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喻世明言》2篇，《警世通言》5篇，《醒世恒言》2篇，《初刻拍案驚奇》5篇，《二刻拍案驚奇》3篇，《西湖二集》2篇，《杜騙新書》5篇，《石點頭》3篇，《貪歡報》5篇，《一片情》1篇，《醉醒石》1篇，《生綃剪》1篇，《十二樓》1篇，《豆棚閑話》1篇。
明代短篇小說集《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寫一個叫程宰的徽州商人的傳奇故事，小說的開頭交待道：“話說徽州商人姓程名宰，表字士賢，是彼處漁村大姓，世代儒門，少時多曾習讀詩書。
卻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正德初年，與兄程寀將了數千金，到遼陽地方為商，販賣人參、鬆子、貂皮、東珠之類。往來數年，但到處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資本，再沒一番做得著。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隻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在這段文字裏，小說敘述了徽州“重商”的圖景：“卻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隻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這種“重商”的圖景，在其他地域的文學圖景中實在是不多見的。
對徽商的經營，諸多小說都有描寫。萬曆年間刊刻的短篇小說集《杜騙新書》中屢屢寫到徽州商人，如“吳勝理，徽州府休寧縣人，在蘇州府開鋪，受買各樣色布”，“張沛，徽州休寧人，大賈也，財本數千兩，在瓜州買棉花三百餘擔。歙縣劉興，乃孤苦甇民，一向出外，肩挑買賣，十餘載未歸家，苦積財本七十餘兩”；“徽州人丁達，為人好善喜舍，……往海澄買椒木，到臨青等處發賣”。
對徽商的富有，諸多小說也有描寫。明代話本小說中的徽商鮮有“屠沽細人”，而是多為手握巨資、腰纏萬貫的富商大賈。新安孫富“家資巨萬”，願以“千金”從李甲手裏買去杜十娘（《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徽州休寧商山吳大郎，“有百萬家私”（《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徽州程朝奉“擁有巨萬家私”（《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八）。他們經商之時，動輒數千本錢，新安陳商“湊了二三千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喻世明言》卷一）；四川內江縣“有個木商，是徽州人，拿了幾千銀子，在這裏判山發木”（《型世言》卷十六）；徽州汪逢七“攜數千金貨物”（《杜騙新書》卷二）。小說《豆棚閑話》中寫徽州典商汪彥家，不僅有數十萬的資本，而且“大小夥計都有百十餘人”；徽商曹複古，借銀三十兩經商，被強盜劫去，後得人相助，揚州做鹽，“不上三年，約有二萬餘金在手”（《生綃剪》卷十九）。小說中這些擁有巨額財富的徽商與成本無多、贏餘有限的小商人相比，自顯氣度大方，出手慷慨，頗能引人注目。
徽商的富有，帶來了徽州本土的富有。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說：“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他描述的徽州人的形象是：
走長途而赴京試，則短褐，至芒鞋跣足，以一傘自攜，而吝輿馬之費，聞之則皆千金之家也。徽州人四民鹹樸茂，其家以資雄閭裏，非數十百萬不稱富也，有自來矣。
正是因為憑著那份勤勉、節儉的精神，徽商成為明清兩代商界最活躍的商幫，同時也為他們的家鄉帶去了巨額的財富。而財富徽州的圖景也得以在文學作品中屢屢再現。
