽商住處麵“謝”，小說寫道：
看官，你道徽商此時若是個不老成的，聽見一個婦女黑夜尋他，又是施恩過來的，一時動了不良之心，未免說句把倬俏綽趣的話，開出門來撞見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場沒趣，把起初做好事的念頭多弄髒了？不想這個朝奉煞是有正經，聽得婦人說話，便厲聲道：“此我獨臥之所，豈汝婦女家所當來！況昏夜也不是謝人的時節，但請回步，不必謝了。”其夫聽罷，才把一天疑心盡多消散。
此外，《西湖二集》卷三十三《周城隍辨冤斷案》中一徽商見捕鳥人所捕之鵲“鳴聲甚哀”，起憐憫之心買鵲放生；《初刻拍案驚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崗縱談俠》中徽商程元玉則替素昧之人代付飯錢。這些小說和傳記共同展示了徽州商人重德崇義的文化性格。
二是尚“文”。
崇尚文化，是徽州人的文化性格，也是書香徽州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對於徽州人崇尚文化的性格，傳記文學和其他類別的文學作品都有描寫和表現。
李維楨《程翁吳媼墓誌銘》中寫了一個叫程子彬的徽州人：
公之學於儒也，以孤奪之；良於賈也，以儒緣飾之。米鹽煩碎，舟車委頓，小間，未嚐不持一編咿唔。旁人竊笑之，公不顧。而最喜為詩，情景所會，長篇短詠，駢衍豐沛。新安人工於詩者王仲房、吳次魯、方仲美輩，披襟領契，上下其音，具在《率濱社稿》、《陸鴻漸茶經別錄》、《新安文獻集》中。卒之前數日，猶為詩二章，以壽其友人；詩成而歌之，鏘然如出金石。
這位程子彬雖然經商，卻醉心於讀書吟詠。隻要有一點點時間，都“持一編咿唔”，乃至招來別人的“竊笑”；在去世之前的幾天，他還作詩兩首。袁中道《吳龍田生傳》中寫了一個叫吳文明的徽商：
公外樸拙，而胸中了了。中郎遊廣陵，公樂與親近，嚐雲：“吾雖遊於賈，而見海內文士，惟以不得執鞭為恨。”中郎也愛其貞淳，有先民風，與之往還。每得中郎一紙，即什襲藏之。予過廣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納贄從遊。予校新安，長君竟入新安校。
這位徽商外表淳樸乃至拙訥，但其實並不笨。他特別崇尚讀書人，見到海內名士，“惟以不得執鞭為恨”，讓兩個兒子跟隨袁中道學習。
明代白話小說中，對徽商多有鄙薄，《二刻拍案驚奇》卷一五《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寫道：“原來徽州人有個僻性，是烏紗帽、紅繡鞋，一生隻這兩件事不爭銀子。”這實在讓徽商的形象大打折扣，也反映了一部分徽商的品性。但話本小說也寫了不少徽商“賈而好儒”的文化性格。他們曾經習儒、業儒，如《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中徽商潘甲棄儒經商；《生綃剪》卷十一《曹十三草鼠金章李十萬恩山義海》中徽商曹複古父子二人皆精通經史，因家道清貧而棄業借銀經商；《一片情》卷四《浪婆娘送老強出頭》中徽商程生生十歲入館，至十八歲畢姻經商，整整讀書十年。這些徽商曾為儒生，由儒而商，儒家典籍教義在其身上有著無法磨滅的痕跡。小說還寫到徽商特別注重教育子弟，以及他們對讀書人的敬重，《警世通言》卷五《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呂大所失之子即被徽商陳朝奉買去，“伴小兒在學堂中讀書”。《警世通言》卷十一《蘇知縣羅衫再合》中徽商陶公遇中舉赴任途中落難的蘇雲，將其帶回家中，教授市學，給以“安身之處”。《醒世恒言》卷三十二《黃秀才徼靈玉馬墜》中徽客韓翁“雅重斯文”，江湖行商本應最忌生人搭伴，而黃秀才落水求救又請求搭船時，韓翁“見是單身秀士，並不推拒”。《醉醒石》卷四《秉鬆筠烈女流芳 圖麗質癡兒受禍》中徽商程翁“自道是賈豎，不深於文墨，極愛文墨之土”，不僅“兒女自小就請先生教學”，還“先為兒子娶一儒家之女，又要為女兒擇一儒家之男”。凡此，都構成了徽商“賈而好儒”的文化身影。
三是具有豪俠精神。
對於晚明個性解放思潮，學術界研究已經很多。但對其中的“豪傑精神”，就筆者所見，隻有《明清啟蒙學術流變》一書專列“狂者胸次與豪傑精神”予以論述。筆者認為，晚明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個性解放思潮的激蕩，“豪傑精神”或豪俠精神的確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精神向度。就徽州人而言，諸多的真人真事和文學傳載也折現了這一時代的精神動向。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方山子鄭作》：
作，字宜述，歙人。讀書方山之上，自號方山子。已，棄去為商，往來梁、宋間。時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