除了諸多曆史化的記載外，對財富徽州的文學描寫的需要從題材和字裏行間去尋覓。例如對徽州園林的記錄和描述。一般來說，在有山有水的山區，是沒有必要建造園林的。可是，富有起來的徽商及其子孫們卻追求著園林文化的享受，在明清兩代建造了不少的園林。生長於徽州的汪道昆就記錄了休寧吳氏的“曲水園”、“季園”、朱氏的“遵晦園”等園林。袁枚到徽州，就有《到新安遊雄村曹侍郎園，隨同令弟顧厓太史泛舟小南海》、《何素峰居士招飲仇樹汪園，座中黃甘泉、巴雋堂、汪漁村等十一人，各賦一詩》等詩作。明萬曆間徽州製墨名家方於魯有《皋園詩》5首，既寫其建築的壯觀，也寫其藏書的豐富、風景的優美，其二曰：“種樹深藏屋，通泉宛近樓。素封存大業，玄論引名流。詩興浮孤嶼，杯光挹遠洲。更無誇謝草，池上夢相求。”這個皋園是誰家的園林在方於魯的詩裏未顯示信息，但從“素封存大業”一句可以推知，這是一座徽商的園林。
關於徽州本土園林和文學，萬曆間的吳文奎可能很有典型性，———自築園林，同時又以文學筆墨予以記錄和描寫。吳文奎現存有《蓀堂集》十卷，使得我們有了解他的生活和文學創作情況的依據。他字茂文，號子玉，歙縣人，出生於一個徽商家庭。因為家境富裕，他少年即以讀書入仕為誌向，但未能如願，於是憤誌於文章之學，拜“後七子”之一的吳國倫為師。《蓀堂集》中，有《適園記》和《蓀園記》各一篇，讀之乃知均為他本人所築造的園林。《適園記》寫他於戊子（嘉靖七年，1528）下第後“謝去舉子業，念棲托無所”而築造“適園”。該園雖僅“隙地半畝”，但構造似乎很是精致緊湊：“東為諸兒呻吟地，折而西複轉而南，取道房中，會心齋在焉，茗椀爐薰，張坐臥具，攤書數十卷；洞前楹疏欞髹幾，暇輒繙經，解衣磐薄其中；左退為奧內，幃帟備置，與齋對峙，則青蓮宇也。階除植小竹數竿，堊墼粹白，繪以石青，奉維摩大師，雖廣方丈乎，芥子中藏山河大地，故是不二門中伎倆，蒲團經藏，差消磨雄心。循牆而走梯上出，為蓀閣，以蓀圻得名，中多藏書；壁後三楹，綺疏豁達，遠見百裏外赤嶺雲崖，翁山伯山迭出幻景，皆幾席間物，足當大觀。……”蓀園的規模比適園又大出很多，“先是，餘課子家塾，即所謂適園者，大僅半畝，喧囂特甚，會先兄廷開以廢圃售家侄，後割圃畔膏腴足之，遂得匠心議土物焉”。內有草堂、清涼室、葵圃、綠雪檻、蓀亭、希夷洞、達生台等景觀。有自家的園林，主人吳文奎既享受著鄉村紳士的閑適的生活，也經常以園中生活為題吟詠為詩，如《月夜適園小坐》、《適園月季滿架有作》、《月夜蓀園即事》、《蓀園池上木樨花遍開誌喜》、《蓀園即事》、《夏日蓀園》，當然，也不乏在園內和朋友聚會的題詠，如《吳皋倩程巨源諸公小飲蓀園有作奉和》，等等。這些記、詩是在是研究中國園林史的好材料，我們在這裏略加介紹是為了說明，———它們生動地顯示了財富徽州的圖景。
四、書香徽州
今日作為旅遊地的古徽州，與其他旅遊地相比，其書香的味道更為濃鬱。
在旅遊宣傳上，當地人往往不自覺地強調徽商的富有，甚至將湯顯祖的“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視為誇讚徽州的詩句，也因此，徽州的書香文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消減和遮蔽。這實在是時代對徽州的誤讀。當我們回到明清兩代的文學作品中，既能感受到徽州的“金銀氣”，也能夠聞嗅到徽州的“書香味”。
徽州的書香首先來自徽州的讀書人。
從中原遷徙到徽州的世家大族本來就尚禮儀、重教育。南宋之後，朱熹理學成為徽州人推崇的對象，宗族期望族內子弟成就功名，明代中葉後徽商帶來的經濟基礎又可以在物質上保證教育的基本條件。在這種種合力之下，徽州人對教育越來越重視。在很多徽州的文獻資料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徽州的各個宗族對教育的強調。休寧茗洲吳氏宗族的《家典》“家規八十條”中就規定：“族中子弟有器宇軒昂、資稟聰慧而無力從師者，當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兩個好人，作將來楷模，此是族黨之望，實祖宗之光，其關係匪小。”