這位叫鄭作的徽州人，至少在錢謙益眼裏是一位有所成就的詩人，小傳還寫到他“為詩敏捷，一揮數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射，過從無虛日”。然而，他顯然不是那種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很高社會地位的士子，他不是那種雍容悠閑的文化姿態，他讀書，又經商，還有詩歌才能，但他任情適性，特別具有那種豪俠氣。
潘之恒是最近20年來屢屢被學界關注的戲曲理論家。《列朝詩集小傳》也有他的小傳：
之恒，字景升，歙人。須髯如戟，甚口。好結客，能急難，以倜儻奇偉自負。
潘之恒出身於商人家庭，但因“好結客，能急難”，終至窮困潦倒，然而他看戲評曲的文字卻成為中國戲曲理論史上少有的表演理論批評遺產。
在明清文人的傳記中，具有豪俠精神的徽州人形象很多。李夢陽《梅山先生墓誌銘》就用生動的文筆傳寫了一個徽州人：
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邪？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
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山醉，每據床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
作者和這位梅山子的關係很是友好，而傳寫的筆法也注重細節和對話，梅山子能醫、能詩，還能看風水；他的性格豪爽，表現在飲酒上，既豪飲，醉而“據床放歌”，以致於開始不把他放在眼裏的客人對他終於“大器重之”。
如果說李夢陽是作為外地人傳寫出了徽州人的豪俠精神，徽州本地的文人對豪俠精神不僅傳寫，而且刻意推崇和張揚。如明代吳瓊的《結客少年行》：
白馬誰家子，新豐遊俠兒。紈絝紫貂裘，錦鞍黃金羈。朝從羽林獵，夜擁章台姬。片言重山嶽，誓死酬相知。千金買寶劍，攘臂隨所施。橫行九衢中，殺人當路岐。司隸不敢捕，醉尉寧敢嗤！俯身對樗蒲，一擲百萬貲。揮金雞狗雄，餘惠及孤嫠。翻笑蓽門士，簞瓢誌不移。白首誦堯舜，何救寒與饑！
又如清代黃生的《程長公歌》：
程長公，程長公，長公義俠聞京師。黃金如土隨手揮。公卿將相一長揖，得錢反救學士饑。自顧才大無所用，不為宰相為良醫。朝朝座上客常滿，珍饈美酒行不緩……
吳瓊寫的是一個少年，黃生寫的卻是一個長者，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俠”。少年的“俠”是一種無所畏懼、天地唯我的氣概；長者的“俠”則包含著“才大無所用”以後對人生的大超脫。
在諸多徽州人的形象傳寫中，徽州女人占有一定的比例，她們的形象和文化姿態又如何呢？
徽州女人是知書達理的。潘之恒交遊廣泛，終成一位有成就的文人，在相當程度上就受到他母親的熏陶和影響。方弘靜《潘母吳孺人行狀》這樣記載他的母親：
子之恒有俊才，所交遊盡一時知名士，孺人為供具奉客，未嚐厭。比試，絀有司，孺人未嚐不豫知其才必有遇，遇有時也。蓋孺人幼從內傳受姆訓諸書，通大義。之恒五六歲則置膝下自授之，嚐業及國風，喟然念樛木之逮下也，曰：尚矣。乃其善視諸姬婢，或優假之甚，蓋誦其詩者思其人，思其人者思則其行，事君子是以善，孺人之以身教也。
這位母親對著兒子的那麼多的朋友，沒有任何的厭煩和嫌棄，而是盡心盡力地“供具奉客”；她並非目不識丁的農家婦女，兒子五六歲的時候，她能夠教他讀《詩經》，而且以之指導自己的行為；對於兒子參加的科舉考試，她並不僅僅是期望，而是知其“才必有遇，遇有時也”。有這樣的母親，才有潘之恒對朋友的慷慨、對文化活動的熱衷，最終能夠有所建樹。
徽州女人是勤勞和任勞任怨的。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傳寫了為數不少的徽州女性，其中既有家業富裕的，傳中就多寫她們節儉的美德；也有家境貧寒的，傳中則多寫她們的辛勤勞作。如《贈安人江母鄭氏行狀》中的鄭氏，出嫁之後，因為家境貧寒，“孳孳務起家，終夜績，姑戒安人：休矣，奈何以家忘身？安人謹謝姑，比夜輒篝燈績如故，姑弗覺也”。不僅於此，在丈夫沒有資本去經商的情況下，她脫裝資助，終於改變了家貧的狀態。
“節婦烈女為徽最多”。徽州女人遵從著封建貞節觀，上演了很多人生悲劇，上個世紀黃梅戲《徽州女人》對此有所演繹。但這方麵堪為典型的是《紀歲珠》詩及其故事。清代歙縣諸生汪洪度作《紀歲珠》詩：
鴛鴦鸂鶒鳧雁鵠，柔荑慣繡雙雙逐。幾度拋針背人哭，一歲眼淚成一珠。莫愛珠多眼易枯，小時繡得合歡被。線斷重緣結未解，珠壘壘，天涯歸未歸。
作者在詩前自注道：“鄉鄰某，娶婦甫一月，即行賈。婦刺繡易食，以其餘積，歲置一珠，用彩絲係焉，曰紀歲珠。夫歸，婦已三載，啟篋得珠，已積二十餘顆矣。”
此詩及自注均被沈德潛選入《清詩別裁集》，且有評論：“老杜《新婚別》為王家守河陽也，此為行賈而別，倘所雲重利輕別離者耶？結意不用說盡，婉約可悲。”此後，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五也記錄了這個故事。徽州女人出嫁之後，因為丈夫外出經商，往往得不到婚姻的幸福，但她們又要堅守著婦道貞節，在等待丈夫的歸來中耗盡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更有甚者，丈夫去世後，她們還要殉節。守節、殉節的故事在諸多的徽州女人的傳記中隨處可見。