很多家規裏還有資助和獎勵子弟讀書應試的條文，休寧黎陽汪氏就規定：凡是讀書的子弟，一年給1兩銀子的燈油錢；子弟能夠到縣學學習，給賀銀2兩；科舉應試者，給試卷費用1兩；能夠考中舉人、進士，可以在祠堂前插上旗子，在祠堂裏掛扁額，考中舉人，給予做旗扁的銀子5兩；考中進士的，給做旗扁的銀子10兩。重視教育的風氣，促使徽州自宋元以來人才輩出。一個宗族裏往往是“科第蟬聯”，一榜內同時有數人考取舉人或進士。根據地方誌記載，宋、明、清三代徽州共有進士2134人，宋代783人，明代508（文進士452，武進士56）人，清代795（文進士684，武進士111）人。徽州甚至還有“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的美傳：“連科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休寧黃軒、歙縣金榜、休寧吳錫嶺均為當年狀元；“十裏四翰林”則指同治十年，歙縣洪镔、鄭成章、黃宗惺、汪運鑰，所距不過十裏，但同科均為庶吉士。正因為高度重視教育，明清兩代的徽州讀書成風，書生成群。
徽州的讀書風氣造就了大批的讀書人，———他們讀書，進而著書，從而增添了徽州的書香氣息；即使因生活所迫而入商賈行列的人，也因為曾經讀書，而與各地讀書人交往，傳播了書香徽州的信息。於是，明清文學中書香徽州的圖景就非常清晰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清代曾經中了進士、擔任翰林院編修卻辭官回到揚州、過著逍遙名士生活的程夢星，是歙縣岑山渡人。他少年時期被父親安排在故鄉讀書，其現存的《今有堂詩集》即有《至白沙翠竹江村讀書》一詩：
剝剝啄啄客到門，閑庭風月窮黃昏。為學日益笑日損，顧影七尺慚乾坤。古人修詞或謀野，高士避世嚐逾垣。文章況藉江山助，詩書漫卷來江村。江村與我有夙分，吾翁吾叔經寒溫。兒時曾過索棗栗，眼見讀書秋樹根。子弟直今漸撫壯，屐齒重破蒼苔痕。整齊緗帙自位置，磐陀有石安尊琴。村翁喜客送菜把，兼致家釀傾瓶盆。執卷敬謝無事此，朅來雒誦防窺園。地偏心遠客意靜，天空林寂江聲喧。淘河飛來不解事，舉頭道我如長言。青山影外擿秧馬，爛銀堆裏吹江豚。眼前好景舍書起，風帆曆曆過籬藩。下幃如是足自笑，在家悵怨寧非冤。石闌點筆識吾過，夕陽去矣勤朝暾。
就個人而言，這首詩表達的是勤學苦讀和把時間耗費在體驗鄉村山水的矛盾心情上。而就對徽州圖景的表現而言，恰恰讓我們聞到了濃鬱的書香氣息，———不僅作者來江村讀書，他的爺爺、叔叔都曾在此讀書，他在兒時就看見他們“讀書秋樹根”。雖然是鄉村，但這裏“整齊緗帙自位置，磐陀有石安尊琴”，真正是個散發著書香氣息的地方。或許正因為熏染著這裏的書香，感受著江山之助，程夢星才一帆風順地考取了進士。
徽州的書香或許更表現在鄉村文學活動中，這在明代刊刻的《率濱吟社錄》中得到了比較集中的反映。該集存明刻本，上、下兩卷，是一部明代家族詩社的創作彙編，共收錄屬於率濱吟社的程氏家族成員26人的首詩作。
這些詩作者的身份顯然不是達官貴人和士大夫，而是地道的平民，隻是他們同屬於率濱一帶的程氏家族。他們的生平資料在《率東程氏重修家譜》裏有所記載，他們都沒有獲得功名的紀錄，但參與吟社創作活動的事跡以及詩歌創作上的成就均被記於譜中。例如程積周，“字用達，又字用進，號楓墩，又好古率山人，生正統丙寅三月二十四日，偕族同誌及郡士大夫締率濱、白嶽諸吟社，所著有《楓墩漫稿》。”其他有詩集的人尚有：程廷檟，有《少山稿》；程廷進，有《雙潭稿》；程柶，有《太石山人漫稿》；程梧，有《言誌稿》；程應徵，有《賓華稿》；程序，有《雲崗膚稿》六卷。傳記最詳細的是程玘實，家譜卷六有一篇《明故處士閑庵程公行狀》，對他的生平進行了較詳細的描述：“……公行四，自少明敏，特達考器之梢，長就學，潛心經史，夙夜勤勵，誌樹功名。既而嬰目瞽，僅能鑒字畫、辨路歧，莫副初心，然猶手不釋卷，目力所及，輒終身不忘……搜奇吊古，積詩盈篋，目力雖不逮，而觸景會心，出人意表。……既與族人之群彥結為率濱吟社，又與郡博吳成美、山人程師道、汪古矜諸同誌結為中州漁社，嘉辰吉日，命席飛觴，浩興湍發，更倡迭和，浸入作者之室。郡名家泭溪程子自邑見公詩亟稱賞之，歙王十嶽、唐雲湫、潘少逸、僧惠光及休諸名流複邀公結社白嶽，公乃與之登紫霄之峰，遊洞虛之府，輕巾野服，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而壹是勢力舉不足以動其中，因又自係為紫霄山人。”這位詩人因為不幸眼睛出了毛病，不能實現博取功名的誌向，也就隻能生活在民間，但是他好學不輟，沉迷於詩歌創作，不僅自己寫詩，而且與族人以及徽州其他地方的同道結社唱和，《率濱吟社錄》收錄他的作品多達60首；他本人還有《紫霄山人詩集》。
《率濱吟社錄》既是一部家族詩社作品的彙集，同時也記錄和反映了家族文學活動的方式。其卷首的吟社“條約”對活動有詳細的規定，條約共8條，規定很具體，它要求參加詩社的人每月作詩一首，每年一次聚會，對每人所作詩歌予以定評，同時還要“同試一題”，類似於今天的詩歌比賽。此外，條約還規定了獎懲措施以及聚會方式。據程曾的《率濱程氏吟社條約序》，這個吟社“月朔必會，會必有詩，行之已三載矣”，可見它的創作活動已堅持了不短的時間。
在這些生活於民間的詩人的作品中，我們也能夠尋覓到他們以書為伴、以書為友的生活姿態。如程瞻《卜居》：
鑿石斜通徑，依山小結廬。鳥聲花塢靜，雲影竹窗虛。逸步鬆間杖，閑情榻上書。人非避世者，俗是結繩餘。
又如程玘實《春日園居》：
田園五畝香，老去倦耕鋤。臥榻雲長在，閑庭草不除。鳥呼池上樹，花落座間書。自謂幽居僻，還來長者車。
“逸步鬆間杖，閑情榻上書”這是何等的悠閑適意！“鳥呼池上樹，花落座間書”，又是何等的富有詩意！他們的詩歌活動、他們詩中所描寫的書香人生，共同展現出了書香徽州的文化圖景。
五、徽州人
無論是山水徽州還是鄉村徽州，無論是財富徽州還是書香徽州，構成真正徽州的圖景的是徽州人。是人在山水徽州享受山水之美，是人在鄉村徽州感受並參與鄉村生活，是人創造著財富徽州的財富，是人沉浸在書香徽州的書香氛圍之中。人是徽州的靈魂。因此，徽州的圖景中最不能缺少的是徽州的人，而明清文學中對徽州人的表現更為充分。
明清的小說、戲曲、詩歌、散文對徽州人都有描寫和表現。不過，它們描寫和表現得最多的還是徽州商人，這或許是因為徽商活躍於全國各地，特別引人注目；他們“好儒”的文化追求又比較讓文人感到自己的價值所在，樂於將他們作為文章的主角；他們也有銀子作為潤筆讓文人給他們撰寫墓誌銘之類的傳記。例如在白話短篇小說中，就塑造了為數不少的徽商形象。相比較而言，散文中的傳記對徽州人傳述和描寫更為集中。
明清文學中所描寫的徽州人，有著如下文化性格和文化姿態：
一是崇“德”。
徽州人遵循著儒家的文化傳統，一向把德行放在人生的首位。這一文化性格在諸多的徽商傳記中記錄得特別多。桐城派名家戴名世指出：“徽人善為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處家庭朋友多仁讓有厚德。蓋貨殖之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
綜觀明清徽商傳記，詳細描寫徽商經營活動的篇章所占的比例並不大，而幾乎每一篇都要敘及徽商的“義舉”：扶危救貧、賑災濟民、修橋補路、興建書院、設置義田等。如徽商佘育，在棄商而歸潛虯山後，花了很多的錢“於山間構潛虯書院以館四方交遊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子弟於中；又構屋數十以居其族無屋者”，有人不理解而質問他：“夫商出入風波盜賊中，遠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萬裏之外，亦難矣！宜若是費乎？”佘育“笑而不答。退謂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行也。若以為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徽商汪玄珍“嚐積米數千斛，貸與吳人，會水旱，吳人願貿產市子女以償。長公悉招諸人悉來合券，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