當然，徽州女人也往往衝破封建藩籬，追求自己的幸福。淩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寫姚滴珠出嫁之後，丈夫外出經商，她在家受不了公婆的氣，遂離家出走，與別人同居。小說中很明確地將姚滴珠寫成徽州女人，據今人考證，該小說本於潘之恒《亙史·外紀》卷十四《豔部·兩滴珠》，為真實事件。這說明，無論是在文學作品還是現實生活中，在大力表彰守節、殉節的徽州，仍然有並不守節而去追求自己應該有的幸福的徽州女人。
結語：徽州作為文學圖景的意義
地域文學圖景不同於地域文學，前者是文學作品描繪和映現的地域山水、文化、人物的圖像，後者是該地域的作家的創作。本文立足於明清兩代文學作品中所繪寫的徽州圖景，從5個方麵進行了粗略的梳理和論述。應該說明的是，明清文學史上映現徽州圖景的作品非常豐富，本文隻是選取了很有限的一部分作為例證。
選擇徽州圖景作為討論對象，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論題本身。中國的有著遼闊的土地，有著極其豐富的物象，文學圖景也因之五彩繽紛、萬象紛陳。從徽州文學圖景的審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值得思考的命題：
（一）文學圖景和現實圖景的對應關係
文學源於生活，源於作家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明清文學中的徽州圖景和現實圖景正相對應。無論是山水、鄉村、財富、書香，還是對徽州人的描繪和反映，文學中的徽州圖景都真實地再現了明清時期的徽州的麵貌，———那塊土地上，山水美麗，鄉村宜人，財富炫目，書香沁胸；那塊土地上的人，崇尚禮義，崇尚文化，男人因為富有不乏豪俠之氣，女人因為傳統和現實的束縛而備受壓抑。凡此，在諸多的曆史記載中都能夠找到對應的依據。反之，這些文學作品同樣是研究明清徽州曆史文化的重要的資料依據，恩格斯曾經評論巴爾紮克的小說，“我從這裏，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麵（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遺憾的是，當代曆史學研究者，包括從事“徽學”研究的學者很少關注文學中的徽州圖景，以及這些重現徽州圖景的文學作品。看來，打通文史分家的學科界限，實在是當代學術發展的迫切需要。
（二）文學圖景因現實圖景的特殊性而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在沒有和缺乏圖像技術的曆史時期，人類生活的圖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文學作品得以保存。今天的文學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對文學圖景與曆史圖景關係的複原。每個作家因為其出生、經曆的不同，帶來其筆下文學圖景的差異。進而，同樣的現實圖景，在諸多作家的筆下也呈現出差異。就一個地域而言，因為地域現實圖景的特殊性，文學圖景也呈現出不同的麵貌。
如果說，徽州從地域上大體上也屬於“江南”，那麼明清文學中徽州文學圖景和蘇州文學圖景就有很大的差異，和齊魯、燕趙之地的文學圖景差異更大。
山水、鄉村、財富、書香是徽州現實圖景的四個要素的組合，也是其文學圖景的基本色調，它屬於中國文學，它又帶著鮮明的地域特征。在研究各種文學圖景時，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差異性，必須注重不同文學圖景因現實圖景的特殊性而呈現的不同麵貌。
（三）文學圖景和地域文學的交叉關係
文學圖景出自作家的筆下。作家因其出生地、遊曆麵的不同，筆下的文學圖景也各呈風致。就地域文學圖景而言，其繪寫者有兩類，一是外地來此短暫遊曆者，一是出生於此並且長期生活於此者。明清兩代繪寫徽州文學圖景的作家，李維楨、錢謙益、袁枚等屬於前者，汪道昆、潘之恒、吳文奎、汪子祜等屬於後者。在對現實圖景的觀察、體驗上，前者因為是短暫遊曆而很有限，表現也很有限；但他們的文學水平高，視野開闊，他們筆下的文學圖景具有很高的藝術性，也因為有比較而顯得更為客觀。後者因為生於斯、長於斯，飽含著對故土的熱愛之情，因而表現得極其豐富，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一人一事，無不形諸筆端，他們筆下的徽州文學圖景更為立體化，更具有生命的活力和強度。與此同時，他們的創作活動和作品構成了地域文學的主體內容，而以本地域為藍本的文學圖景恰恰是他們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原載《文學評論》201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